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文学让零散的、角落中的碎片有了光
    1254年，法国方济各会教士鲁布鲁克抵达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见到蒙古大汗蒙哥。在蒙哥接见他的宫廷中，鲁布鲁克看到一棵结满银子果实、树下四头狮子口中流出芬芳马奶的银树。鲁布鲁克记下制造者的名字，是一个来自法国巴黎的、云游四方的金匠，名叫布谢。
    1601年1月，利玛窦在天津羁留了五个多月之后，接到万历皇帝的诏旨，命令他启程赴京朝贡。在利玛窦的贡品清单中，有“自鸣报时钟两座”。自鸣钟一大一小，1601年1月25日，小钟发出声响，万历皇帝满心欢喜。
    这些关于“奇技淫巧”的流通、关于外国使徒在中国的遭遇、关于两种文明的第一次正面相逢、关于其中包含的诸多想象、猜测以及由此带来的误解，关于观看与被观看以及其中暗藏的视觉政治，都包含在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中。
    仿佛若有光
    《青鸟故事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写于九十年代末期。2000年这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名字叫《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从龙涎香到玫瑰，从布谢做的银树到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从盖略特·伯来拉在桂林观察到的鱼鹰到马戛尔尼使团眼中的三寸金莲，李敬泽穿行于茫茫史料之中，像一个甘于寂寞却乐在其中的打捞者，独自站在岸边，耐心等待一个个故事在历经冲刷之后，慢慢浮出水面。接着他像一个匠人，以语言为工具，小心翼翼但又汪洋恣肆的把一段段历史上的遭遇，嵌入一座巨大的迷宫之中。这座迷宫，是由看来看去的交错视线构成的。这里没有纯粹的反射，也不存在完全对称的镜像，而是充满了折射、散射以及由此带来的扭曲和形变。在视线交错而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上，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件件实在的物。
    书中有不远万里、不辞辛劳来华的传教士，有不知为何流落到福建海岸的印度水手，有16世纪大明王朝的囚犯——从福建途经江西、广东，一路被流放到桂林的葡萄牙人，也有手舞足蹈地从事翻译工作沟通两国文化的通士，也叫耳朵。他们长期处于历史的阴影之中，即使偶尔被注意到也是被一笔带过。李敬泽看过很多史料之后，发现这些顺带一笔的、经常被忽视的、有时候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面目极为模糊的人，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他们有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他们的背影渐渐浮现出来。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不光是人，对于物的关注和体察，也是《青鸟故事集》极为突出的特点。李敬泽的父母都从事考古工作，一直和物打交道。也许正是这样的家庭氛围，培养了他对于物的持久凝视的耐心。1994年夏天，当李敬泽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读到法国年鉴派史学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作品时，他意识到无数无名的个体及其衣食住行的重要性。在李敬泽看来，文学意义上的物特别有趣。这关乎物的命运和流转，关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关乎人赋予物的意义，关乎人对于物的命名。“与物相关的经验是人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经验。它有时候不被特别关注，但人和物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甚至是人与自然与天地的一个根本的最佳的反映和表达。”
    不论是西域使者带来的那种经久不散溢满长安的香，还是利玛窦排除万难奉上的风靡欧洲的机械玩具自鸣钟，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舶来品。在李敬泽眼里，舶来之物绝非仅仅是物，它们每一个都自带着想象的光晕。这种光晕附着在物上，继续蔓延，一直蔓延到文本中，被记录、被传播、被持续地想象。说到底，“是这个想象在膨胀，在蔓延，在自己生长”。
    当然，文学也善于营造光晕。李敬泽回忆，九十年代末期关于中外交流的历史、或者是传教士的研究，起码在文学领域是小众的。但这一直是他的知识兴趣。李敬泽虽然总是被称为评论家，但自认为最主要的身份其实是个“无所事事“的读者，全凭兴趣，尤其热爱无用的知识。“对我来说，学问一开始就搞‘杂’了，我有很多偏僻的兴趣。比如这本书里涉及到的器物的历史，中外交流交往的历史，我始终是很有兴趣的，也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在文学上，这种知识趣味所带来的，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当你看世界的时候，看历史的时候，那些朦胧的、被遮蔽的、处在阴影里的、在浩瀚的书页里只是无关紧要的小小角落里的东西，本来是零散的。你注视它，给它一个秩序，一个条理，使得它忽然产生光芒。它本来是一个无意义的碎片，但是你让它有了光，我觉得这在文学上也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
    这种文学意义上的光晕，和历史学科里兴起的微观生活史赋予人物的光晕并不相同。历史研究需要的是实打实的史料，容不得太多的发挥和想象。而李敬泽在《青鸟故事集》的跋中已做了声明：“这肯定不是学术作品，我从未想过遵循任何学术规范。恰恰相反，它最终是一部幻想性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展现，就像两千年前干涸的一颗荷花种子在此时抽芽、生长。”
    观看、全球化以及霸权
    李敬泽把自己的写作定义为在知识材料基础上的文学文本，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给予自己和材料中的人物充分的自由。“有很多事情是一定要诉诸想象的。比如里头写盖略特·伯来拉看鱼鹰。他是一个葡萄牙人，被抓起来后送到桂林，在桂林碰到了鱼鹰。我们知道的仅仅就是这么一点事，但我们完全可以进入他的世界观、进入他的眼光。一个十五世纪嘉靖年间的葡萄牙人，他对世界的眼光是从欧洲来的，当时欧洲也不咋地，脏乱差。他带着那样的眼光看中国，看到了什么？是怎么看的？这本身就极有意思，这个眼光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奇观性。当人面对一个完全异质的世界时，他的眼睛看到什么，这不是个物理现象，不是个光学现象，这一定是包含着想象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一定包含大量的误解。但也正是在这种误解中，我们获得知识，也有所创造。有时候创造就是误解出来的。当然这其中也有大量的悖谬，大量的可笑，甚至是悲剧性的结果。”
    这样的想象及其包含的误解，在李敬泽看来，至今仍是十分重要的主题。它不光是历史，还是现实，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的正在进行中的现实。如今中国被前所未有的卷入全球化进程，甚至已经成为主导力量。当中国的东西卖到世界各地，当中国的桥和路修到全世界的时候，这绝不仅仅是个经济进程，这必定是个文化进程，是一个中国与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劈面相逢，去交流，去打交道的过程。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个很好玩儿的过程。但在实际的运行中，这是个充满了风险、挑战同时也充满了创造性机会的过程。从传统上看，中国文明伟大的创造性常常发生在和异质经验的碰撞中，在这种碰撞中通过误解和理解实现新的创造，包括新的语言，新的感受世界和认识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绝不简单的是一个翻译问题，一个获取关于对方的知识的问题，而是理解问题。理解对方一定也是打开自己的过程，如果自己是一个封闭状态，实际上是无法让对方敞开的。
    但与此同时，李敬泽也认为，如今的全球化当中包含着一种西方霸权的危险，这和《青鸟故事集》里涉及到的观看政治相差不大。“伴随着市场在全球扩展的是西方文化不断把其他文化他者化和对象化的过程。观看包含着权力政治，中国是被观看的，被分类的，被安排在一个新的西方世界图景里。因此当184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被看的经验，是别人在看我们。有的场面是极具象征性的，比如最早的摄影术传到中国，是一个传教士拿着照相机来拍中国人的形象。这不是一个物理意义的观看，这里包含着视觉政治，包含着意识形态。这个过程曾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直至今日，李敬泽觉得西方在文化上的霸权和普遍主义，远比在电视机上、电脑上、手机上的霸权更为牢固。“这种霸权的厉害之处在于在现代性进程中，它并非是外在的，而是已经内化到我们身上。我们的脑子是按照普遍主义的标准来看待世界、乃至于看待自身。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正在开始成为全球化中的主动者。一个被动者变主动者的过程当然伴随着极大的冲突，但也会有极大的创造性。这个文化过程何以发生？我们在这个文化过程中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又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这是现在的重大课题。这里既有一个观看别人的问题，实际上也有怎么认识自己的问题。”
    当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大规模全球化经验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在哪里？我们何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而非西方文化衍生和附属的对象，一个他者？这其实是对我们文化的一个极大的考验。
    李敬泽认为没有什么简便易行的、灵丹妙药式的方法。东方主义或者西方主义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主体既牢固地扎根在传统当中，又在现代经验当中。这个现代经验包括1840年之后复杂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自身的历史经验。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大树得在万木葱荣的地方长出来
    如今回看自己十六年前的作品，李敬泽在跋中写道：“十六年后，重读当日写下的那些故事，觉得这仍是我现在想写的，也是现在写得出的。”很多人读《青鸟故事集》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不适感。究其原因，是一种无法将其进行归类进而产生的惶恐慌乱。这究竟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是散文还是小说？为何纸张翻页之间，早就跨越了几个大洲？为何句读之间，常常已过千年？
    对此，李敬泽笑称：“某种程度上讲，我现在写的更不规矩。”李敬泽认为，中国伟大的“文”的传统，在当下尤其值得大家体会。所谓的文体分类和规范是现代构建的产物，这其中包含着极为复杂的过程。这既是从传统中来的，也是和现代印刷出版体制有关。“大规模的出版需要做划分，这不仅是个文学创作的问题，而是从创作到生产再到流通的、建立在大规模印刷时代的一种体制。在西方基本上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产物，而在中国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的。这个体制反向也要求着作者，规训着写作。但这种建构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所松动，在这个时代，互联网下的书写行为和实践可以变得更为宽阔和自由。”
    如今互联网下的信息传播和书写是否仅仅是一种泡沫，在众生喧嚣之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李敬泽对此并不忧虑。“一个时代很可能很热闹，但是热闹之后，留不下什么真正的果实，这是很正常的文化生态。”自媒体很闹腾，但真正从这里意识到艺术上和创作上的可能性并且把它完整地塑造出来，恐怕需要大作家、大艺术家来做。艺术家或者作家也许会从巨大的喧闹声中获取力量，获取启示，甚至目睹一个新的可能性的出现。“文化是个大自然。什么叫大自然？就是野山上什么都有，可能有一棵很高的大树。你要是把草给拔了，把灌木砍了，等着大树出来，大树出不来。大树一定得在万木葱荣的地方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