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李大钊：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使李大钊这位革命先贤的形象，真切、生动地走近我们。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李大钊不畏黑暗、挺身而出，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自己的所有。
    今天，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2周年纪念日。让我们回顾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垞村。他在幼时就失去了父母，孤苦伶仃，靠老祖父抚养。幼年时，塾师为他起学名耆年，字寿昌，以后改名李大钊，字守常。他于1905年入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中学，在那里接触到“新学”，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十分赞赏。从1907年到1913年，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
    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们“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逐步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
    1918年1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一到北京大学，就参加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辑部，一面研究理论，写文章；一面到师生和职工群众中去从事革命活动。7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讲演大会，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说。接着，他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李大钊极其热情地参加和支持了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邀给许多当时涌现出来的爱国团体、新文化团体作指导或当顾问。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发展，李大钊在参加和领导这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同时，更加勤奋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他在1919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就发表了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论文中，他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并先到北京同李大钊见面。他们讨论了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建党活动从此开始。在李大钊发起下，这年10月，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起来。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建立起来。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底，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
    早在1921年8月，党成立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任这个组织的北方区分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党、团工作，并先后发动了开滦五矿大罢工和京汉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
    李大钊也十分注意农民问题。早在1919年2月，他就在《晨报》上发表连载的文章《青年与农村》，号召青年到农村去。1925年到1926年，他又连续发表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论文，对农村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并且对农民土地问题和农民武装问题非常重视。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之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获得了苏联的军火援助。因为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军源不断扩充，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作为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李大钊自然被军阀们视为“眼中钉”。1926年4月，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6月，张作霖进京执掌北京政权，任“讨赤联军总司令”，随即将捕杀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李大钊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的俄国旧兵营里，距离被张作霖当作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为了躲避段祺瑞政府通缉搬到了这里，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
    此时，北方革命力量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产党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苏联使馆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开，社会影响之大超过了张作霖的预料。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不计其数，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压力之下，京师警察厅在抓捕李大钊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进行审理。
    4月8日的《世界日报》上说：“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李大钊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终于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尽显一片赤胆忠心，襟怀坦荡。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即便“无确供”，特别法庭还是在4月28日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在京师看守所里秘密进行。京师看守所，正是明清两代的刑部监狱。清朝末年，谭嗣同曾在监狱墙壁上题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而后慷慨赴死。
    30年后，李大钊来到了这里。他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38岁的李大钊对于“死”没有寻常人的惧怕。如同他在1919年11月9日发表的短文《牺牲》中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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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