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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江西散文 在新世纪散文创作的宏观格局中，若是以地域论之，江西散文作家作品无疑以其繁荣发展和生机勃发的态势跻身全国散文前列。江西散文近年的杰出表现和影响，不在其是否拥有几位极负盛名的散文巨擘，而是作为一种群体性崛起的文学现象，受到当代散文领域的重视。2009年11月8日召开的“江西散文现象”研讨会，便是江西跻身全国散文领先地位的标志性事件。2015年6月9日，由江西作家协会联合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举办了“江西新散文作家群”研讨会，会上更是有学者指出，江西散文整齐的团队阵容或可呼唤作为流派。[1] 盛名之下，江西散文作家的创作呈现出地域性的散文气场，展现的是一种均衡协调的整体阵容，以刘上洋、刘华、傅菲、范晓波、江子、李晓君、朱强等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散文作家笔耕不止、佳作频出。另有业余作家张少华、刘志红等从富饶的民间资源中发掘多样表达，小说作家李伯勇等的文化散文创作。研读江西当代散文文本，我们惊喜地发现江西散文作家群有着浓厚的地域情结，其共同特点是在文本中打上了深深的田野、乡村写作烙印——将笔调植根于这一片土壤，通过海量的田野调查与民间史料搜集，围绕着赣鄱大地的地域文化特征与民间生活图景进行逐一描画，以江西文化的一隅观照乡土中国。可以说，江西散文作家们集体走出书斋、走向现实的创作共性显现出一种鲜明的田野化倾向（又可说是田野调查式的叙事美学），形成了江西散文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写作风貌。 本文旨在对江西本土散文这一正在生长的写作形态进行理性思辨：何为“田野化”倾向？此倾向可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书写江西乡土生活与民间文化时，作家的文学创作如何与本土文化土壤形成良性互动？作为一个群体，江西散文写作者是否为当代散文文体寻找了新的可能，拓宽了散文的写作资源？ 体认：“田野化”倾向的生成 江西作家以田野化倾向书写地域文化，呈现出蔚为大观的态势。首先是在江西作协的倡导下，以集体性、多角度、地域化的江西省作家文化散文系列出现在大众视野。江西省作协于2012年开始策划和组织江西本土作家创作“走向田野”系列丛书，2014年4月“走向田野”文化散文丛书(第一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次推出的丛书共七本，包括李桂平的《赣江十八滩》、毛小东和刘志明的《千年封禁铜钹山》、啸鹏的《谷村沧桑》、洪忠佩的《婺源的桥》、陶江的《银的镇》、杨振雩的《庐山往事》、杨廷贵的《番人后裔》。这套丛书得到了散文界的良好反响，紧接着又于2015年12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二辑，收录有李晓君的《梅花南北路》、欧阳娟的《千年药香》、叶书麟的《蒙面的萍乡》、铱人的《地下江西》、李桂平的《赣江边的中国》、邓涛的《江西：书的声音》共六本。2015年，江西作协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江右新散文”文丛。文丛共为七本，分别是：丁伯刚的《内心的命令》，李晓君的《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王晓莉的《笨拙的土豆》，范晓波的《带你去故乡》，陈蔚文的《见字如晤》，江子的《赣江以西》，罗荣的《神像的启示》。 除了以代表性丛书出现，作家的单行本同样显示了一种向本土回归的鲜明倾向。如刘华的“大地脸谱”系列（包括《乡村的表情》《灵魂的居所》《百姓的祠堂》《风水的村庄》《亲切的神灵》五部散文集），傅菲的《南方的忧郁》《故物永生》《河边升起炊烟》，江子的《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范晓波的《正版的春天》《田野的深度》，彭文斌的《赣地妖娆》《江右故园》等。此外，近年来精准扶贫的春风催生了一批表现脱贫攻坚的新时代乡村故事书写，其中有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范剑鸣的《风吹蒿莱》等作品。他们的书写同样展示了一种实地走访的“田间写作”。 在写作时，江西作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类似社会学中田野调查的方式，即，将田野调查与散文写作相结合，回到发生现场，去一个个村庄走访、追踪、调查，攫取第一手资料，获取可靠的真实体验。面对古老神秘的萍乡民间古傩文化，叶书麟无从下手，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只告诫他一句话：“多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实事求是地写，才是乡土作家的本色。”[2]叶书麟当即前往萍乡，历时五个月，探访了大大小小八十多个傩神庙。在书的后记里，作者有感而发：“《走向田野》丛书工程的写作，让我认识到自己对家乡文化尚有众多的未知数。给我最大的启示是写乡村文化不能仅仅依赖自己生活、工作在乡村的老经验，更不能完全相信以往的材料和摘录。只有在自己乡村生活的基础上再沉下去，做不带任何观点、色彩的谦虚请教，尤其是向那些年龄在八十岁以上、见多识广，已在暮年中回忆总结过一生的老人们请教，在多方调查、对照、分析中去伪存真，才能发掘出过去的实事求是的文化珍品。”[3]江西吉水县境内有一个容纳了近万人口的村庄名为谷村，啸鹏为此阅遍当地留存完好的《谷村仰承集》《谷村李氏族谱》《千年吉水》等文献资料，《谷村沧桑》所记的先祖开基、谷村先贤、族规家法、村风民俗等史料皆有据可考。傅菲自称“像一个四方僧，披一件破烂的袈裟，行走在广袤而幽闭的乡野之间”，他边走边记录，“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直接搜取他的题材。[4]对真实的追求是作家们书写江西乡土生活和民间文化的重要准则，换言之，这些文本以一种田野调查式的叙事策略，实地考察，实事求是，为文化散文写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经验场域，以及一种有意识的作家对地域文化的记录与呈现的文学立场。 江西散文作家选择了一种“接地气”的方式，将文学创作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相连。“文化就是物化的情结，文化就是地方性格，文化就是老百姓天天拿在手上说在嘴巴上的东西”[5]。基于此，江西作家散文写作的“田野性”，亦可做如下表述：作家首先具备文学的功底，赋予创作反映世情的广度和独立精神的深度；再要有田野的积累，踏踏实实地下到田野乡间，领着读者走在土地上，看得见人，听得到赣江水声；最后，纯熟的笔法和充沛的想象力加以组合，以最具个人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营造出多元化的散文生态。 抵达：“田野化”倾向的写作对象 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力作书写乡村纪实的梁鸿曾说：“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态度是从自身——‘民族’和‘自我’的双重自身——的经验、体验和伦理感出发，从内部的历史与原点出发，去发现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6]作家的写作起点，即从关注自身与地方的关系开始。一方面，在公开场合或用文字介绍自己的身份时，他们会下意识地强调自己与故乡的联系，如江子总会说“我是吉安吉水人”，杨廷贵称“我在本质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赣北农夫”[7]；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总也绕不开故土，傅菲建构的饶北河，李晓君的南方小镇，江子的赣江以西，李伯勇的赣南上犹，都是作家行走于精神原乡的养料。江西散文家强调的地方性、草根性，未尝不是“田野化”写作秩序的内在表达。笔者选取了作家写作的三个维度，即地方性格、地域文化和作家的心灵原乡，基本涵盖了“田野化”倾向的主题表现对象。 1.地方性格。在江之右，赣鄱之地，江西栖身于江南腹地，既有像鄱阳湖这样大水在汪的盆地，也有庐山那样突兀独立于苍穹的山巅。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江西人的聪颖、质朴、坚韧的地方性格。 在《赣江十八滩》中，李桂平极尽所能地描述万安的风物、地理、文化履痕，书中镶嵌了县城衍变历史与地方民俗风物两大主线，既有文人气韵，又极具地域特性。在两大主线之外，作者同时言说了赣江十八滩的消失、客家人的迁徙史等文化失忆现象，并传达出对地方文化的忧患与关切。石岗位于南昌城外西山南麓下，陶江的《银的镇》记录了石岗几十个金银匠的辛酸沉浮，他们外出闯荡，用自己的智巧寻找巧夺天工之路，也成就了银之镇的辉煌。啸鹏视角下的吉安吉水县谷村，是被传统文化浸洇着的自然村庄。谷村李氏“耕读传家”的家学教育创造了“父子兄弟进士”“祖孙进士”“一门同榜进士”等千百年的科举盛况，是中国乡土文化的缩影。 杨廷贵写都昌县曲家湾，《番人后裔》夹杂了大量的民间俚语，混合着泥土的乡野气，以贴近曲家湾村民说话的语气，塑造了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书中有一个段落，十分贴切地展现了“有文化”的生产队长曲崇智的形象：“我叔嘎嘎不光是武艺好，脑子也十分灵转。这个这个，侬想想看，他单身一人上洲打草皮，以寡这个敌众，在力量这个对比上，我方占理。这个另外一方面，扮成打草皮，打赢了这个也是自卫，是这个被迫反击。再说，法律文书上，这个这个，又冇规定打棍不能做锄头柄用。相反，这个，销兵器而事农耕，这个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好事。你说是不嘞？呵？”[8]他在点评曲老细的拳脚功夫时，连用了十来个“这个”作为停顿，但这番“高谈阔论”足以听得众人连连点头响应。也有好一些“孬包”“穷汉”“瘟神”似的人物，杨廷贵一并写进了书中，连同“招佬姨娘”“老钻”“何得老倌”等寻常人家构成了“都昌老表”的生命活力。 “风俗、习惯烙印文化履痕，或宏大或微小，或具体或抽象，文化的情结悸动在人们心里，而文化的基因却长在地方的土壤里。时空变换，或许可以忘却元素，然而，地方的性格却始终飘扬着文化的气质。”[9]在作家笔下，江西各地区都有鲜明的地方性格：辗转迁徙的艰辛锻造了客家人的坚韧；都昌人的血液里流淌着好斗的原始野性；吉水谷村人好学上进、躬耕勤读；石岗人肯吃苦、讲诚信，做手工技艺精湛，做人更是严于律己。地方气息是一种精神、一种性格，也是有血有肉的生活。 2.地域文化。毋庸置疑，江西有着较为深厚的散文创作传统，“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便是出自江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江西作家群充分吸收传统经验，积极探索地域历史文化的肌理和脉络，在创作中显示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在“走进田野”文化散文丛书第二辑中，李晓君以庐陵文化为主题创作的《梅花南北路》，叩问江西古代先贤超然豁达的气节以及浩然大气的庐陵精神；欧阳娟的《千年药香》注意到了有着几千年中医药文化历史的樟树城；《蒙面的萍乡》记载了以傩庙、傩舞、傩面具为主要文化元素的民间傩文化；铱人在《地下江西》中记录了万年仙人洞、新干大洋洲及吴城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将考古采风与散文创作结合，以感性的语言还原江西尘封的历史；李桂平的《赣江边的中国》借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寻找有价值的文化符号，以文学的想象和充满诗性的语言“还原”那个可能存在的大洋洲王国；邓涛以江西书院文化为主题的《江西：书的声音》，用散文的语调勾勒出江西各地书院的模样，缅怀先哲们的思想光芒。 青花是世界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江子的《青花帝国》以散文的笔调，糅合了文学、历史、美学等多方面的元素，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美学体系。在这个青花帝国中，他抓住的是与陶瓷行业有关的个体，工匠、画师、督陶官、皇帝、诗人，以一个个影响了景德镇陶瓷发展走向的人物连接历史与现实、庙堂与江湖、东方与西方，由此展现了景德镇的人文精神与气质。 早在万年以前，江西的田野深处就已出现了水稻的色彩，随之形成的是星罗棋布的村落。近年来，刘华深入考察了一百多个散落在江西乡间的古村，详尽地搜罗了古村文化的历史遗存、图像文字、各类风俗习惯与信仰禁忌，书写了活的古村文化。他的“大地脸谱”散文系列，“对古村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挖掘和梳理，完成了一次对乡土中国文化具有规模意义的审美书写”[10]。南丰人的和合舞，宁都人的跳竹马，南云村的火龙节，曾家的孟戏，等等。传统民俗活动映射的是一个地域乃至我们民族的文化风度。 3.心灵原乡。文学的个体经验为散文的创作注入了活力，散文文本中也弥漫着作家的生命气场。以李晓君、傅菲、江子、范晓波等为代表的江西散文作家们，更多执着于对故土的勘探，着墨于乡民的命运遭际。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并形成了一本本记录家乡风物、习俗和生活的故乡之书。 如果回顾傅菲的创作历程，通过《屋顶上的河流》《南方的忧郁》《故物永生》等散文集和他2019年的新作《河边升起炊烟》，就会发现：他正以一种类似长卷式的写作，有意识地书写他的家乡——位于江西信江支流饶北河上游的一个叫枫林村的村落。在他的饶北河系列散文中，“河流”与“村庄”是两个最重要的意象。一条缓慢的饶北河，一个贫瘠的枫林村，作者却“看见了时间的颜色和内质，看见了生命的面容和境地”[11]。与其他散文家钟爱的袅袅的炊烟、静谧的黄昏、飘忽的雾岚等物象不同，傅菲写下的都是些渺小卑微的人，做瓦桶的通禾伯伯，垒窑的炎哥，卧床的祖父，耕田的米馃叔叔……他写他们的生存和命运，“窥视历史留在他们内心的暗影，辨析生活勒进他们肉身的绳痕，并以此找到个体生命在时代潮流中所沉积下来的印记”[12]，为流淌的饶北河谱写了一曲乡野小人物的心灵史。 江子的《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与《赣江以西》两部散文集攫取了乡村人的生老病死、生存片段，为我们建立乡村印象提供了有血有肉的生活细节，也展现了乡土内在的精神流变。《歧路上的孩子》一文写了村里人的出走与留守：“妹妹带着孩子们在老家留守，妹夫在广东打工，这样一来，他的老娘——一个七十多岁的乡村老妪长年看不到儿子，妹妹长年见不着丈夫，我的两个外甥在长期缺乏父爱的环境中长大。”[13]《你是我的神》思考了在父亲身上体现的责任、尊严、秩序、温饱等“父性”精神。《粗重的奔跑》将视角介入到乡村教育，村庄的青年们大都只有初高中文凭，却也不愿做一名农民，而是选择去广州、东莞打工。地方的生活体验牢牢与广泛的生命群体建立起密切的人文联系，也牵连着作家对家乡的深切忧思。 总的来说，江西散文在恪守传统中不断创新。江西本土资源与民间生活图景是其主要写作对象，作家们以田野调查、实地踏勘为最主要的写作准则，结合在场写作、非虚构写作、原浆写作等散文的新表达方式，营造了众声喧哗、多元并举的散文生态。更为珍贵的是，江西散文的“田野化”倾向显示了一种向真实回归的特质，为当代愈陷僵化的散文写作新添了积极健康的主体价值。一方面，自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余热尚未褪去，市场上的文化散文仍旧占据着半壁江山。随着“文化散文”“学者散文”与“大散文”等观念的提出，尤其是余秋雨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游记散文倡导全国范围内的文化行走，带动了散文作家们的“行记”潮，但内容无外乎是围绕着山山水水展开寻觅，探索其地理景致与人文景观，已了无新意。相对全国范围的文化写作，江西散文作家更注重地方化研究，更集中于一方地域的表达，也更潜心挖掘地方文化的深层特质。另一方面，在当下快餐式消费文化占主导的影响下，标题党、碎片化的文字随处可见，散文写作的门槛似乎变得可有可无，散文的真实与深度备受质疑。在此情形下，江西作家们保持着重归真实、重拾生活的本真，他们思考着散文文体的现代性转变，摆脱日益个人化、私语化的写作空间，对散文的文体与语言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带给当代散文新的鲜活气象。 眺望：“田野化”倾向的当代向度 回望当下中国语境，乡土写作似乎是一个难以推进的话语实践。时代发展到今天，村落的嬗变不再是农耕文明时期的缓慢、潜移默化，而是呈现出撕裂式、颠覆性的变化。传统住房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用来“显摆”的新式洋楼；农村的话语权力由大家族的族长移交到了村委会手中，这样一来，便消解了祖业传承的理念和宗族血脉的纽带；宗族观念被打破，村民内在的思想意识跟着改变，村庄不再是自己的村庄了，新一代的青年人无法理解自己与土地之间的联系，纷纷向往城市的繁华。从内里来看，现代村庄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村庄的内在肌理，导致村庄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精神也随之断裂与肢解。过去的地方空间关联着特定的文化习俗与地方性格，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而今天的地方与土地缺乏血肉联系，在情感上无法与现代人形成共鸣。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田野上，没有那种喧哗与热闹，只有一种孤独和落寞，一种无法排遣的失落与无助”[14]。田野首先被剥离的就是文化，诗性气质从田园景象中剔除了。 本文讨论的江西散文作家的“田野化”写作倾向和本土性话题，其笔触的深耕处，与散文写作的在场性、真实性、直击性等审美秩序不谋而合。“田野化”写作指向了当代文学的两个向度。首先，就文体形式而言，“田野化”写作拓宽了传统散文书写的表达空间。江西作家们的走向田野这一行动，使“田野”被赋予了真实感、行动力，它不只是一种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内部的工作方法，还是知识分子走出学院、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的一种方式。其次，就文体意义而言，文学的最终指向是探求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田野化”倾向有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散文写作者应该是一个文化的守望者和维护者，对当下现实的忧思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前提。现代化转型使得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存境遇和心理结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异，我们在支离破碎的传统文化面前逐渐迷失自我。傅菲就指出：“如何去重建乡村的情感伦理，疏浚乡村精神的血管，让古老朴素的乡村，慢慢复苏、鲜活，在当下十分紧迫。”[15]从江西散文作家们的文本实践可以看出，他们致力思考自身与地域文化的联系和乡土中国的现状，意识到地域写作不仅仅是描述某一特定地区的政治、历史、文化，还应该有人性，还有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灵奥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江西散文创作的内在精神指向有着深厚的人文高度、广阔的人性意义和地方的鲜活气息。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这种“田野化”的写作特征是否会如评论家所担心的，“江西散文的创作团队也存在着写作题材的相对狭窄问题”[16]，一味地书写地域性的文化特征可能使作家停留在一方地域的视野和思维框架中。换言之，作品中呈现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地方性格固然是本区域具有象征意义的风味、气质或文化因子，但作家应把目光拉进文学形态内部，更重要的是考察文化空间的递嬗与文学生成的关系。当我们考察江西散文作家群的地域写作特征时，还需思考这一特征对于当代散文文体的影响，以及这一特征是否为当下散文写作提供了新的美学形态与写作资源。不可否认，江西散文作家们正在“以社会学的角度，以散文的形式，以解剖学的方法，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以纪录片的写实精神”[17]，去解构地域文化和乡村审美嬗变，去触摸每一个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悲欢，这充分展现了散文的美学格调与文学质地。 优秀的散文家是有写作理想的，他们在散文写作中呈现的是自我的血气与精神内核。自觉主动地将个体意识纳入时代精神的审美追求中，才能创作出真正能打动人心、有生命厚度的作品。基于这一写作理想，如何用散文的形式、以本土化的个性书写江西有别于其他地域的不一样的声音，将是江西当代散文作家群今后持之以恒的创作方向和责任担当。 注释： [1]古耜：《呼唤作为流派的江西散文》，《中国艺术报》2015年7月1日。 [2]叶书麟：《蒙面的萍乡》，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64—265页。 [3]叶书麟：《蒙面的萍乡》，第265页。 [4]傅菲：《木与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11页。 [5]李桂平：《赣江边的中国》，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页。 [6]梁鸿：《重回语文学：地方、空间、词语与当代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7页。 [7]杨廷贵：《番人后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4页。 [8]杨廷贵：《番人后裔》，第74页。 [9]李桂平：《赣江十八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9页。 [10]周邵馨：《乡土中国的文化书写——读刘华〈大地脸谱〉系列散文》，《创作评谭》2010年第2期。 [11]傅菲：《星空肖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12]傅菲：《木与刀》，第210页。 [13]江子：《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 [14]啸鹏：《谷村沧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64页。 [15]傅菲：《河边生起炊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3页。 [16]袁演：《江西散文创作的本土性特点与时代性追求》，《创作评谭》2018年第6期。 [17]傅菲：《生命气场是散文的第一要素》，《花城》2018年11月2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