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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元 文学历史 文学史写作面临的困窘似乎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韦勒克早己说过：“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末是社会史，要末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末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文学史作为对过去的文学状态的描述，必须再现两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作为一种已成秩序的文学状态的发展和调整，其次是按照作家、文体、风格或语言传统作分类的研究，以体现整个文学结构变迁过程中具体作品的发展进程。然而，这两个进程未必都是历史上按年月顺序发展的。这就未免使人担心: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会不会也成为一个历史长编或作家作品论的合集呢? 可喜的是，杨义没有覆辙重蹈，他把现代小说视为一个有序与多元的历史进程，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再现了这一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并存的秩序”的文学状态及其历史变动过程。 我以为，现代小说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文化或文学上的“断裂”，而是意味着小说格局的改变与调整。现代小说显然不只是一种“单一”的发展进程，而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多元互补的格局。这是一个在文化背景、艺术旨趣、审美特征诸方面存在着深刻的歧异、背离以至矛盾的“混合体”，而在这个“混合体“内部又不断地产生着新的分化与组合。然而也确实存在着某种模糊然而却是大致趋同的价值，它一方面使得这个多元的格局形成为一个大致有序的结构，另一方面又拒斥那些虽然产生于同一时期却全然属于传统的创作进入“现代”的范畴。面对如此复杂的文学状况，任何以一种思潮、一种艺术方法来规范一个文学时期，甚或一个文学流派的企图，都必将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因此，建立一个有序和多元的动态结构的理论构架，从而充分展示文学状态的复杂性，就成为文学史的必要前提。在我看来，杨义的小说史正是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自觉。 作者对文学史的有序与多元的历史把握决定了他的基本的文学史方法:多元互补。既然我们承认“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作家与已往作家(包括外国作家)的比较，就不仅仅是一种一般的论述方法，而是文学史理论的基本的批评原理，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的阐述中才能体现文学格局的变迁。杨义的小说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史”的眼光广泛地使用“比较”这一是审美的又是历史的批评原理。这种比较涉及现代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涉及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涉及该流派小说家与他流派小说家的关系，还涉及同流派作家间的关系……广泛的比较说明了作者广博的知识范围、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艺术感觉，象许地山、郁达夫、废名等精彩的章节都是在相当开阔又相当具体的文学背景上展开，并充分地体现作者的艺术鉴赏能力。但我最感兴趣仍然是:这种广泛的比较体现了新的文学因素。对于已存文学秩序的意义，它对建立我们的文学史理论的方法论有着重要意义。比较的方法是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方法，却不是唯一的方法。杨义同志根据不同作家的特色而采取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如有同志所说，对人生派作家，他较多地使用社会历史的方法，对乡土派作家，则伴之以民俗学的角度加以考察，论述浪漫抒情派作家，便更多地以心理学的眼光看待其作品，评论许地山这样的作家则引用宗教学知识……但我以为更值得重视的是，他的诸种方法的应用最终仍然归结为对文学自身的分析，而没有使他的小说史成为社会史、思想史、民俗史、宗教史、心理史……或其它史。这里实际上涉及另一文学史理论问题，即文学的价值评判。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原型批评……在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解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仅仅依赖于这些方法实际上仍然无法判断文学作品价值，例如你对作品的内部结构作了细致的解析，发现了其中若干的形式的关联性或神秘的心理因索，但实际上你仍然无法判定这部作品是否比那部作品更有价值。只有引人广阔的文化背景才能判定文学的价值，换言之，形式研究只有在文化考察的基础上才能展示其有效性。然而如果用文化背景淹没了艺术形式的探讨，又必然导致文学史不成其为文学史，而成为其它的什么史。杨义运用了多种学科的知识研究现代小说，却注意其研究的终极目的——文学本体。他对现代小说风格与形式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这部小说史最具特点，最有光彩的部分。 （1987年四月发表于《读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