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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飞:回到历史情境的艰难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中华读书报 海飞 参加讨论


    
    大约是在《问题与方法》中,洪子诚老师很谦虚地说自己不会起书名,但在我看来,这两本书的书名都取得很好,简明扼要地把书的内容提炼出来,使人一望便知书的主题。
    《材料与注释》收入了洪老师近年所写的一组资料性文章,正文包括八篇,另外四篇是关于当代文学史问题的答问,表达了洪老师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研究、教学等方面的观点,与第一部分是互相印证的。这几篇材料总体来看仍属于新材料,在书中洪老师说明了这批材料的来源,大部分是1967年春为编写《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抄录的作协档案室取出的内部资料。此后虽有部分资料在研究者中流传,但范围是狭窄的。这一次集中地梳理并注释,对于学界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是有很大帮助的。
    书中并不是简单地将材料呈现,那样就只能成为一个资料集了,而是费心编排。作者围绕某一主题,将众多材料编排在一起,或是将同一个人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编排在一起,互相印证,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尽可能让材料说话,通过第一手材料来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围绕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作者引用了邵荃麟写于不同时期的两份“交代”材料,冯雪峰写于1966年8月8日的“交代”材料,还包括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写于“文革”刚发生时的“检讨”“交代”材料以及中国作协1957年9月内部编印的发言集。《张光年谈周扬》则将张光年“文革”中与“文革”后的叙述并置,这种不同时间的叙述之间的龃龉与裂缝表现得较为突出。将这些材料并置在一起并不只是为了展现十七年以至“文革”时期当时作家、批评家、官员的前后矛盾、尔虞我诈,正如作者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一文中指出的:“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同一时期大面积的作家、批评家、官员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就不能仅仅从个人品质上来解释,还需要考察“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和“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作者在这里将问题引入到更深层面的社会权力、社会制度层面的反思。
    秦兆阳的“不老实”,周扬的“两面派”,在作者看来,自然与地位、权力等有关,但其中也有着为探求事物真相而出现的犹豫、矛盾和分裂。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对于这些当事人保有更深的体谅,理解他们在特殊历史情境中艰难的抉择与他们的苦衷。这里其实是如何处理研究对象的问题。在访谈中,作者坦言回到历史情境的艰难:“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但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这让我想起程光炜老师最近的一篇发言《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其中程老师也谈到类似的观点。“道理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一到具体考证工作的操作的层面上,问题就发生了”,“作为与所叙述的‘历史’还保持着‘同步状态’的人来说,完全从叙述中挪走‘感情视角’是不现实的”。即使研究者与历史并非“同步状态”,要完全做到毫无感情、绝对客观也是不可能的。这个“度”的拿捏只能是研究者自己具体去体会,去把握。个中得失,如鱼饮水,也只有研究者自知。
    作为一个“客观”理性的研究者,作者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情、态度、立场隐藏在材料的背后,但也并不是毫无痕迹。这体现在注释的微言大义中、在其后的文章以及访谈中。洪老师对于研究对象“历史化”,始终对于简单的道德判断保持警惕,但并不是说他没有这种判断。对于原则性的道德操守,在最深处,他是有坚持的。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的最后一节“并非多余的话”,洪老师提到“所处的境遇也许相似,但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我们也不应该将这种高下的差异轻易抹平”,而在最后引用特里林的话,其意也在讽喻当下“真诚”面临的尴尬境地。
    《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篇文章很重要,作者在自序中用了整整一段话来解释要重复放置的原因,并说它也可以看作本书的“代序”。在我看来,文章所表述的很多东西是作者的“坚硬的内核”。作者很坦然地面对自己“文革”中的历史,能够想见在其本人其实是不易的,对于参与过的批判直书其事。虽然作者强调“不想去抽象谈论记忆的性质,也不想放到伦理的层面讨论”,但我仍然觉得这是极其重要的不能回避的评判。也正是在这里,你能体会到作者面对历史的那份真诚的焦灼的心。倘若自己的历史都不能直面,研究者又谈何去“历史化”研究对象呢?在这里,洪老师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剖析,以身作则,为研究者们作了示范,不能不令人敬仰赞许。
    回到书名,材料与注释,强调材料的重要性。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在访谈中,洪老师指出当下文学史研究中,“理论崇拜在我们这里还是很强大。有时候,教学、学术研究不是从事实本身,从复杂的材料入手来提出问题,重视考察、研究的对象自身的丰富复杂经验,而是引用某种权威理论作为大前提,然后搜索、列举几个事例加以论证。这样,历史事实、情境被肢解了,失去原来那种丰富性,遗漏了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对象本身内部的差异、细节成为一种填充物。”这个问题在学界较为突出,对于理论的过分崇拜,对于材料的轻视的倾向已非一日,希望这个倾向有所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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