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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于我,亦师亦友

http://www.newdu.com 2020-10-19 未知 孙晓青 参加讨论

    作为老师,李迪的为人,李迪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创作态度,一直是我的榜样。能够尊他为师,像他那样对待生活,对待创作,对待读者,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作为战友,我们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又有着同守一方国土的荣耀,彼此知根知底,相敬相助。所以我非常认同铁凝主席的评价,李迪的确是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著名作家。
    我和李迪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从北京奔赴云南西双版纳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70年代初又分别从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应征入伍,他去了原14军某师,我在当地边防部队;他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而我开启了军事新闻的生涯。
    那时,我们虽然不在一个部队,但李迪的名气随着他多产的作品越来越大,越传越远,成为我以及当年许多部队新闻干事非常尊崇的人物。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兵之前李迪在生产兵团的境遇很不好,由于说了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的话,被搞极左的人抓住了把柄。但是渴望延揽人才的部队发现了他的作品,顶着政治压力悄悄把他招入部队,保护起来。当年李迪的班长后来成长为将军,他曾经跟我打趣说:李迪这小子,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兵,但是他正直、聪明、有思想、有才华,是个难得的人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李迪的军旅生涯过得很开心,很充实,为部队的文化建设尽心尽力,也格外勤奋,所以他出手便是高起点,写了很多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包括1980年在《解放军报》连载的中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那是军报的长征副刊第一次以连载的形式刊载小说,前后20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报纸只有四个版,能够每天拿出几千字刊载文艺作品,军报也算开创了先例。
    李迪的文学道路起步于他的兵之初。在大量创作军旅题材文学作品的同时,人民军队的诸多优良传统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培育了他忠诚、勇敢、刚强、务实,甚至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人品格,铸牢了他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生追求的思想根基。我觉得,尽管李迪后来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广,成就越来越大,但他的文学道路的第一桶金是在部队掘到的。解析这些年他广受赞誉的许多作品,都可以从这桶金中找到积淀。
    比如,李迪的真情写作是在部队孕育的。
    李迪对部队感情很深,终身以自己是军中一员而自豪。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年是身在部队写部队,从战士起就在军报发表小说散文,离开部队几十年以后,还是一见军营就心跳,逮住机会就往部队跑。凡是军报的约稿,他从不推诿。2013年,军报长征副刊开设“士兵面孔”专栏,因为赞赏李迪的文章风格,所以想请他写一篇文章作为范文,为文学作品更好地贴近官兵做个示范。李迪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就跑到原济南军区一个处在深山沟里的弹药仓库,在那儿住下来,和基层官兵交上朋友,写出讴歌这些默默无闻官兵的报告文学《樱桃沟里樱桃红》,在军报发了一个整版的报告文学,广受好评,还获得了当年《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后来,他写过一篇创作谈,其中就讲到这次深入生活发现的一个细节:当时仓库里有一个老兵,因为家庭等原因想退伍回乡,和家人团聚。上级同意后,他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准备把栽在花盆里的一株花带走,没想到却搬不动,仔细一看,花根已经穿过花盆底部的窟窿,深深地扎到大山的泥土里。这个老兵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连一株娇嫩的小花都能在这儿扎根,何况我一个男子汉!老兵当即撤回申请,留在部队继续艰苦奋斗,不走了。李迪之所以对这件事很感慨,我想他也是以此自喻自警吧。
    李迪的创作活力源于他对国家、对人民、对军队、对生活的热爱,而他投入真情的写作,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点。从确定采写对象开始,他便将感情投入进去,和人家一起哭,一起笑,对人家的事比对自己的事还上心;写作中,更是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暗自伤神,任泪水滴落在键盘上。这种状态,在他创作《花自飘零》和《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等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当记者的总爱说,置身其中,跳出事外,强调的是客观冷静对于判断力的重要。李迪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全情融入中体验思索,判断是非,该褒该贬,爱憎分明。
    再如,李迪的平民意识也是在部队形成的。
    李迪是干部子弟,又是在北京名校师大附中上学,而他当兵的那个年代,部队里面多是云贵川一带的农村兵,且家境普遍比较贫寒,和这些同志结为同甘共苦的战友,李迪的身上早就没有了优越感、纨绔气。再加上新兵入伍的第一课就是大讲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人民至上的意识便植入了他的基因。
    李迪离开部队以后,又陆续创作了大量作品,题材涉及公安、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人员包括工人、农民、警察、职员、加油员、打工者等不同的人群,但几乎无一例外写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他扎根人民,体察民情,掘生活深井,汲源头活水,关注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记录当代中国大变革中小人物的命运,非常难能可贵。
    我搞了一辈子新闻,常以把新闻事件或者新闻人物报道出去为满足,而李迪的工作常态,却是在看似没有新闻的地方挖出新闻事件,写出新闻人物,为创造这个大时代的小人物树碑立传,令人感佩。
    再如,李迪的家国情怀也是在部队生发的。
    一日从军,终身许国。李迪当过某师宣传队的创作员,在上世纪70年代“准备打仗”的氛围中,创作过一些激励官兵保家卫国反侵略的对口词、快板书等节目,想必自己也从中受到感染,青春的热血曾经沸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家国情怀从幼稚到深沉,没想到最后竟以一部作品成就了报国的志向。
    《永和人家的故事》和《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是李迪一生中最后两部作品。这两本书写的都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点题材,他的倾情投入就像士兵坚守阵地或者进攻山头一样,完全可以看成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而进行的拼搏与奋斗。尤其在创作《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时候,他不顾年大体弱,地冻天寒,一头扎进湘西的大山。积劳成疾后,仍在病榻上坚持写作,直到写完十几万字的最后一个字,果真像战士一样倒在了誓死坚守的阵地上。这个悲壮的事实刷新了我的认知,我真想大声地告诉李迪的那位老班长:“李迪不仅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好兵!”
    在我的家里,至今挂着一幅珍贵的国画,那是李迪请他的战友、画家刘学伦为我画的,画面呈现的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岳母刺字。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这个故事了,但是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岳母在岳飞宽阔健壮的后背上刺下的四个字,永远振聋发聩:精忠报国!
    我想,这既是李迪对我的勉励,同时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声流露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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