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文学批评与时代精神探索 张惠娟：黄老师，您好！研究张承志是您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您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张承志切入新时期文学文化批判的流变，以此透视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主体性论争、1993年至1995年的人文精神讨论等时代命题，后来又不断有成果发表，还出版了专著《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这段研究经历对您是否有着特别的意义呢？ 黄发有：我本科主修经济学，但不务正业，当时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文史类的理论著作，考研时自学了中文系的主干课程。与本科主修中国语言文学的同行相比，我感觉自己在专业基础知识方面难免有欠缺。以张承志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出发点就是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补齐短板。刚开始选题时，我曾计划研究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批判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和思考后，意识到一上手就做宏观把握的题目，容易踩空，只有经过扎实的个案研究的操练，宏观把握才能落到实处。而且，我弃商从文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理想主义的精神牵引。张承志的诗人气质及其理想情怀引发我的内在共鸣。当时的人文精神讨论，也使张承志成为一个话题人物。研究张承志的学术经历给我留下两点深刻体会：一是在选题时要选择那些能够激发我们学术热情与创造活力的研究对象，这样才能有梦不觉夜长，废寝忘食，为一点小小的发现而兴奋不已，自得其乐；二是要跟研究对象保持距离，避免以粉丝心态开展研究。我们既要肯定作家的发现与创造，理解作家的难处与苦衷，也要敢于跟作家进行平等对话，批判性地审视作家的局限与误区。 博士期间，我的研究对象是1990年代小说，在文本细读与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态势进行总体把握，对艺术与文化等方面的得失进行独立评判。从个案研究入手，在有一定积累的基础上由点及面，我认为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种比较可靠的选择。 张惠娟：2017年，您发表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思考》，文中主张当代文学批评应当注意三点：一是将批评对象放在文学史视野中进行价值评估，二是把审美分析与文化研究有机地融合起来，三是注意接受美学与创造美学的双向互动。这应该是您对之前从事文学批评的经验总结，能谈谈您是如何在作家、作品评论中逐渐去探索、形成这些方法论的吗？还想听听您对文本细读的看法。因为我看您早些年的作家作品研究涉及范围很广，除了张承志，您还写过丰子恺、林海音、莫言、张炜、余华、叶兆言、朱文、白先勇等作家的专题讨论，也对海外华裔作家多有关注。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各有轩轾，您是如何在阅读中做到准确把握各个研究对象的个性和特色的呢？ 黄发有：对于文学批评来说，首先必须认真阅读作品。经常有学生问我如何把握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因为总觉得想说的话别人都已经说了，我说你是不是先看别人怎么说的然后才阅读作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承认了。目前大学中文系或文学院开设的文学史课程，老师重点讲述的都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及其文学史位置，大多数学生都是没读过作品就先知道作品的各种评价意见。我大学本科不读中文系，但旁听过一些中文系课程，知道1980年代的中文系会开设文学作品选读课程，现在基本不开设这类课程了。还没读作品就知道别人怎么评判这部作品，那么，当你自己阅读作品时，很容易被别人的观点牵着走，自身的审美感觉系统就难免被移植，也很难提升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最重要的，自己会处于不自信的状态，总是担心自己的观点浅薄，时间长了就很容易人云亦云，很难有独特的发现。我开设的一门本科生选修课，每年都会选出十部当年的新作，让选课学生从中选择一部撰写评论并进行课堂展示，要求是先看作品，有了基本判断后再参考那些已经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评论文章。每年到学期结束时，我总能有一些惊喜，有一两篇文章的角度和视野别开生面，我真是没想到可以这样写，有些文章有瑕疵也有优点，碎金闪耀。我跟一些选课同学交流，他们说先看作品，整理自己的思路后再看别人的评论，就能发现一些名家文章的不足，尤其是那些和作家关系很近的评论家写的文字。说白了，做文学评论必须有理论支撑，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会说自己的话。如果不会说自己的话，再多的理论与方法都不管用。 张惠娟：我注意到您的文学批评也有很强的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对时代精神、情感、文化的把脉和穿透，是您文学批评的基本主题。您在《文化民族主义与新时期文学》《审美理想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虚伪的个人与迷惘的代群》《写物主义：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叙事情感》《日常叙事：九十年代小说的潜性主调》《抒情的衰变——论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情感历程》等成果中都提出过一些很深广的问题，即使对文体、叙事、修辞以及文学传播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都会对其背后的精神、情感问题有所揭示。想请您谈一谈如何理解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黄发有：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差别，就是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的“同时代性”，这使得文学批评包含一种“共同渡过”的现场感。局中人的思考也可能存在“当局者迷”的偏颇，但在时代潮流中摸索前行的过程，本身就有独特的意义，具有介入现实进程的实践功能。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各种随波逐流的现象，但也有人不愿意被外力摆布，试图找到人生与文学的自主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影响、塑造乃至引领时代，即使这种努力遇到挫折或失败，我认为也比那种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与“事后高明”要更有建设性，也更值得我们尊重。与时代对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镜自照，文学主体应当从时代的趋势中看到被时代包围的自我的局限，在爱与痛中寻找自我的意义。 二 文学传媒和文学史料研究中的文学史微观察 张惠娟：您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就注意到了文学期刊、图书出版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并做了初步探索，之后陆续在《媒体制造》《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等著作中增补、修改和完善，不断调整论述结构和逻辑框架，书越写越厚，涉及面越来越广，现在还开始了当代文学传媒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可以结合您的阅读史谈一谈哪些理论或者知识对您不断地反思和调整研究路径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吗？ 黄发有：我读高中时就对新闻传播学感兴趣，读过王韬、梁启超、黄远生、邵飘萍、邹韬奋、威廉·拉塞尔等人的传记，当然认识比较浅薄。那时读书有看热闹的倾向，曾经打算报考大学新闻系，后来阴差阳错，被经济系录取。本科毕业之后，我集中花了一段时间自学大学新闻系的主干课程，还想过报考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在写作博士论文过程当中，我发现忽略媒体因素，已经很难说清楚1990年代小说的来龙去脉。以此为起点，我花了十余年的时间研究当代文学传媒的发展进程。在研究文学传媒的过程中，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都给我很多有益的启示。阅读布迪厄、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沃尔特·翁、本雅明、费瑟斯通、波德里亚、罗伯特·达恩顿的著作，开阔了我的视野，拓宽了我的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深入挖掘第一手史料，系统阅读原报原刊和周边史料，贴近文学现场，从问题出发，这样才能避免生硬的理论拼贴。最近几年，看到一些研究当代文学期刊的学位论文，连原刊都没看全，就敢下判断。还有，在个别年轻学人的论著中，常常会看到一些格格不入的引文，就像天外来客，一是所牵涉的学科跟论文研究的内容离得有点远，二是显得突兀，就像割韭菜割到了一根枣刺。现在电子搜索越来越便捷，我们应当避免找到什么就拼贴什么，跨学科的前提是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机融合起来，而不是玩拼贴游戏。 张惠娟：您在《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后记中提到，2009年至2010年在哈佛大学访学的经历，给您的文学传媒研究带来了诸多启示。这些年您在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中有着较为开阔的理论视野，是否与您的这次学术交流经历有关？ 黄发有：在哈佛访学的一年没有硬性的任务，除了选听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可以集中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媒介研究尤其是新媒介研究，没法回避外来的理论资源。在哈佛主图书馆韦德纳图书馆地下的一个藏书室，藏的全都是和新媒介研究有关的图书，尤其是媒介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带给我不少启示。有一段时间我还想组织一套新媒介理论译丛，选收的书目大都是从那段时间翻阅的著作中遴选，后来感觉很难找到合适的译者，只能不了了之。燕京图书馆藏了不少价值很高的中国古籍，中国现当代方面的藏书多为常规资料，稀见的蒋廷黻资料、杨联陞日记等资料跟文学研究没什么直接关系，我还在哈佛其他的图书馆看到瑞恰慈的书信，吴宓硕士论文的打字稿上有白璧德的批阅意见。有趣的是，这段乱翻书的日子使我更加重视史料研究，一方面哈佛大大小小图书馆都很重视收藏书信、日记、手稿，这一点让我觉得意外；另一方面理论固然重要，但看了一些海外年轻学人的博士论文，意识到如果没有扎实的史料根基，纯粹靠理论推演很难立起来，甚至容易犯常识性错误，张冠李戴，因为他们借助的新潮理论往往来自文化研究、社会学、传播学、哲学、生态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缺乏原生性与原创性，有点“二道贩子”的意味。美国大学东亚系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博士论文中，拼盘式的结构比较流行，也就是两三章研究文学、两三章研究电影、一章研究广告或建筑、一章研究行为艺术。这样的结构难免凌乱，逻辑很难有一致性，引入的史料很像补丁。当然，这样的结构也有好处，说明作者的视野比较开阔，成为教师后可以开设多方面的课程，在美国大学的东亚系中容易找到工作。另外，前些年我多次去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交流，也听到、看到一些有启发性的东西，中国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有林海音等作家的部分手稿，东海大学图书馆藏有张学良捐赠的一大批藏书。在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很容易查到南洋地区华人研究、华文文学研究的各种资料。做人文学科研究，时间长了容易形成惯性和套路，要经常出去看一看，走一走，我以为学术交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思想撞击下反思自我，开拓视野。 张惠娟：您的当代文学传媒史料研究很有特点，尤其是个案研究，基本都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选取某一个角度切入，然后以小见大，连点成面，使庞杂、成堆的史料“立”起来、“活”起来，并最终引向一个文学史的具体问题，最后呈现出来的成果都是材料丰富，立意构思出其不意，有着深刻的洞见，行文又不失精巧，论述简洁、精练、有力。您的期刊个案研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发表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的《文学风尚与时代文体——〈人民文学〉（1949-1966）头条的统计分析》。我也注意到，您在写作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材料搜集、统计、整理工作，阅读此文，能够深切感受到您在史料研究中的艰辛、耐心和细心。类似的个案研究还有《〈文艺报〉试刊与第一次文代会》《“真实”的背面——评析〈小说月报〉（1980-2001）兼及“选刊现象”》等。除了对个别期刊的研究，您还从退稿信、约稿信、会议简报、作家学习资料等史料进入某一文学现象、文学事件，如《作家培养的“文艺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稀见史料（1980—1982）综合研究》《作家课堂里的俄苏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油印史料的文学史考察》《书信里的文学期刊史迹》《当代文学的接续与更新——基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的文学史考察》等。您平时也经常提醒我们注意琐碎的历史材料，从细节处去发现问题。我们如何做到从材料出发，但又不被材料牵着走，避免空泛的现象描述与草率的价值判断，做出“真问题”？ 黄发有：进行史料挖掘与史料整理，我认为应当从局部开始。如果先有一个预设的整体框架，然后按图索骥去搜集史料，这样很难有新的发现，因为你所做的史料工作只是为了印证预设的框架。我之所以会对史料产生兴趣，正是透过碎片化的史料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或很有趣的问题，顺藤摸瓜，连点成线。史料研究比较繁琐，很难一上手就跑马圈地，只能先从小的切口进入，练好基本功后再慢慢拓展。我觉得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工作就像打井，一口井出水后再挖另一口井，有一天这些井连通之后，我们就很可能发现一些长期被忽略或被遮蔽的重要问题，甚至修正一些习以为常的文学史论断，也就是以碎立通。史料研究要摆脱先入为主的成见或偏见，但史料研究必须有问题意识，不是盲目地撒大网，这就像勘探队员找矿，他们选定的勘探点和勘探线必须具备成矿条件。 张惠娟：您在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方面，近年来规划和出版了一些重量级的成果。如《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史料卷》（2014年出版）、3卷本《新中国文学稀见史料与研究》（导言《论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开掘的意义与方法》发表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还有即将出版的45卷本《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总序《史料多元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相互参证》发表于《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从当代文学期刊、史料的个案研究到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您的文学传媒史料研究之路越走越宽。您觉得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在方法上与现代文学史料有什么不同？当代文学传媒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和局限？ 黄发有：当代文学研究包括两大板块——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这两块都很重要，文学评论面对文学现场发言，文学评论是文学史的草稿。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文学现场变成历史场景，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也就提上了日程。经常有学者提到文学研究领域的“鄙视链”，也就是搞古代文学的看不起搞现代文学的，搞现代文学的看不起搞当代文学的。这种“鄙视”当然是一种偏见，但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而言，也应该有所反思，那就是当代文学研究不能太随意，必须有标准和规则。实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扎实的史料工作是前提，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自己这些年在史料整理和研究方面花了很多时间，也没有具体目标，说白了就是因为喜欢。我花了很多钱买各种材料，有藏书票、地方志、族谱、书信、稿费单据和各种油印材料，杂七杂八，最多的时候一年花了十几万，有几个月生活费都不够了，只好动用储蓄。在2008年前后的南京，十万元足够支付外围城区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的首付。后来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用买房的钱买了一堆废纸，我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过了那段魔怔期后，买材料时不再那么冲动，还有就是觉得浪费了不少钱，不写点东西于心有愧。当代文学史料跟现代文学史料相比，史料形态更加多样化，尤其是网络媒介的出现，使得史料研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数据库的出现使得史料获取更为便捷，但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在“无纸化”的潮流中，大批纸质材料被销毁。邮件、博客、微信、微博取代书信和日记后，这些电子信息很容易流失，如何固定有价值的信息成为新的考验。跟纸质材料相比，电子信息更容易作伪。就当代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而言，首要任务是抢救那些即将灰飞烟灭的材料，其次是根据史料进行深入研究。 张惠娟：1990年代，随着文学“触电”，报纸文艺副刊和文学期刊在文学与市场之间徘徊，都通过涉足网络文学来尝试突围。报纸文艺副刊尝试报网融合，文学期刊不断掀起触网浪潮，但转型路上的曲折和尴尬也是显而易见的。媒介转型也给文学传播和接受研究带来了新挑战，很多研究者都表达出对纸质媒介消失的隐忧。您认为我们该如何调整研究的姿态、方法和策略呢？ 黄发有：不同时代的媒体和文学都会有流行的风尚，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旧媒体依然有其不应当被忽视的学术价值。在我看来，纸媒的边缘化是不可逆的趋势，却并不意味着纸媒很快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它们借助媒介融合的方式，扬长避短，依然能够找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让老树开出新花。至于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如何突围，成功的各有各的招，一家刊物能走通的路，对另一家刊物来说可能是穷途，关键是要有自身的特色，没有人能够开出包治百病的药方。 最近几年，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者变得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报纸出版的频率特别高，日报晚报几乎每天都出，要收齐一个阶段的某一份旧报纸，难度特别大；另一方面，文艺副刊在报纸里面，又不是它的主体，厚厚的一沓报纸中文艺副刊只有一两个版面。21世纪以来，有不少报纸把副刊砍掉了，刮起了“减副”风，还有一些报纸干脆停刊了，纸媒不时兴了。但是报纸也曾经是新媒体和主流媒体，报纸文艺副刊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其副刊，在当代文学史上对文艺政策和文艺潮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史研究既要关注新趋势，更要研究文学的发展脉络与传承机制。如果谁不当红了就忽略谁，那文学史就成了追星史。我们看1980年代当代文学的评论与文学史著述，如果留意一下其注释，会发现源自报纸的引文非常多，但这些年的同类著述，来自报纸的引文越来越少。还原历史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如果研究者无视报纸副刊，这样就会导致史料视野的缺损，结论难免会出现偏差。放大了说，忽视纸质媒介，我们很难搞清楚文明、文化、文学的来处。 张惠娟：您对网络文学关注较早，也倾注了很多心力。2000年，您就主编过一套“读网时代丛书”，2010年之后您陆续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2020年，您还主编了一套“网络文学前沿探索丛书”，其中收录了您的《网络文学内外》。您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说，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及时向学术界推介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动态呈现具有探索意义的学术轨迹”。您也希望这套丛书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持续出版。想请您谈谈规划出版这套丛书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另外，您觉得网络文学和网络文学评论在最近20年间有什么变化呢？ 黄发有：网络文学刚刚出现时，文学研究界不少人嗤之以鼻。我以为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网络媒介和网络文学，大多数媒体刚刚出现时都遭到过抵制，并被批评传播通俗乃至庸俗的信息。近年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创作样态越来越丰富，网络文学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主编“网络文学前沿探索丛书”和“中国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年选”，我当然希望借此推动网络文学研究的深化与持续拓展。目前网络文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以静态研究考察动态对象，以概念移植脱离具体语境，以封闭视野剪裁跨界景观。网络文学研究要实现突破与超越，我以为要做好以下三点，即立足现场的历史评价，扎根本土的学术创新，学科融通的跨界研究。最近几年，对网络文学研究感兴趣的年轻学人越来越多。2020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21届学术年会上，与网络文学有关的论文达到四十余篇，作者大都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学者，新生力量的涌入会给这个研究领域带来激情与活力。“网络文学前沿探索丛书”第二辑的六本书近期会陆续出版，其中收入了两位年轻学者的著作。如果能够坚持出版下去，我愿意推介更多年轻人的新成果。青年是网络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研究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能够为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注入创新驱动力，带来新的可能性。随着网络文学的主流化、精品化，纸面文学与网络文学的相互渗透、相互触动乃大势所趋。 三 在还原历史与观照当下之间构筑动态文学史 张惠娟：我注意到“活力”和“发现”一直是您学术研究中的关键词，“活力”意味着“动”，意味着“杂”；“发现”意味着“再认识”和“再加工”，意味着“求新”。您还提出过“边缘的活力”“活力在于发现”“批评就是发现”等观点，您自己是如何理解这两个关键词的呢？ 黄发有：丰富性与多样性是文学发展的活力之源。不少研究者都曾经对纯文学推崇备至，但是文学太纯了，一点杂质都没有了，就失了烟火气，容易不接地气，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游戏。不同因素的相互撞击，不同文学理念的深入对话，都有利于推动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以迷恋形式的先锋文学为例，这一思潮也不是内生的，而是中西文学互动的结晶。就文学而言，有经典和大师，但其地位的确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价值并不是不言自明的，需要被照亮，被发现。编辑发现有潜力的文学新人，评论家发现被忽略的好作品，文学史家发现历史烟云中的失踪者，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发现。就发现而言，我并不看重所谓的结果，我更看重的是发现过程。正是通过发现过程，我们建构自己的独立性。主体在发现有价值的文学存在的过程中，也是对自主性的一种唤醒。如果缺少了多元的发现之眼，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就难以得到彰显，容易被遮蔽和抑制。 张惠娟：从当代文学批评到当代文学传媒、史料研究，您关注的话题都比较前沿，一直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的研究姿态。这些年大规模开展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时候，您也没有忽视对当下文学新作品、新思潮、新现象、新势力的关注，您的研究在过去和当下之间自由驰骋，既能在史料翻检中观照过去，又能赶上“时髦”。想听听您是如何在还原历史与观照当下之间协调和平衡的？或者说您认为这两种研究路向之间有什么同振互促的关联？ 黄发有：我的博士论文研究1990年代小说，写作期间细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小说作品，粗读的作品数量更大，此后两三年心有余悸，有一种读伤了的感觉。博士毕业以后，我继续写一些评论文章，但研究重点有所转移，文学新作的阅读量明显下降，更多时间用在史料阅读与整理上。我们研究当代文学史，不管是偏重文学评论还是偏重文学史研究，都必须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新进展有所了解，否则，就搞不清当代文学从哪儿来，也无法把握当代文学往哪儿去。说实话，这些年我兼职做的一些文学工作，对我进一步理解当代文学有重要帮助。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从2006年到2016年，我为《扬子江评论》做组稿和审稿工作，这使我加深了对文学期刊编辑流程和文化功能的认识，对我研究文学传媒有明显的助益。《扬子江评论》曾经开设的“名刊观察”与“名编视野”等栏目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文章作者、“名编”的交流开拓了我的视野。2018年以来，在山东省作家协会的工作经历让我对文学制度有了感性的把握。如果仅仅依靠公开的书面材料，研究者对文学媒介、文学会议、文学评奖、文学制度、文学政策等实践性较强的研究领域的探讨，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甚至表现出主观臆测的倾向。最近几年，因为经常参加各种文学评审和文学活动，对基层作家的生存状况和基层文学的发展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以前对当代文学的阅读处于偏食状态，选择的往往是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作品，近年对当代文学的接触面更广一些，也促使我反思自己的文学趣味与文学观念。评论家和文学史家适当参加各种形式的文学实践，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些活动会帮助我们走出封闭的象牙塔，打破思维定势。 张惠娟：您是从文学批评开始走入当代文学研究的，2006年出版的《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应该是集结了您早些年在当代文学批评方面的思考，在书的“导言”部分您说自己的研究趣味是“穿越于史论与批评之间”，您还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您的文学史观算得上是“中庸的‘结合论’”，在具体的阐释中还提出了结合史料发掘、文学传播与接受等外部研究的看法。现在您已经在当代文学传媒和史料研究方面深耕多年，您的文学史观是否有所调整？ 黄发有：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如果不做文学评论，容易疏离文学现场，缺少对文学发展的敏感度；如果不做文学史研究，往往会导致历史视野的缺失。只有在历史的坐标中衡量作家作品的价值，对文学的评判才会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否则，文学批评会显得比较随意，就像现在的一些作品研讨会一样，评论家廉价地奉送“里程碑”“史诗”一类的高帽。至于“中庸的‘结合论’”，我的本意是要有一定的包容性，研究者不能过度放纵自己的个人趣味，应当保持必要的价值中立，对于一味的表扬和哗众取宠的“酷评”都保持必要的距离。 不少学人会把文学传媒研究和文学史料研究归入外部研究的范畴，我觉得这种划分有点机械。事实上，研究文学传媒，无法回避作家作品，文学史上成功的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演进、文学流派的生长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负责任的编辑在名作的组稿、编校上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从我个人搜集的不少审稿意见中，还能看到编辑在作品取舍、评判方面的真知灼见。至于文学史料，我搜集的不少约稿信、退稿信都与作品直接相关，对作品的解读与衡量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内外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作品的细部看到时代、环境的光影，在文学生态的视野中看到作家的浮沉俯仰与作品的得失荣枯。 张惠娟：您的学术研究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生命的质感。我发现从最初的作家论、作品论，到后来的文学传媒研究，“人”一直是您研究的核心问题。您非常重视作家、批评家、编辑家、出版家等人群，力求从他们的生存状态、社会角色、精神结构、命运变迁入手，去还原更为鲜活的文学史现场。开展文学传媒研究工作时，您还特地走访过一些编辑、记者、个体书商和文艺官员，整理出来的访谈文字有近20万字。您在之前的一次访谈中也提到过“文学之所以可爱，关键还是因为文学背后的鲜活的‘文学人’”。您在指导研究生做作家论研究时，也会特别要求学生先详细梳理作家的创作年谱。您的研究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否与您在学术研究中对“人”的关注有关？ 黄发有：文学是人学，也是心学。如果忽略人，这样的文学就失去了根基。这些年我对文学媒介、文学史料发生兴趣，出发点都是被媒介和史料背后那些可爱、可敬的文学人所吸引，他们用自己的笑和泪、用自己的心血滋养文学。好的文学就应该有情有义，好的文学研究也应该是有趣的、有生命温度的。 21世纪以来，学院空间里的文学研究受学术考核制度的影响，感觉少了一些鲜活的、有趣的东西。在量化评价的指标体系中，学术成果成为表格里划分各种等级的冰冷数字，越来越多的论著跟文学、人、社会都缺乏实质性的关联，只是在考核或评审中被记过工分，然后被迅速遗忘。就学术文体来看，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缺乏多样性。在文学被边缘化的语境中，一些作家和学者都迫切地让文学变得“有用”，可以快速地兑换成现实功利。文学与文学研究要保持内在的活力，我认为还是不能离开“人”，还是要保持超越功利的理想。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再强大的个体都显得渺小。文学的魅力之所以常青，正在于它对生命尤其是卑微个体的尊重。最近几年我搜集了不少作家、学者、文学读者的书信，写了几篇以此为依据的论文。与晦涩的理论、概念相比，那些像烟火一样绽放的热情转瞬即逝，但那些被文字定格的生命悸动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些书信中回荡着生命的气息，那些旧年的呼吸至今还余响不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文学的挚爱，为了文学付出满腔心血，点燃自己，也感染了别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