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英]玛丽· 比尔德著，王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424页，98.00元 最早读到关于笑的专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美学热中，在大学读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曾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一本关于滑稽理论的美学名著。那时真没有想到应该把“笑”与历史学研究联系起来。很多年以后读彼得·伯克的论文集《文化史的风景》（原版于1997年，丰华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所收的十二篇论文是在质疑以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的著作为代表的“经典”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背景下写出来的，其中的《近代早期意大利开玩笑的界限》很能代表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令我大开眼界。彼得·伯克借用人类学家的“张力测量计”（Straingauge）概念来揭示在某个特定文化中“笑”的限度、底线和紧张程度，他以巴赫金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和政府当局对狂欢节里具有颠覆性的玩笑所持的从容忍到压制的态度变化的研究为例，说明“玩笑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开玩笑与对开玩笑的态度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他从开玩笑的“界限”论述到对“玩笑”越界的压制和惩罚，例如1582年出版的《十日谈》是“洁本”，有关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官如何虚伪的一则故事完全被删除了，其他嘲弄牧师的故事也做了彻底的修改；伯克把这种删除和修改称作“文化攻势”，是一场范围更广泛的运动和一种范围更大的态度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伯克对这种“文化功势”的实质看得很清楚。这是笑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例证。读完之后，开始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视角思考“笑”，以及笑与政治学研究的关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许多所谓的“笑话段子”或许会在日后的新文化史研究中成为研究对象，甚至可以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和专著的论题。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的《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原书名Laughter in Ancient Rome ：On Joking, Tickling, and Cracking Up ,2014 ；王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 月）是一部关于“笑”的知识考古学和罗马社会文化史专著，中译书名对副标题原文的“关于开玩笑、搔痒和大笑”做了更改，突出了书中论述的主角——从善于以玩笑营造效果的演说家、以笑媚上的弄臣和引人发笑的猴子。关于该书的内容，勒口上的简介概括得比较好：“什么会让罗马人发笑？谁在笑？什么时候能笑，什么时候不能笑？谁在制定笑的规则和文化？笑在罗马人生活、权力和意识层面扮演了何种角色？本书既是一部‘笑史’，又是一部罗马社会文化史。作者在广博的文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考古学知识的基础上，以幽默诙谐但又不失严谨的笔触讨论了古罗马‘笑’的关键主题——从开着玩笑的演说家、弄臣，到可笑的猴子，重现了古罗马社会运作方式和权力体系，揭示笑在古罗马的核心地位和文化意涵。本书不但为了解古罗马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跨文化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当然，我们在阅读中很快会发现，如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复杂关系、文本的流传变异和历代各种阐释的矛盾关系等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的难度，并非是这种概述所能真正传达出来的。 关于人类的笑，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我们或许每天在笑，但是我们很少研究何谓“笑”、为何笑、笑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把“笑”与人文学科研究联系起来，恐怕更会感觉到茫然和困惑——就如作者在“前言”所讲的，“我们真的能搞清楚过去的人们怎么笑、为什么笑吗？我们几乎都没办法解释自己到底为什么笑，这一点究竟有没有影响？‘罗马的’（不同于，比方说‘希腊的’）笑真的存在吗？”。读完全书之后，发现作者一直以非常审慎的态度看待这个论题和自己在论述过程中面对的所有难题，她坦承：“我的目的与其说是整理与罗马的笑相关的观点，倒不如说是想要把这一主题变得更复杂、更混乱一些。有一些人自认为他们能够解释、控制变化多端的笑的现象，我对他们的方法向来是没什么耐心的……本书是对那些过度简化的做法和长期以来的一种挑衅的回应——提醒着我们笑在罗马有着令人费解的核心地位，并要求我们借由笑，从另外一个稍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罗马文化。”（“前言”，第3页）比尔德的审慎态度、直面众多研究难题的勇气和严谨的学术阐述规范，这些都在全书各部分的论述中充分反映出来。 在本书的研究中，比尔德以极为深厚的古典学研究功底分析、阐述了存在于各种类型、版本的古罗马文本及图像资料中与“笑”相关的词语、传说、故事、训诫、笑话，努力把古罗马的“笑”还原到他们所生活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笑在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以及笑与社会权力、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该书第一章所论述的罗马元老狄奥自己在事后记录下来的“笑”就是一个关于笑的权力政治学的很好说明：在皇帝康茂德扮演勇士的表演面前，狄奥故意嚼着月桂树叶来极力掩饰自己的笑，他究竟是嘲笑皇帝还是掩饰恐惧，都可以产生不同理解，重要的是它表明了笑的复杂性与危险性。古罗马有些与地位、权力和危险性相关的笑话在今天听来仍然有着强烈的效果，比如一个关于奥古斯都的笑话是这样的：罗马城里来了一个长得很像奥古斯都皇帝的年轻人，奥古斯都令人把他带来，问他说：你的母亲来过罗马吗？那人回答说没有，接着又说“不过我父亲倒是常来”。（220页）奥古斯都听了也没怎么样，一笑置之。比尔德认为，罗马的专制统治深深地影响着笑和玩笑的文化模式，宽厚的明君所开的玩笑也是仁慈的，他们从来不会用笑去羞辱别人，而且还能够大度地接受取笑他们的俏皮话；而另一方面，糟糕的统治者和独裁者甚至对没有一丝恶意的打趣也要施以暴力压制，同时还会把笑和笑话当作对付敌人的武器。（219页）在我看来，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它反映出编、讲和传播这个笑话的那些人的内心真实情感：希望在笑声中消除政治恐惧、权力压迫和地位不平等。这是一个典型的常青笑话，千百年来各种版本在宫廷与大院之间升级、流传。至于宫廷和贵族之家中的弄臣、小丑、仆人，他们在谋生中早已懂得如何以笑话取悦皇帝、权臣、贵族，恰当的、貌似出于自然的、技巧娴熟的笑声是编织在他们的才华之中的重要一环，是在忠诚与恐惧之间的护身法宝。再扩而视之，笑是整个罗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符号，其性质既有娱乐性的，更有政治性与思想观念性；其功能既有调和性，更有压迫性和冲突性。在社会等级秩序和权力运作的舞台上，笑以它独特的方式维护秩序、掩饰差异，同时也固化关系、压迫反抗。 比尔德有时会猛然把我们从古罗马拉回现代政治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往回追溯两千年才能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在19世纪那些勤勤恳恳的报纸上、会议或者辩论的记录里都十分系统地记载着现场响起的笑声——‘（笑声)’，‘(经久不息的笑声)’……任何翻阅这些记录的人都时常会感到困惑不解：是什么让大家这么高兴？又或者，为什么有些事情比其他事更能让人们捧腹大笑？”（84页）相信我们对这些记录也不太陌生。在这里可以看到，比尔德做古典学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不仅把古典遗产与当时历史语境中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例如她从阿卡迪亚的一座阿波罗神庙遗址及雕塑残片开始讲述，强调的是这些古代遗存在当时生活中的功能、所依据的思想理念以及各种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强调对古典遗产的思考同时也是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参见她与约翰·汉德森合著的《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例如她在初版于2017年并引起热议的《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中，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珀在众人面前被儿子喝令噤声的一幕讲起，揭示女性的声音被排除在了公共领域之外的欧洲文化历史源头。她的古典学研究与对当代公共生活的观察和投入有紧密联系，反映出一位古典学家的思想敏锐与深刻性。 比尔德在对“笑声”的研究中也充分运用了视觉图像的资料，这是当下历史图像学研究中的颇有吸引力的新视野和研究方法。当她在第一章谈到“是什么让罗马人发笑？或者说得再明确一点，是什么让罗马城市里的精英男性发笑？毕竟，我们对穷人、农民、奴隶和女人们的笑几乎一无所知，只能从城市中精英男性对此的描述中了解一二”这个难题的时候（第5页），马上在注释中补充说：“不过J.R.Clarke（2003;2007，109-132）十分大胆、乐观，他曾试着通过图像来了解那时‘普通’人的笑。”（26页）接下来她在第三章谈到，“在重现罗马的笑的现代难题中，有一个问题尤为显著，那就是古代视觉图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便在于，我们要明确古代的绘画和雕塑会在何时表现大笑或微笑——或者说得再确切一些，我们很难明确在古代什么能够算作大笑或微笑的视觉表征。”（89页）就是说，对古代图像中与笑有关的表情的把握、阐释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她介绍了前面在注释提到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的研究：“他收集了诸多种类的罗马艺术作品，其中既有穴怪图像，也有讽刺画，甚至还有滑稽作品和古代版的连环漫画。通过研究这些作品，他试着去探索罗马世界里的大众的笑、活泼的笑、喧闹的笑，甚至有时还有粗野的笑。这项研究确实很吸引人，不仅如此，它还让我们注意到一些十分有趣而又被大多数人遗忘了的罗马图像。”但是她马上敏锐地发现，“它也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这一直让我苦恼不已。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罗马人（或者某些罗马人）在看到这些图像时笑了呢？换句话说，到底笑的是谁？是罗马人？还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凭空想象——甚至冒充——罗马人？”（91页）以克拉克在研究中分析的庞贝“悲剧诗人之家”大厅入口处地板上的那块有名的马赛克地砖为例，那上面绘着一只狗，正面容凶恶地迎接着来到这里的访客，恶犬的下方有两个拉丁语单词“CAVE CANEM”，意为“当心猛犬”。克拉克认为，这些图案可能会让古人开怀大笑，因为先是会产生视觉上的错觉，然后才会恍然大悟；他并且分析了这种笑的社会功能是辟邪，因为在罗马人的观念里，入口是危险的空间，在门厅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可以有效地抵御邪恶的侵犯，但是也有研究者不同意这个观点。比尔德审慎地比较两种观点，没有下结论，但是进一步认识到不同情境、观者对图像产生不同反应的复杂性。（92-93页）在第七章研究人与动物的模仿关系的时候，她从庞贝城的小雕像和绘画图像中不仅发现猴子模仿人类的形象、行为，同时发现“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块绘有图画的雕带，上面用滑稽的丑化手法刻着罗马的开国英雄们。……所有这些人物都被刻画成模样奇怪的混种猿猴，他们都长着尺寸过大的生殖器、尾巴和狗头”；“无论我们怎么解读这些图像，它们至少能体现出猴子与神话英雄在喜剧的情境中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猴子甚至可以扮演罗马开国英雄们的角色——目的就是博人一笑。”（274-275页）这一以笑为中心议题的历史图像学研究可以引申出很有现实意义的思考，例如当代艺术中的戏仿、挪用等策略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同样可以成为探测当权者对笑的态度和政治言述压力的“张力测量计”。 关于二十世纪的“笑”文化史、“笑”政治史研究，应该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以我的孤陋寡闻至今尚未读到这方面的系统性专著。比尔德说近十多年来关于笑的书籍种类和数量之多让人望而却步，既有通俗读物也有严肃的学术著作，其背后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专业文章与论文，如许多人从激进的哲学角度、政治角度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笑”。（52页）在我的阅读记忆中，“笑”也时常与一些重要的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被哈维尔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的阿瑟·米勒在1983年来中国指导排演他的《推销员之死》，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就能够从演员们在交谈中发出的笑声中感觉到他们有一种对时代变化的新奇感、以笑声挑战过去的教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紧张感。又比如自从拿破仑·波拿巴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之后，人们在公共场合都尽量回避谈论一些会引起秘密警察注意的危险话题。但是在蒙马特高地有名的黑猫咖啡馆，聚集在这里的文学家仍然在嘲笑，“人们嘲笑政府，嘲笑贵族，嘲笑人民”。智利诗人、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也总是把文学与政治紧密在一起，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嘲笑某些态度、某些人、某些重要的活动和事物，仅仅因为当面对这些无聊的事物，面对这些膨胀的自我时，你别无选择，只有发出嘲笑。”他的意思是，嘲笑是最后的审美反抗。嘲笑通常就是从文学通向政治的栈道，尤其是在今天，一个失去嘲笑能力的人已经不配认识和从事政治。就像比尔德说的，“在狄奥的笔下，康茂德在竞技场里向观众发出的恐吓既险恶又可笑——他的描述让我们明白，笑也可以成为对抗罗马独裁专制和滥用权力的武器：心生不满的人们既可以用暴力、阴谋和造反作为回应，也可以选择不把强权当作一回事。”（第4页） 最后看看白俄罗斯作家 S.A.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如何把厨房与笑和赫鲁晓夫时代联系起来的。她说那时候人们在厨房里说政治笑话，“人民在厨房里大笑不已，我们也在自己的厨房里大笑。在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厨房里喋喋不休。”（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42页）因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俄罗斯作家，在这里猛然想起比尔德在“前言”的注释中所引述的诗句： “噢，嘲弄地大笑出来吧”—— 俄国诗人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在他那首题为《笑的咒语》(1909年）的诗中鼓励人们面对时代与生活要笑。 难怪“人民在厨房里大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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