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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稳定构造的成因，颇复杂，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那种把责任一股脑都归为日本的战争反省不彻底的做法，其实无不简单化的嫌疑，也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反而会被遮蔽。近年来，日本由媒体主导的重新检讨历史、反省历史的工作颇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发行量动辄数以百万计，甚至以千万计的主流大报，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对舆论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可发挥传媒优势，整合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资源，使大规模、跨国界的历史田野调查及实证性研究成为可能，有助于新史料的挖掘、发现和新观点的碰撞、生成，对学术之功远在学界之上。日媒中的“百年老店”、著名左翼报纸《朝日新闻》继通过检讨自身在战前和战时所扮演的角色，力求发掘从自由主义媒体堕落为战争机器协力者实事背后的发生机制的《新闻与战争》之后，进一步把聚焦的景深投向了东亚的近现代，试图以超越国别史的视角，探索深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东亚地区“地壳活动”的原动力——此乃《历史是活的——解读东亚近现代的十个主题》一书的“野心”之所在。如此学术性诉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成功与否，另当别论，但这种尝试本身，带有破天荒的开创性，无疑值得评价。遑论其探索无论在史料发掘，还是对诸如区域历史性和解的现实基础的思考上，均有所突破，有些甚至堪称建设性。 本书所涉及的十个主题，纵横中、日、韩、越，上下一个半世纪，从鸦片战争、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台湾割让，从日俄战争、朝鲜兼并，到辛亥革命、伪满成立，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到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越战，从日韩、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韩国的民主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涵盖了一部近现代东亚史。视野如此深广，如果是泛泛扫描的话，势必浅尝辄止，乏善可陈。但著者以结合当下的超越学术的新闻主义视角，在对史料加以精心选择的基础上，深度聚焦，不仅“激活”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材料，而且带出了一批尚不为人知的宝贵史料，有些则是首次曝光于公众视野，使历史的表情更加生动，更像是“活的”。兹举两例试说明之。 孙文发动的辛亥革命，多亏了宫崎滔天等日本自由民权主义者在人、财两方面的“无私”襄助，否则的话，会走更长的道路，这早已成为历史定论。但当时参加革命军，帮助中国革命的日人中，还有另一类存在，譬如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革命军并阵亡的日本新潟县柏崎出身的步兵大尉金子新太郎。 据柏崎地方史研究者杵渕武二的研究，金子赴中国后，曾致信妻子，表示“倘若成功，当有再会的机会，否则便是凶多吉少”；而其赴中国参加孙文革命，并非基于军方的正式命令，而是为某个大人物私相授受的、带有某种秘密使命的私人派遣。那么，到底受何方派遣，肩负何种使命呢？这些谜一般的问题，随着金子的一去不返，长久沉没于历史的河底。 直到2007年4月，本书执笔者之一的记者偶然读到辛亥革命时任陆军少将的宇都宫太郎的日记，谜底才揭开。原来，金子新太郎是受宇都宫的派遣而奔赴中国的。宇都宫在日记中明确记载，作为自己（宇都宫）“个人的事业”，令其（金子）参加“支那”革命军。在交给金子派遣经费两千元的同时，对他亲口下达了“妨害清国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的媾和，在革命军势力圈的中国南部建立独立国家”的训令。对此，当时的日本政府和陆军首脑均未参与，完全是宇都宫个人的私人派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