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人迹罕至的寂静，此刻都赶来和我坐在了一起。” 这是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诗句。这句诗，让我想到了熊莺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往东向北去的那些地方。
    为尽快读完熊莺的非虚构作品《远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我连乘地铁的零碎时间都用上了，去4S店保养车子也带着书。即或这样，还是读了整10天。没想到，这是一部不能速翻遽读、啃一叶而知全秋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到主题到细节，一直到字词及达的方方面面，都裸露着坡坡坎坎，暗藏着风雨雷电，卡壳、断片、呆怔乃至合书长叹，伴随着阅读的全过程。
    一位叫熊莺的城市知性女性，在2014年秋天至2015年秋天的一年时间段中，用“文学＋”（主要加的是记者的全角多面的采访技法）的手段，对四川境内川陕交界处秦巴山区沿三四百公里山脉呈撒豆状散乱分布的10余个村庄、场镇做出的见闻实录——这就是装在《远山》里的内容。虽说，全书穿越了春夏秋冬四季，但书中的由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故事组装的见闻实录，大多发生在寒冷的时令。这之中，有一幅日渐远去的画面，又被这本书勒石刻骨般清晰地带到了眼前：那些围坐在农家堂屋“火龙坑”的皴裂的手和红萝卜的脸。
    没错，熊莺笔下的远山是我熟悉的远山——从6岁起，我在远山的一碗水一钵饭里生活了24年。开篇的《古道》写的是万源市庙垭乡一个叫名扬的村。这个村傍依鹰背乡，而我早年就为这个地方写过一首名《鹰背》的诗。之所以急于读《远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对故土的熟悉和热爱，我对作者落笔在那片土地上的真诚与能力、出场与收场，就多了好些警惕、严苛至挑剔和责难的成分。这种情绪，令我把一本已然出版行市的书的轻松阅读，当作了一次付梓前的痛苦审稿。
    如此这般的审稿态度坚持到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字。结果是，我的开场与收场变成了一场滑稽，而这与作者的开场与收场正好相反。顿时有了一种白下功夫的感觉。因为作者对我的故土的熟悉，完全不亚于我，甚至在一些女性触角的敏感地带，大大高于和深于了我。她对那些远山的山水、草木、地理、建筑、农具、语言、服饰、性格、牲畜、农耕、民风民俗等的理解和描述，都颇为到位，寻找并触及到了它们的神经与死穴。熊莺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的城里人，她对秦巴乡村运笔的熟悉，令我迷糊。我猜测，除了悬浮的书本，这应该受益于她多次往返母亲农村老家的经历，更受益于一年来田野考察般下深水，现场摸底和寻根。
    而正是她的熟悉，导致了我对故土乡村的近乎空无和恐怖的陌生。每年都会一两次回故乡探母，但我去的是县城和城外的旅游区，很少去乡村的田间地头，更莫说涉足作者笔下的空村以及空村里的人，再以及空村里的人的命运，乃至表面上致使空村成空的在异乡讨生活的农民工的命运。农民工离开一座村庄，又在城市建立起了另一座村庄——那些垃圾与苍蝇齐飞共舞的棚户区和廉租房小区。城中村与乡下空村隔着空间也隔着时间，形成了一种对称、不对称，平衡、不平衡，更形成了一个时代最大的方程算式，让作者无解，更让我们无解。或许不叫无解，叫失语。
    其实，应该说，从宏观上讲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农转非、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返乡、空村、鬼村、留守老人和儿童、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建设等情势和操作是熟悉的，这得益于我从《出梁庄记》（梁鸿）、《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邱易东）等书籍和媒体上获悉的信息，更得益自己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亲身实践。但是，《远山》反映出的我的故乡的带着心跳、呼吸和细节的问题，还是让我感到了心疼和震惊。想得到，但不敢正视，是《远山》让我无处藏身，别无选择。在那些空村和乡场上，尽管地荒街冷人稀，故事却是层出不穷的。走在空村，熊莺见一个拉一个来写，都能写出凄凉而感人的故事。一方面熊莺有这个能耐，但另一方面的确也是空村里人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与故事。你看，有人头天好好的，今天突然就瘫在了床上，一瘫10年，又突然一翻身下地干活儿了；有人去打工坐个火车，也坐出了精神病；有邻里为二厘林权翻脸，有婆媳为一间房对簿公堂；尤其那个叫兵兵的孩子，才9岁，就把自己吊死在了去天堂的路上。“人类就像植物那样生长，有些在明，有些在暗。有很多依赖的是黑暗，而不是光明。”荣格是搞心理的，他写在《红书》里的这句貌似阴阳怪气的话，放在空村里，就好理解了。
    熊莺在《远山》里，不议论，不评价，不感叹，只不动声色地呈现一村一村、一家一家、一个一个农民命运的痛。熊莺非常清醒，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农民的确付出了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奉献乃至牺牲。而国家、社会又太大，事儿又太多，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这个，她理解。但她更清楚，每个农民家庭、每个农民的付出和痛，则是他们的全世界：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全世界。所以，《远山》说到底，它是在给这一时段的秦巴山区的农民命运撰志、立传。我认为，这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在中国，每个秦巴山区（该书涉及达州、广元、巴中三个地市）这样的乡村地域都该有一部五千年未曾有的中国大变革大发展时期的乡村人物命运志，就像每个县都有县志一样，谁也不能取代谁。中国除了自然形成的空村，还有退耕还林的空村，还有被拆迁开发出的空村，我相信，给这些空村写人物命运传，一定与《远山》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人更大的事，没有比人的命运更重要的事，包括发展、政策、机遇、文化、宇宙研究和国家的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农民的命运，何尝不是中国的命运？
    为了干好这样一件事，熊莺在非虚构叙事的基础上，采取了零度写作的式样。她用内里最滚烫的情感和几近短促的句式，冰凝成最冷的文字，让词物重叠，还原事物的原态。字字句句，刀刃一般锋利，骨渣一样硌人。她甚至整合了小说、史记、绘画、电影等艺术门类的诸如蒙太奇、飞白等看家本领。但她拒绝了诗歌与评论的加盟，因为排开抒情、高蹈、想象，排开是非与裁判，乃零度写作的又一基本要义。
    《远山》是一本少见的几乎不用感叹号的书。熊莺以她的热写出了冷，我们却从冷中读到了她的热，和她用热对空村里的人与土地表达的怜惜以及深耕深耙的爱。有那么几次，读着，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热泪。
    尽管留守老人与孩子因文化程度有限，有可能不读或压根读不懂这本写他们自己的书，但她还是坚持要写。写，她才能心安——心安即故乡。所以，我特别赞同批评家李敬泽先生在这本书的序中说的话：“这本书写给谁呢？我以为，熊莺是写给自己，写给她出发的那个世界。她欲把‘远山’引入这个世界的总体意识，凭着这本书，她意识到远山的人们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是我们身体上麻木的一部分、是我们在奔跑中遗落的一部分。”
    写下这么些文字，其实只是为了回答本文打首就提出的问题：一册仅十几万字的书，为什么读了整10天。
    （《远山》，熊莺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