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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和成长:人与树的故事 ——读张者《山前该有一棵树》

http://www.newdu.com 2022-12-05 文学报 谢志强 参加讨论

    胡杨树,506,胜利渠。这是张者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中的三个独特地标。他写了人与树——一群小孩和一棵树的故事。
    《山前该有一棵树》,叙述的人称和时间的处理颇有意味。由第一人称的复数——“我们”和现在时(“这时”,“第二周的星期三”等)展开和叙述,其中时有跃出,出现“我”的具体介入,但又很快恢复到“我们”,仿佛个体消失在群体的“我们”之中,故事展开到一半篇幅的时候——游泳课同学们沉浸在水中,突然,一转,仿佛那渠水,是岁月的流逝,点出“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去游泳池游泳”的习惯。于是,现在时变为过去时,随后,时而出现“长大后”,直至胡老师之死后的“多年之后”,是以现在时的“我”写过去时的“我们”,而现在时又是过去的未来时,这意味着“我们”的成长,“我”的成熟。故事以此行进,个体的“我”回忆集体的“我们”那段寻找拯救一棵胡杨树的故事。怀念一位老师,怀念一棵胡杨树,并且将两者统为一个生命的意象,虽死犹生。
    寸草不生的裸山,更别说有树。胡老师却让学生无中生有,布置的作文是写树,就像当今的小说,没事怎么写——没有一棵树,怎么写树?这样“我们”望窗外的裸山喊:山前该有一棵树。此话,如创世神话。无与有、空与实,生与死、得与失。一棵胡杨树的移入,展开了这一系列关系。结尾回归到无、空、死,一个轮回,其间已有了别样的精神。这是一个“我们”成长的故事,蕴含悲悯之心,敬畏之心。
    小说中的补鞋匠巴哈提,“巴哈提”是幸福的意思,而生活中他相当艰辛。由此,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新疆的民歌,相当多唱的是现实中的缺失,表达一种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将荒漠开垦为绿洲,是张者和我的父辈实践的结果,小孩也继承了这种精神:无中生有——山前该有一棵树。现实缺失什么,文学就补充什么,这就是文学的时代精神。那片神奇的土地,最突出的关系是人与环境,《山前该有一棵树》集中表现在人与树的关系,进而,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惯。几十年后的“我”,在游泳池中还习惯先喝几口水,却拉肚子了。那是在胜利渠游泳喝水的习惯。张者不经意地逸开一笔,形成习惯带来的错位。
    小说的主题,是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拯救一棵胡杨树,结果是没救活,这就是小说,救活了,则是故事。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就在于此。不过,一块飞石击死胡老师,就转入了故事层面(故事讲究意外事故)。而此前胡老师带领“我们”寻找、拯救一棵胡杨树,保持着小说的纯真质地。
    读了此作,那棵胡杨树仿佛活了,在脑海里跑来跑去地移动,好像寻找扎根的地方。想象原始胡杨林中央,该有一棵粗壮的胡杨树,像在涝坝里丢一块石头,一圈圈涟漪扩展开来,胡杨树的气根冒出沙地,长出树苗,一圈一圈一群一群生长开来。要用多少个世纪才能长成原始胡杨林?我们仅敢暂停在它们的“边边”,那时,我们感到了人类的渺小和脆弱。
    篇名是此作的文眼。与其说“山前该有一棵树”,倒不如说山前该活着一位老师。同为“移植”,胡老师从内地的大学“移植”到天山的一所小学当老师,他活在“我们”的心中。以树喻人,以树育人。
    结尾的处理往往显示一个作家的精神能量和小说观念。
    “一块碗口大的飞石击穿教室屋顶,直击胡老师的头部,胡老师死在讲台上。”结尾部分,写胡老师之死。现实中真实的死亡事故,转化为文学中的故事,处理不妥容易失真。而且,要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
    由一块飞石联想到一只小白羊。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作家写到五分之三的部分,一只小白羊突然闯入小说,于是,门罗补叙小白羊存在的合理性。小白羊的闯入和女主人公的逃离,形成了一种隐喻和启示,使一个落俗套的逃离(故事总是难免有模式)有了新意和灵气。门罗为此得意,因为,小白羊不在构思的范围之内。其实,张者在小说开头已有了伏笔:开山的炮声中,飞石砸在教室的屋顶,已为结尾的飞石预示了合理的情节逻辑。
    契诃夫阐述戏剧观:“如果在第一幕里边,写墙上挂着一把枪的话,那么在后边一定要放枪,要不你这把枪就不必挂在这儿。”但是,契诃夫在小说里则常常不开枪——不了了之,或轻轻放下。这涉及到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变化,颠覆读者的期望:有枪不响,甚至是没有实物的枪。我读到了那块“碗口大的飞石”,穿过屋顶,不偏不倚,砸死胡老师,惋惜之余,我阅读的理性起了作用:巧合的戏剧性出现了,那是作家设计的一块飞来石。
    这种戏剧化还落在葬地:胡老师葬入胜利渠边那个移出胡杨的坑,进而,“胡老师的孤坟边真长出了一棵胡杨树”。学生围在树下(树长得那么快吗?),背诵那段《诗经》,调动所有的细节,并且环环相套,还用力发挥诗意的抒情——渲染升华胡杨树的意象:向死而生(那关于树像什么的一组并列句)。这跟前边的简约、克制的客观叙述形成反差。此为“枪响”一种:强化悲剧的效果,树之死和人之亡融合,聚焦在一个点,填补了那个坑的空。“我”吸收了童年时的诗歌营养,当年以诗歌鼓励一棵胡杨树,现今以诗情缅怀一位老师。可谓诗情飞扬。这是“重重地放下”的写法。
    作家的写作,可归结为怎么看,怎么写?即作家以什么视角(观念)观察世界,又以什么方式表达世界?其结果有两种形态(也是概括世界的方法):戏剧化,碎片化。前者为有戏有事,后者为没戏没事。当代小说作家面临的难题:没戏没事怎么表达?
    当代世界短篇小说,契诃夫是一种强劲的传统,爱丽丝·门罗、雷蒙德·卡佛等经典作家强化了这一脉,没甚“大事”,却写得惊心动魄。卡佛说过,当一个作家对世界有了独特的发现,那么,就成功了一半,而另一半就是表达。卡佛讲究人物“内在的紧张”。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没有树,移来树,写作文,关心树。胡老师带领一群小学生寻找、拯救一棵树,是在日常生活中展开人物的“内在的紧张”。叙述简约、朴素、有趣,没有戏剧化的刻意。但是,结尾处突然一块飞石的反转,情节转入戏剧性。关键是:人与树的“内在紧张”——关怀树的生长也是人物自身的成长,那么朴实而自然地展开,到了结尾,一块精准的飞石,却是外在的情节。小说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我在看到外在的巧合的戏剧性死亡之外,更愿意琢磨死亡的文学价值和意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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