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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朱安娜 今年四月，我和所有学生一样，因疫情被困家中，由此获得了充足的个人时间。为了缓解疫情带来的恐惧和不安，我强迫自己进入到阅读和写作中去。《推销小说的人》便写于疫情期间。从表面上看，这篇小说和疫情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实际上，《推销小说的人》是疫情结出的果，我在小说里放置了我对文学，对未来，对文学与未来的关系，最基本的困惑与担忧。 有天晚上，我接到了我朋友的电话。电话里的她声音沮丧，说她想换份工作，回老家教书，或者考公务员，总之她不想再做采访、写稿件、帮被访者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与她相识十几年，以我对她的了解，她是铁了心要在文学的路上走，向来很坚定，从未动摇过。我慌忙放下手里的书问她怎么了，我记得她停顿了几秒后才告诉我，她觉得很失望，每次她都全身心地去感受那些可怜无助的人的人生，满怀希望地把他们的故事整理成文，再发到阅读量十万加的公众号上，她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得到救助，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好运没有降临，绝境依旧顽固，掉进火坑里的人还是跳不出来，就好像往湖里投石子，她想把湖填满，但每次她的用力一掷回馈给她的只有微小的波澜。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学还有什么用？如果文学对人类的未来，对世界的未来产生不了实际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做文学？ 我一时无法安慰她，因为她所失望的也正是我所困惑的。尽管“文学是无用的”这句话似乎早已给出了确切答案，但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无法消退。文学能做什么？小说能做什么？文学不是特效药，医不了人；文学不是金钱，买不了物资。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文学能够抚慰人心，但对于一颗已经破碎的心来说，文学真的有愈合的作用吗？如果有，那为什么林奕含在写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还是痛苦不堪？该发生的救赎为什么没有发生？更何况，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阅读文学，像我的父母几十年没再读过一本文学书籍，不还是照样好好地生活着？我脑子里甚至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也许在未来，足够远的未来，文学会彻底消失。 带着这样的恐惧我开始了《推销小说的人》的写作。整个书写过程中我是虚弱的，因为我觉得文学是虚弱的，我没有底气相信它能抵抗哪怕最轻微的损伤。我把故事时间设置在了假想的未来，在那个未来，科技高度发达，小说成了无人问津的东西，“我”为了维持生计受雇于出版社的老板，挨家挨户地推销那些没用的纸质书。在推销中“我”遇见了一个试图拯救小说的小说家，他发明了一种叫“Dream”的机器，并坚信这种机器能复兴小说。然而事实上“Dream”没能拯救小说，小说还是不可抑制地迈向了死亡。我写到这里的时候，隐约意识到我的虚弱对文学来说恰恰是种暴力。我刚好忽略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识，那便是万事万物皆有寿命，死亡是必然的，不管我们如何恐惧、如何想方设法地躲避，死亡的马车最终还是会追上我们。而死之必然期盼着死之珍贵。如何让死抵达珍贵？哀悼，唯有哀悼，在永恒的哀悼、哀悼的永恒中对抗遗忘，召唤过去和未来的回声,在哀悼中生命得以延续，得以铭记。因此将我们全部的书写化为哀悼，或者说我们的书写从一开始便已是哀悼，因文学之死的命运必然，我们的哀悼便不会停止，哀悼不会停止，那我们的书写也将继续。所以在小说结尾，我设置了一间展览馆，在那里“Dream”被保存了下来，尽管展览馆的访客稀少，但仍然有一个流浪者每天用“Dream”造梦，体验着小说带来的乐趣。 至于另一篇小说《星星离地球最近的夜晚》，讲的是一个发生在人大校园里的故事。去年夏天的某个夜晚，我在校园里闲逛，抬头在天上找星星的时候发现有几颗“星星”离我特别地近，因而也特别地亮。但那真的是星星吗？星星会离我们如此之近吗？我又疑心那不过是挂在电线上的小灯泡。这景象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小说的真实与虚构。我想象着有两个人在辩驳，一个认为那是星星，一个认为那是灯泡，双方都试图用自己虚构性质的语言让对方相信自己认为的真实。但光有这样的辩驳还不足以构建起一篇小说，我又将之前在东阿观赏黑驴的经历拿来，在小说里设置了偷驴、宿舍藏驴的荒诞事件。小说里提到的所有地名都是真实的，宿舍楼的分布也都是有迹可循的，正是这些真实的细节组成了这篇虚构的小说。在人物关系上，我选取了最容易产生辩驳、也最容易处理的一对关系——情侣。这对情侣是虚构的，但经由他们之口讲出的事件又是真实发生过的。整篇小说在结构上是对称的，正如真实和虚构在我们的认知里也常常是对称的，但在结尾，我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让真实和虚构相交，我们在虚构中到达了真实，真实又幻化出虚构。而这同样也是小说的魅力之一。 我喜欢在小说中做各种尝试，尽管总是失败。在这两篇小说里，我诘问文学本身，诘问过后，我与文学的关系并没有变得疏离，反而更紧密了。我知道我的生命有限，而我用有限的书写去哀悼文学，同时也在对文学的哀悼中完成了自我的哀悼。未来虽然漫长且未知，但我也将怀着对文学的信念继续前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