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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观念 在当下，新技术革命与媒介革命不断开拓文学“疆界”和重新绘制文学“地形图”，各种“非典型”的文学样式和表达机制不断涌现，对传统的文学观念形成了切实的冲击和挑战。与此同时，“文学”——或更加准确的说——自八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以“纯文学”进行自我指称和自我标榜的文学形态与文学门类日益故步自封、自我欣赏从而逐渐丧失生机与活力。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回答诸如“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然成为了“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乔焕江老师认为，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百余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观照文学事实所诞生的，并与之呼应互动的现实土壤；将以往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作为有限度的资源并加以批判性的认识；同时，我们更应警惕落入到一般意义上的“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两极话语陷阱之中，从而寻找和开辟新的路径与可能性。 ——编者按 一、“反本质主义”与“文学观念的终结” 在今天这个各美其美、各好其好的时代，强要作答“文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也许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像今天这样花样繁多，现代社会的传媒的发达不仅使海量文学作品更容易被读者获取，而且也缔造出众多新的文化空间和文学形态，满足不同的阅读需求。你可以认真地从文学史的经典目录中选择严肃作家的文本寻思社会和人生的意义，也可以随意点开一个网页浏览陌生人的文笔，仅仅为了某种即时的快感和轻松。换言之，这是一个文学产品极大丰富的时代，不同的人乃至一个人在不同时刻对文学的不同需求完全可以在当下得到满足。在这样的时候，绞尽脑汁为文学下一个定义其意义何在？教科书上的有关文学的定义，除了等待在中文系的试卷上被重新默写，在大多数时间差不多是疏离于每个人的文学世界的。 即使从事文学研究的文艺学者们自己，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究诘多数也并不怎么真切和深刻。尽管有关文学本质和“文学性”问题的争论是多年来文论界的一个热点，但无论对“文学是什么”这样的命题持肯定态度的“本质主义”者，还是将之视为“伪命题”的“反本质主义”者，其理论话语很难走出书斋对当下的文学空间有实质性的影响。“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争端只在现行话语体制和知识场域中发生，虽然也揭示出学科制度与权力话语的某些潜隐关联，但两者对现实而言都不能产生张力，实际上被现实所同构。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一旦当下文学现实和文学观念出现多元化的景观，“本质主义”实则不宣自败。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反本质主义”就大获全胜，“反本质主义”主张取消所谓文学的种种“规范”，但当知识层面的“非规范成为规范”与“非规范”的文学现实空间两相吻合而再无张力，我们实际上将面临一个“文学观终结”的时代——如同曾经有人声称的“历史的终结”一样。不过，正如“历史终结论”日益被证实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谎言[1]，“文学观念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文学家”的乐观目标已经实现。实际上，文学如果说不是第一次至少也是最深一次被今日现实所限定。作为众多文化制成品之一，今天的文学及其阅读更多地失陷于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及其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所织就的网络，甚至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而通过有效的文学观念以提升对当下文学现实的判断力、鉴别力和审思力，乃至提升文学对当下现实的穿透力，这种要求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从理论对于现实批判的有效性来看，如果说“本质主义”体现出的“典型症状就是思想僵硬，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甚至因其拒绝谱系学考察并与体制性权力“天然”同构合谋[2]而遭人诟病，那么，“反本质主义”则因其“后视性”同样有患上“政治失忆症”的危险。特里·伊格尔顿忧心忡忡地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作为就好像古典的布尔乔亚阶级还活得好好的一样，因此，它是活在过去的。后现代主义把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抨击绝对的真理、永恒的道德价值、科学的探究以及对历史进步的信念。它质疑个体的主体性、僵化的社会与性别规范，以及对世界具有坚实基础的信仰。然而，既然这些价值全都属于一个日渐衰微的布尔乔亚社会，这种举动不过就像是向报社投书，表达心中对夺走伦敦附近诸郡之骑着马的匈奴人或四处劫掠的迦太基人的愤怒而已。”[3]理论在这个时代显然缺乏足够的创造性意义。就中国语境而言，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虽然打开了一些新的言说空间，但也应该看到：一方面，一些理论所批判的概念、对象与其所操持的理论一样多舶自西方，与中国现实则有相当的疏离感，比如类似主体、真理这样的被颠覆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还远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当理论以“身体”、“欲望”等等神秘化概念为旨归，也就很容易落入幻象成为商业时代的共舞者，对于时下日益兴盛的物欲及其潜在社会结构的批判则是乏力的。因此，“反本质主义”在当下中国更大程度上还只具有不完备的知识论意义，其对知识场域结构本身和对现实的冲击力都远远不够，的确有被当代“新意识形态”消化而“去政治化”的危险。 不仅如此，批判现实的文化政治功能只是理论的阶段性工作，理论的使命最终来自建构其自身。退一步说，理论所以具有足以穿透现实的批判效应，是因为它能够对研究对象作出异质性的论述。这种异质性的理论不能止步于对现实的阐释和分析，而应该提供“外在”（outside）[4]于现行知识场域以及这个场域所对应之现实的异质空间，从而与已经常识化的现行空间形成张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知识对应的现实”当然已经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的物质空间。这样一来，现实与知识之间并非观念与实在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更可能是一种连接和并立。因此，我所谓“外在”空间也就并非超越性所在，而是基于社会中诸多群体具体境况——“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的实践、他们的斗争经验，等等”[5]——的既有描述性又是想象性的可能空间。文学是这种“外在”空间营造者的最佳代表之一。人们之所以一直对文学作品寄予厚爱，很大程度上正来自它对众多独特却又仿佛与读者隐隐相连的别样空间的呈现。这些别样的空间不是虚幻的，因为它们处处显示出与个体境遇、经历和经验的紧密关联；它们也并非仅仅对现实的忠实反映，而是展示出个体对现实的独特判断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想像、吁求。对于文学的理论而言，其最大的政治莫过于对文学这种特质的尊重和把握。拘执于“本质主义”或“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不是按照僵固的标准执迷于某些经典而拒文学现实于门外，就是面对纷繁芜杂的文学现实莫衷一是，或在这样的文学现实中拣选各自中意的对象各说各话，这样的理论显然并不具备穿越常识化现实空间的阈限而抵达文学本身的能力。一如伊瑟尔在评价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思潮时所说：“然而，它们并不是理论；它们或许启发了一些理论，调整了它们的论点，形成了它们的目标，但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是运动，是人们的关注，是一个时期的观念，是争夺显赫地位的力量，最多引起‘反对理论’的抗议声。”[6] 二、“是什么”首先是一个“中国问题” 如前所述，回答“文学是什么”，提出有效的文学理念，无论对于文学知识本身还是对于当下现实都是文学理论迫切的任务，而要保证所提出的文学理念行之有效，也并非跳出三界在文学的生长地之外另起炉灶，寻思某种形上意义的文学本身之发展轨迹。这意味着，文学理论无论对待我们的文学现实还是文论现实都要充分尊重，而非取断裂式的激进态度。“‘尊重’是以主体在场的姿态与过去应该批判的文学观和今天总体认同的文学观同时保持‘审视’的姿态”[7]，‘尊重’也是首先以阅读者的身份发现当下文学现实中的生长性并对之理解和呵护。“尊重”应该是理论必须葆有的科学姿态，尊重现实的理论才能把握历史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辨证，不会陷入或者与历史和传统断裂，或者与现实二元对抗的虚无主义困境，从而保持理论具有历史高度意义上的自觉。所以，在认识到回答“文学是什么”的必要性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对我们而言，这首先是一个中国问题，我们的回答要尊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百多年来的现代进程，尊重这一进程的历史记忆和当下形态。 诚如一些学者所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实是“启蒙”、“救亡”和“革命”（或者还可以加上“改革”）的变奏，而经常是“救亡”和“革命”的迫切压倒“启蒙”的基调。的确，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诉求作为一项贯穿20世纪的政治事业，那么，自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来，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国防文学”、延安讲话路线、“文革”文学直到新时期文学的很长一段时间，大抵都可以说是政治化的。当然，这么说只是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中心化的方面，并不意味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线型概观和全面界定（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的确有进行另类表述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可能，比如鲁迅这样的文学和思想巨人的意义就不是这样的概观描述所能容纳的）。这么说也不等于我认为文学应该离政治远一点，认为20世纪文学就是一个游离于文学本身的历史进程，但显然，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政治化的特征是与来自现实的长时间强烈政治使命或政治要求相对应的。由于在这一时段每个时代都会有突出的政治主题，文学又总是因与这些主题的关联而产生大的社会反响，所以，在长时间里，文学能否与政治主潮合拍常常就是衡量文学水平高下的标准，而“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基本上不会成什么根本问题，即或有一些关于文学本质的表述，也很快就淹没在时代政治主潮之下而声响难寻，或者干脆与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权力结构相媾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化表述。 1980年代开始，随着思想领域的解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西方文学和文化大量涌入人们的视野，而原来板结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某些松动，一些新的生活空间得以打开，更意味着社会主题多元化生成的可能。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可以说，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大致从这个时候开始结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文学寻找自身旅程的开端，“纯文学”观念的提出正是这一努力的理论化表征。应该说，“纯文学”观念的出现及其相应的文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探索文学本体意义的革命性行动，是对“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异质性回答，但也应该认识到，它又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 一方面，“纯文学”观念的文学本体意味体现在它对文学自身规则新的探求，表现为它对僵固的且权威化的传统现实主义规则的反叛。当事人李陀曾经指出，“‘纯文学’这种说法在中国出现并且存活下来，这有一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特殊历史环境，那就是：‘文革’刚刚结束，非常僵化的文学教条还严重束缚着文学……在那种情况下，作家只有冲决、抵制、批判这些文学教条，写作才能解放，才可能发展一种新的写作。”[8]蔡翔也明确表述：“正是由于所谓旧的文学的存在，‘纯文学’才有可能在文学史上获得它的合法性地位。……‘纯文学’概念的提出……意义在于，它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破坏、瓦解甚至颠覆，在‘形式即内容’的口号掩护下，写作者的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内在的创作自由。”[9]很明显，这其中含有一定的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自觉意识，对此，我们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实践中也可以明确发现。另一方面，“纯文学”的不完全和不彻底，则体现在它对某些新发现的文化资源的依附性，体现在它往往与当时思想解放的一些口号互为表里，不能有效区分。尽管当时“纯文学”观的言辞不可谓不激烈，但恰恰是它富有文化政治效应的激进言说暴露出它的“不纯”，而这种不彻底性和“不纯”同样拜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学环境所赐。很多“纯文学”观念的反思者意识到，“在当时，‘纯文学’概念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就是一种文化政治”，“‘纯文学’的概念正是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网络之中产生了批判与反抗的功能，这个概念从另一个方向切入了历史”[10]，这就是说，“纯文学”概念在很高程度上有效回应了当时的现实，这种对文化政治使命敢于担当的勇气，也使我们至今仍需对其保持足够的敬意。但是，或许正是这种担当意识的迫切，或者又是20中国文学强大致世传统的影响，使得“纯文学”行动显得多少有些英雄气短。1980年代的“纯文学”选择了一种与传统现实主义权威断裂的方式，而以个体存在及其选择、精神自由、性、无意识等等作为文学的本质，虽然它部分体现了现实中的吁求，但这些概念得以生成的西方语境根本上是世界资本主义进程的展开。这就使得“纯文学”不经意间与当代中国展开的现代化运动一起，非自觉地踩进了历史资本主义的巨大步点，其切入历史的深度也就大打折扣。更为关键的是，因为这种切入历史的急切，使得“纯文学”并没能坚定地重返文学自身的立场，在文学实践上，“寻根文学”向传统文化或民间野史等集体无意识寻求依托，而“先锋文学”则直接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写作范例，显示出“纯文学”不能在本体论意义上穿越现实、没能将“文学是什么”的追问进行到底的尴尬。因此，当“纯文学”在1990年代以来被加以形式主义的误读，进而被编织作为历史自我叙事的符码，甚至成为文化大花园中的“景观”、丧失其相对于现实的先锋意义和文化政治功能，也就是“纯文学”题中潜隐之路径了。这种不彻底性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尽管一些 “纯文学”的始作俑者对文学有难以割舍之深情，却又不得不在1990年代以后调整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徘徊不已，甚至干脆抛开这一概念，以文化研究的思路取文学研究而代之。 我们可以把1990年代以来视为相对一个独特的文化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呈现主题多样化、空间多元化的态势。新的文化主题和文化空间当然是伴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而出现的，但在我看来，这绝非按照某种既定现代化思路行进的必然结果，毋宁说，这是在现代化追求的途中，中国和中国人与既存现代化思路对话、协商甚至斗争的体现。与某种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进路相比，当下中国多样社会空间打开的具体过程更应该是我们理解和判断当下中国的有效支撑。具体而言，新的社会群体和新媒介的出现，使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得以摆脱那种单一的现代性诉求的宿命，尽管现代性诉求及其修辞仍然一定程度上占据文化格局中的权威性地位，但在现代性权威言说的缝隙间甚至在与权威言说的各种对话乃至较量的过程中，一些具有生长性的文化力量显然已具雏形。在当代文化这个更具拓扑意义的空间，我更愿意说到的，是“草根”文化、“底层”文化、新市民文化、青春文化、网络文化等等诸多具体的文化形态，而不是以一个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大众文化笼而统之。某种意义上，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经过转译，在当下中国已经更多的是现代性修辞的结果，而与纷繁芜杂的生长性现实并不对称。因此，在现代性反思亟需具体深入而成为一个中国式反思的今天，对这些富有生长性的文化空间的发现、理解和把握，乃是判断当下文学现实和提出文学本质问题的关键。否则，我们恐怕只能在西马传统和后现代理论的视域中一味移植文化工业、消费文化、女性主义、后殖民等等术语，而它们既不能与中国现实完全对称，也实际上偏离了对文学本体的建构路径。如果说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一个观察和判断中国文学的坐标系的话，那么它的横轴就应该是沿着时代进路打开的多样而具体的生长性空间，而不能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现代性反思本身，虽然后者依然可能是连接历史的主脉。只有以这样的拓扑学方法来观察，1990年代以来的诸多新的文学样态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才会较清晰地得到恰当的描述，比如“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网络写作”、“青年的代际写作”等等。也只有在这个新世代的文学地图得以空间式显现的基础上，“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才是具体的、历史的和文学的，才能使新世纪文学摆脱“非文学性命题”[11]的尴尬，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才能以中国方式进行下去。 三、“怎么样”是一个中国的“文学问题” 把对多样文化和文学空间的理解与把握看做是观察当下文学的坐标横轴，意味着我们还需要一条能够衡量诸多当下多形态文学实践质量高下的纵轴。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担心他们也许会把一部小说错当成一部历史书，或者把占卜饼上的一句话错当成一首诗，而是因为批评家和理论家们希望通过说明文学是什么来提倡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批评方法，并且摒弃那些忽略了文学最根本、最突出的方面的批评方法。”[12]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只为文学作品作出历史文化的阐释性注脚，而还要建构一种能够判断当下文学现实和文学走向的理论，有效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实践和文化实践当中，更重要的，如果这种理论还想对文学问题的理解有所贡献，我们就不能止步于分门别类地发现或命名当下文学诸多形态，而要更进一步，创造性地建构一种文学理念，以作为文学价值高度的另一参照。本雅明指出：“理念并不在现象世界的特定因素之中。……真理并不进入关系之中，尤其是意图性关系。知识的客体实际上是由概念中固有的意图决定的，所以不是真理。真理是由理念所构成的无意图的存在状态。”[13]应该说，这是出于对现代性知识的反思和批判，本雅明强调以“沉浸融汇于”对真理的探求而超越于现象世界的多重关系，从而维系人类的尊严。如果说，我们对其超越性的表述有所保留，他也至少提示我们，文学理念在当下的建构，既不能如日益学科化的文艺学那样受制于与权力体制的关系，也不能如诸多“反本质主义”言说那样受制于与全球化时代西方思想的关系，还不能受制于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社会结构的诸多关系网络，而是要能够穿越这些现象世界的关系意图，成为有能力衡量形形色色文学实践之高下的尺度。换言之，说出“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好文学”，“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这样的文学理论才能在中国当下兼具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双重意义。因而，当下文学理论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必然促使我们走向对“怎么样”这一命题的思考和解答。 区别于“本质主义”文学观对文学戒律森严的等级评价潜在表达了体制性权力的要求，我们对“文学怎么样”的回答应该内含对既存权力体制及其深层结构的自觉省思和自为穿越。换句话说，对诸多文学实践“怎么样”的评说，首先应该包括对具体文学实践在何种程度上穿透了意识形态及其修辞中图景的考量。就此而言，发现并把捉当下文学多样的生长性特质是必要的前提。我不认为文学理念和文学实践的穿越性只是来自其个体一己的体验和想象，虽然这些理念和实践最后几乎全部要通过个体生成和实现。在我看来，个体通过观察和理解具体多样的社会实践（包括文化和文学实践），倾听并发现其内在的富于异质性、差异性的生长力量，是建立对世界的个体化理解的前提。因此，不是回避现实中的诸多关系网络，而是首先主动发现和进入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以科学和严肃的态度把捉多样关系网络中不同位置人们生长性的经验、体验和吁求、想象，才能使个体避免重染本质主义文学观形而上学痼疾，体现出个体对现实中生长性力量和具体“情感结构”（雷蒙·威廉斯语）的尊重。勿庸讳言，在当下中国的人文研究领域中，文化研究在这方面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作出极大贡献的。文化研究着重于分析和揭示分布在不同层次社会空间（包括日常生活在内）中的权力运作机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政治。而对于文学，“‘文化研究’试图展开的是文学栖身的文化网络。……‘文化研究’毋宁说解释文学存在的各个层面，解释哪些因素共同制造美感的震撼。换一句话说，‘文化研究’力图再现围绕文学的多重关系，而不是把文学锁进一个抽象的‘本质’。真正的文学杰作通常是包含了种种话题的场域。这些话题彼此呼应，而不是互相否定。”[14]在这个现代权力的踪迹几乎无处不在的时代，文化研究思路重新把文学置于权力机制的关系网络场域中，揭示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政治含义，显然是我们从权威性的一元化理论路径走出来，发现多元异质文化空间的必要过程。 然而，如果仅仅到揭示权力的关系网络这一步为止，文化研究虽可以在否定既存权力的对抗性意义上继续存在下去，但这种否定显然不能成为一种本体性的否定，无论对于文学实践中生长性的把捉，还是对于文学理念的建构而言，它都将面临着难以将问题向纵深处进一步推进的尴尬。而我们所说的生长性绝不仅指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对抗性，它的所指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多样的生存智慧，包括人们在具体境遇中对文化资源的使用、与权力斗争和协商的战术、对异质性空间的固执的记忆、想象和热望。或许这些智慧在当下还远没有达致完全意义上的自觉，但文学实践的生长性恰恰在于努力赋予这些智慧以审美形式，进而生长成为可与既存文化空间不同而并立的异质空间。这个异质空间因为穿越了现实文化空间的关系网络，因而不是既存文化现实中的碎片化存在，而可能是有机的，富于建设性的，甚至具有整一性的。卢卡奇在其《小说理论》中谈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这样总结：“……对生活所拒绝的事件的理解和体验，就是富足的生活由以流出的源泉。被赋形的正是完全缺乏实现的意义，但是这个作品自身却达到了一个真实的生活总体性的丰富而完全的实现。这就是记忆的根本的叙事性质。……只有在小说中或者类似于小说的某些叙事形式中，记忆才会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以影响客体和改变客体。”[15]在我看来，决定当下文学写作到底“怎么样”的“文学性”，既不在于语言形式的文学化程度，也不在于对日常生活中权力机制的揭示，而根本是在于把捉、展示和赋形于那些牢固地扎根在记忆和体验中不能被现代性修辞所消弭的生长性的情感结构，在于这一赋形行动本身。考量作品的语言形式虽是必要，但语言形式只是文学性实现程度的一个外在表现和文本结果，而非文学性本身。我们实际上也无法规制出一个衡量语言形式文学化程度的等级表，比如使用现实主义的语言形式和现代主义的语言形式都能够产生优秀的经典，然而也同样会出现败笔之作。同样，揭示生活中的权力运作机制也是文学应有的功能，但同是从某个角度揭示这一机制，有的作品止步于现象的呈现，有的限于发表道德义愤，有的却可以带给人深切的感动、坚强的希望甚至希望生长的方式。比如同是写“底层”文学，有的仅仅使人痛苦于部分人生存的艰难和对恶势力的愤慨，有的却给人带来扎根生活的兴趣、勇气和信念，甚至使人获得对另一个总体性空间的想象热情和创造能力。借用雷蒙·威廉斯的话说：“面对普遍死亡的恐惧，面对已经失去的人际关系，生命的意义得到了肯定，它既来自切身的苦难，也来自人际关系恢复后的快乐。”[1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文学是写‘大叙事’还是‘小叙事’，文学是‘中心的’还是‘非中心的’，文学是‘精英立场’还是‘底层关怀’的，文学是‘顺应文化启蒙’要求还是‘无关文化启蒙’要求，等等，这些讨论就会显得无足轻重。”[17] 因此，与“反本质主义”文学观“非规范的规范”和“关系主义”进路相区别，否定主义文学理念强调应该有能够对文学好坏进行有效评价的规范，这个敢于并且能够严肃评价“文学怎么样”的规范，不是某种形而上的观念，也不是某个差异性文化形式本身，而是通过把捉当下中国具体文化实践中的生长性力量，使之成为文学个体对世界的本体性理解（包括对现实的把握、判断和对异质性总体空间的想象），最终在文学语言艺术中为之赋形的能力和智慧。这个关于文学本质的理念集批判性、创造性和建构性于一体，它是从当下中国的生活世界中生长起来，因此并不与现实疏离；它珍视并呵护着那些滋养它的生长性力量，因而具备中国式的平等、自由等等价值诉求；它像追求真理一样保持着对文学问题科学的求真态度，所以也同时是严肃的理论知识。以这样的文学理念为标准回答“文学怎么样”，既通过有效判断当下不同文学实践的质量而参与到当代文化政治事业中，也通过回答这样一个“文学问题”，通过理论自身的严肃建构为世界文学贡献出不可替代的文学经验。 在《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中，本雅明说道：“神秘的幡然自新不是列斯科夫之所长。尽管他偶尔也沉醉于对神迹的探讨，但是他还是喜欢坚持一种脚踏实地的特性。他把那种找到了世间生活的道路但又不深深陷入其间的人看做楷模。”[18]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09年03期 注释 [1]如在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审思中有学者指出：“历史终结观同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终结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特斯：《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352页。 [2]南帆：《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文艺研究》2007年第八期。 [3][英]泰瑞·伊格顿（Terry Eagleton）：《理论之后》，李尚远译，台北：商周文化，2005年4月，31页。 [4]据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作者认为：“‘外在’（outside）是一种绝对的外在，并没有一种与‘内在’共享的标准”。见[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23页。 [5][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孟登迎译，载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375页。 [6][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1页。 [7] 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四期，86-92页。 [8] 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三期。 [9]蔡翔：《何谓文学本身》，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74页，77页。 [10] 南帆：《空洞的理念》，《上海文学》2001年第六期。 [11]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五期。 [12]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44页。 [13][德]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8页。 [14]南帆：《文学：构成和定位》，《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五期，2-9页。 [15][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94页。 [16][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202页。 [17]吴炫：《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文艺争鸣》2007年第五期，6-13页。 [18][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29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