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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还具体记载了对金子做出的训令内容（“我的私见”）。那是武昌起义爆发五天后的黎明时分，天未晓就醒来的宇都宫，一口气将平时反复考虑的对“支”政策写了出来，试图以自己的方针来主导参谋本部的行动。方针要点为:1.中国之大，不可能一气得到，因此最好分割为若干独立国，加以“保存”；2.由于此次内乱（指辛亥革命），中国有可能分裂为满、汉两个国家；3.表面上帮助清朝，暗中支援革命军，伺机做旨在切分成两个国家的“调停”；4.在此基础上，与之建立保护国、同盟国的特殊关系。毋庸讳言，如此对“支”政策的背后，显然有把日俄战争后到手的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及南满铁道（满铁）变成永久利权的战略考量，此所谓“满蒙问题”。 金子新太郎赴中国后，作为第一步兵日籍顾问官，执行了对革命军的督导。武汉之役，遭卷土重来的清军激烈反扑，革命军惨败，约一万人牺牲，其中包括四十七岁的金子。1913年2月，宇都宫专程赴汉阳凭吊阵亡的金子，在其墓前供奉了一瓶白兰地。 后来，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对英美协调外交，未采纳可能导致与西方为敌的冒险政策，因而宇都宫版的对“支”政策未能兑现。但这件事像一个隐喻，微妙地诠释了日本在“满蒙问题”上念兹在兹、根深蒂固的政策基因，也埋下了后来以极端的方式“一揽子解决”的伏笔。 第二个例子，涉及韩国在越战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朝鲜战争（所谓“朝鲜特需”）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起爆剂的话，越南战争（所谓“越南特需”）则充当了韩国经济起飞的起爆剂。前者是见诸日本历史教科书、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史实，后者则因某种负面因素而长期尘封，直到金大中上台后，才被媒体曝光。 为了践行对友邦美国的“大义名分”和兑现经济实利（前者出于对美在韩战时保护自己的感恩，后者则着眼于战争带来的战时景气），韩国在从1964年到1973年的九年间，共向越南派兵三十二万人，分别编成“猛虎”、“白马”、“青龙”等部队，与美军协同作战，兵力仅逊于美国。 1999年，韩国著名周刊The Hankyoreh 21发表了一个关于韩军在越战中针对平民暴行的深度调查:大批越南妇孺老幼被韩军屠杀的报道，令舆论大哗，爆料者是当时正在越南留学的韩国历史学者具秀姃。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她估计被韩军屠杀的越南平民至少不下九千人，且杀戮手段之残忍，堪称虐杀，连孕妇和孩子都不放过的无差别集体屠杀，令她感到震惊和羞耻。更重要的是，如此骇人听闻的反人道战争罪行，在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其中，朴为出兵越南的始作俑者，全、卢均为前越战指挥官）连续三届军人政权治下，信息完全被遮蔽，国民无从了解真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