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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言学领域的语言障碍研究存在两个主要范式：心理语言学范式和社会语言学范式。社会语言学范式中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不仅为语言障碍研究提供了恰当的理论框架, 同时也为我们认识该现象本身提供了新的视角, 相关国外研究值得国内学者借鉴。有鉴于此, 本文首先围绕为什么系统功能语言学适用于语言障碍研究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障碍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两个问题梳理现有国外研究成果, 然后从四个方面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可以预见, 在语言障碍研究的重心由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层面转移至语用-语篇层面后, 已故韩礼德先生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将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语言障碍；系统功能语言学；回顾；展望 作者简介： 马博森,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 博导。龚然,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硕士研究生。曾小荣, 江西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高功能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指称行为对比研究” (17AYY009)。 一、引言 根据美国听语协会的定义, 语言障碍 (language disorder或language impairment) 广义上包括口语、书面语或其他符号系统理解或使用上的损伤 (梁丹丹2018:1) 。语言障碍可分为发展性语言障碍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和获得性语言障碍 (acquired language disorder) (参见Marinis 2008) , 前者包括单纯的发展性语言障碍和与其他障碍共生的语言障碍, 后者指由疾病和外力导致的脑部受损而带来的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研究受到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及言语病理学 (Speech Pathology) 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就语言学领域而言, 这一领域的语言障碍研究主要采取两种研究范式:心理语言学范式和社会语言学范式。其中, 心理语言学范式一直是主流范式。这一范式认为, 语言是心理世界的产物, 由抽象的规则系统构成。语言障碍应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表现这两个层面, 如在分析语言错误时, 需区分是语言能力层面的错误还是语言表现层面的错误。与心理语言学范式相比, 社会语言学范式的语言障碍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 这种范式把语言视为一种在社会及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行为, 关注的不是语言规则的正确与否, 而是个体在不同语境中的交际恰当性 (communicative adequacy) (参见Mortensen2000:212-214) 。 社会语言学范式的语言障碍研究汲取了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 采用了诸如会话分析 (如Samuelsson&Plejert 2014) 、民族志 (如Simmons-Mackie&Damico 1997) 、系统功能语言学 (如Armstrong [4]05;Klibi&Rejeb 2016) 等研究方法。其中, 基于已故著名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先生所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数量众多, 这些研究既涉及从宏观层面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语言障碍研究的指导意义, 也包含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相关思想所开展的具体研究。但稍感遗憾的是, 我们尚未发现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系统介绍, 相关研究也凤毛麟角 (赵俊海[43]0[43];赵俊海、杨炳钧2012) 。有鉴于此, 本文将梳理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障碍研究成果, 然后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具体而言, 在回顾现有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将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 为什么系统功能语言学适用于语言障碍研究?2)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障碍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3) 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可如何推进?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既有助于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相关研究的现状, 推进国内语言障碍领域的研究, 同时也是一份对韩礼德先生的缅怀和纪念。 二、为什么系统功能语言学适用于语言障碍研究? 从所属的语言学分支来看, 语言障碍研究属于临床语言学 (Clinical Linguistics) 的研究范围。从所属的医学分支来看, 语言障碍研究属于言语和语言病理学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的研究范围。在这两个研究领域,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和临床医生的关注 (Gotteri1988;Mortensen 2000) 。究其原因, 首先, 主流的心理学研究范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次, 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为语言障碍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同时也为我们认识语言障碍这一现象本身提供了新的视角。 心理语言学范式的语言障碍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假设:1) 语言是一套规则系统, 规则存在对错之分;2) 存在一个理想化的语言模型, 以这一模型为参照标准, 偏离这一标准的语言现象被视为一种病理障碍 (pathological impairment) 。就研究方法而言, 心理语言学范式的语言障碍研究常采用看图说话或结构化访谈等实验方法采集语料, 检测受试的命名、组句及阅读等语言能力, 并提供有关受试语言能力的量化结果, 如遭受大脑损伤之后, 受试语言基本结构的保留程度;受试在语言障碍评估中出现错误的频次和规律等 (Mortensen 2000:213) 。就研究方法而言, 这种范式采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 需要控制语境因素。因此, 基于这种范式的语言障碍评估并不能代表受试在真实交际语境中的语言能力, 也无法评估受试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这些能力去表达意义以及建立社会关系 (Mortensen 2000:213) 。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作为功能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由韩礼德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之后, 在他及他的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 该理论不断发展成熟, 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的重要语言学理论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该理论适用于语言障碍研究, 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 语言被视为一种表意资源 (meaning-making resource) 。韩礼德把语言的意义或元功能归纳为三种:概念 (ideational) 元功能、人际 (interpersonal) 元功能和组篇 (textual) 元功能。这三种元功能构成了语言的语义系统, 它由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来实现, 而词汇语法系统由语言的音系、字系系统来实现。在具体语言使用中, 上述三大系统均受语境的制约 (参见Halliday&Matthiessen 2014) 。因此,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我们研究语言障碍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基于意义的分析框架 (Ferguson&Thomson 2008) 。 其次, 该理论关注的是人们如何在真实语境中使用语言, 有助于我们认识语言障碍人群在真实语境中的语言交际能力, 也有助于训练语言障碍人群在不同语境 (如工作场所语境和教育语境) 中的交际能力 (参见Armstrong 2005;Klibi&Rejeb 2016)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障碍研究大多采集会话 (如电话会话、诊疗谈话) 和叙事语料 (Mortensen [27]2;Togher&Hand [36]8;Spencer et al.2005等) , 且有时研究者会通过插入日常谈话使得语料采集的语境尽可能地“自然” (Mortensen [27]2) 。基于这些自然的语料, 研究者可以研究语言障碍患者在真实交际中语音、语法、语用及语篇等不同层面的表现。 再次, 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真实语境中的语言使用, 这为我们认识语言障碍提供了一个新的、更为全面的视角。心理语言学范式的语言障碍研究把障碍视为规则系统的故障或者个体抵达某一语言模块的通道存在阻碍。因此, 这些障碍通常表述为“失去了语言的句法规则”“处理句子存在障碍”或者“处理词汇存在障碍”等 (Armstrong 2005:139) 。系统功能语言学则把语言障碍理解为个体在具体语境中通过语言完成交际目的存在困难, 关注的是语言使用者的具体语言表现以及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能做到什么 (Halliday 2005:134) 。因此, 这一视阈的语言障碍研究把语言障碍人群通过非标准手段实现表意功能视为一种差异 (difference) , 或是变体 (variation) , 而不是障碍 (参见Armstrong 2005:139-140) 。从这一视角出发, 语言障碍的治疗可充分利用语言障碍人群现有的语言技能, 也可充分挖掘这类人群的交际补偿策略, 从而促进患者的语言康复训练 (Mortensen 2000:222) 。 最后, 现有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表明, 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生理基础。这是因为大脑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一致的, 神经认知活动的基础是基于系统的连接 (a system of connections) , 个体大脑的发展受个人独特经验模式的影响 (Halliday 2005:134) 。Melrose (2005) 对已有神经科学研究成果的梳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Halliday ([19]5) 的观点。如Gallese (2003) 发现, 人类和猕猴实施简单的动作时 (如挥手时) , 腹外侧运动前皮质 (ventral premotor cortex) 的某些神经元不会放电, 但当人类和猕猴实施抓握或撕裂等操控物体的动作时, 这些神经元会放电 (Gallese 2003:1235) 。Melrose (2005:407) 认为, 这一差异表明这些神经元或许能够建立生命体与外界物质之间的互动模型。如果我们把生命体与外界物质视为参与者 (participant) , 把互动模型视为过程 (process) 和环境 (circumstance) , 那么这一模型便构成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及物性概念的神经基础。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障碍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障碍研究主要围绕该理论中的三种元功能思想展开, 成果丰硕。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 围绕概念元功能展开的语言障碍研究 概念元功能指的是语言可用于描述人类的经验 (Halliday&Matthiessen 2014:30) 。现有围绕概念元功能展开的语言障碍研究包含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口吃造成的语言障碍以及特定型语言障碍。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对比研究方法, 对照组为正常人群。这些研究关注概念元功能中的及物性系统和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 试图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与正常人群相比较, 语言障碍患者在表达概念元功能方面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对他们的交际有何影响? 围绕及物性系统展开的语言障碍研究主要有Mortensen (1992) 、Armstrong (2001) 以及Jeeraumporn&Patpong (2014) 。Mortensen (1992) 采集程序性话语 (procedural discourse) 和叙说 (recount) 话语语料, 聚焦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所产出小句中的及物性系统。研究发现该患者产出的小句中包含所有过程 (process) 类型, 但就表达过程的动词词组以及直接表达参与者功能 (participant function) 与间接表达环境功能 (circumstantial function) 的名词词组而言, Mortensen发现该患者倾向于使用单词数量少、内容不具体的词组, 且经常出现词组省略的现象。Mortensen认为这是造成患者话语具有重复、不完整等特点的原因之一。虽然患者能够传递一些信息, 但是他详述步骤以及叙述事件的能力仍然严重受损。Armstrong (2001) 聚焦四位流利型失语症患者 (fluent aphasic speakers) 的动词用法对构建话语意义以及对参与叙述等日常语类 (genre) 之能力的影响。该研究发现, 在关于婚礼的叙述中, 与对照组相比, 有两位失语症患者明显使用了更多表示物质过程的动词, 较少使用关系和心理过程动词, 这表明患者较少描述或评价事件本身, 从而削弱了叙述中意义的多样性以及患者产出说明文、议论文等语类的能力。Jeeraumporn&Patpong (2014) 通过看图书讲故事的方式收集语料, 对比30名小学1—3年级的泰国自闭症儿童和30名正常发展儿童在及物性系统方面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 与正常发展儿童相比, 自闭症儿童较少在表述小句的参与者时使用复杂名词词组, 这在2—3年级自闭症儿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 自闭症儿童语料中的心理过程、行为过程和言语过程的占比较低。此外, 他们所产出的小句的环境成分类型比较单一, 且较少使用复杂的环境成分。 除关注及物性系统外, Armstrong (2002) 以12名22—82岁非脑损伤患者 (non-brain-damaged speakers) 为研究对象, 采集他们的叙述语料, 从小句复合体的扩展 (expansion) 和投射 (projection) 这两种小句逻辑语义关系出发, 分析该群体内部的语言差异。结果显示, 有些患者产出的话语极具概括性, 有些则附加了很多具体信息;有些患者产出的叙事语篇注重描述事件的时间顺序, 有些则更关注对参与者、环境成分等内容的详细描述。此外, 语篇和小句复合体的长度均呈现出较大差异。 (二) 围绕人际元功能展开的语言障碍研究 人际元功能指的是语言作为一种行为, 用于帮助我们与周围人群构建私人或社会关系, 如陈述建议、下达命令、表达评价或态度等 (Halliday&Matthiessen 2014:30) 。围绕人际元功能展开的语言障碍研究也主要采用对比研究方法, 试图揭示语言障碍人群与正常发展人群之间在人际元功能的类型以及在实现人际元功能的语气和情态系统方面的差异, 相关研究主要包括Ferguson (1992) 、Togher et al. (1997) 、Togher&Hand (1998) 、Spencer et al. (2005) 等。如Ferguson ([13]92) 采集5名轻度失语症患者的自然会话与基于角色扮演的诱发会话语料, 发现失语症患者能够使用多种人际元功能, 且在多数情况下能够恰当使用实现人际元功能的语气及情态系统, 但患者极少使用语法隐喻 (grammatical metaphor) 来表达意态化 (modulation) 意义;Togher&Hand (1998) 通过采集电话会话语料, 研究外伤性脑损伤患者使用礼貌标记语的特征。研究发现外伤性脑损伤患者能够使用多种礼貌标记语, 但是与对照组相比, 这类患者在根据不同的话语基调使用不同的礼貌标记语方面存在困难。具体而言, 患者无法根据语境来调整礼貌标记语的数量、形式、内容等。究其原因, 研究者推断这可能与患者对亲疏关系和社会距离等语境因素不敏感有关, 而患者的额叶损伤是造成这种不敏感的原因之一。此外, Spencer et al. (2005) 涉及两名口吃患者的语气及情态 (mood and modality) 在治疗前后的变化。研究发现两名患者在治疗后都使用了更多的情态资源, 从而达到延长会话, 增强语言使用的恰当性的效果。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他们说话的流利度得到提高有关。 (三) 围绕组篇元功能展开的语言障碍研究 组篇元功能指的是语言自身可用于组织话语序列, 创造连贯等 (Halliday&Matthiessen 2014:31) 。围绕组篇元功能展开的语言障碍研究主要关注谋篇中的衔接 (cohesion) 和连贯 (coherence) 现象。相对于围绕概念元功能和人际元功能展开的研究而言, 这块研究开始时间较早, 且数量较多。从人群来看, 这块研究主要关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以及老年人。其中, 关注前者的研究包括Liles (1985) 、Penn (1985) 、Griffith et al. (1986) 、Adams&Bishop (1989) 、Baltaxe&D’Angiola (1992) 、Caplan et al. (1993) 、Caplan (1994) 、Fine et al. (1994) 以及Baltaxe et al. (1995) 。这块研究涉及不同的障碍类型, 包括学习障碍、语义语用型语言障碍 (semantic-pragmatic disorder) 、非语义语用型语言障碍 (other language impairments) 、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分裂型人格障碍、癫痫等。从研究方法来看, 这些研究大多采用对比研究方法。研究发现, 与正常发展人群相比较, 不同语言障碍类型的青少年和儿童在使用衔接手段方面均存在一些差异。以自闭症儿童为例, Baltaxe&D’Angiola (1992) 探讨了正常发展儿童、特定型语言障碍儿童和自闭症儿童话语中的衔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三者运用了相同类型的衔接手段, 且都较多使用指称、省略和连接, 但较少使用替代和词汇衔接。就三类儿童是否正确使用了衔接手段而言, 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的使用正确率最低, 正常发展儿童的使用正确率最高。研究者推断这可能与自闭症儿童在语用、认知等方面存在障碍有关。Fine et al. (1994) 采集访谈语料, 对比研究高功能自闭症患者 (7—32周岁) 、亚斯伯格症患者和无社交障碍人群 (8—18周岁) 在会话中的衔接现象。研究结果表明, 与亚斯伯格症患者和无社交障碍人群相比, 高功能自闭症患者较少指代会话中提到过的内容, 即较少使用文内指称 (endophoric reference) , 而是更多地指代物理环境, 这表明高功能自闭症患者在处理共享知识上存在困难。此外, 与无社交障碍的青少年和高功能自闭症患者相比, 亚斯伯格症人群在指称方面出现的错误更多。Baltaxe et al. (1995) 对比分析了高功能自闭症患者和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话语中的衔接问题。该研究借助半结构化访谈, 探讨两者会话中代词指称 (pronominal reference) 、指示指称 (demonstrative reference) 和比较指称 (comparative reference) 的使用情况。研究发现, 与高功能自闭症患者相比, 分裂型人格障碍患者更频繁地使用指称这一衔接手段, 但两类患者在指称的错误率以及错误类型方面表现相似。此外, 两类患者都较多使用代词指称, 较少使用指示指称和比较指称。在代词指称中, 第一人称代词占比最高, 第二人称代词占比最低。该文研究者认为这与会话双方权力不对等和高功能自闭症青少年以及分裂型人格障碍青少年本身的特质相关。 与关注青少年和儿童的研究相比, 关注老年人群的研究相对较少, 主要有Laine et al. (1998) 以及Dijkstra et al. (2004) 。Laine et al. (1998) 借助访谈的方式, 对比分析了脑供血障碍型痴呆患者、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正常人话语中的连贯和信息性 (informativeness) 1问题。结果显示, 在整体连贯 (global coherence) 层面, 脑供血障碍型痴呆患者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都存在问题, 且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更为严重;但他们的局部连贯 (local coherence) 与正常人群相比没有明显差异。Dijkstra et al. (2004) 通过采访对比分析了30名老年痴呆症患者和30名正常老年人的会话衔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 正常老年人使用更多类型的衔接手段, 且语篇连贯程度更高;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语篇则出现更多的指代错误和重复等。研究者认为这与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记忆力衰退有关。 除上述衔接和连贯研究之外, Spencer et al. (2005) 还关注了实现组篇元功能的主位系统。研究发现, 在治疗前后, 两名口吃患者在主位类型的选择上表现出一定差异, 如其中一位患者在治疗后语篇主位 (textual theme) 中的连续主位 (continuative theme) (如and、no、yes等) 的使用明显增多, 但结构主位 (structural theme) (如yet、even、if等) 却明显减少, 这表明该患者在治疗后试图控制自身的话轮。Spencer et al. (2005) 认为这一变化与该患者治疗后的口语流利度得到提高有关。 上述三节介绍的研究主要围绕某一元功能展开。除此之外, 另有两项成果值得关注:一项是Müller&Wilson ([30]8) 的成果, 另一项是Mortensen (2005) 的成果。第一项成果从三种元功能出发, 综合对比分析了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一位正常成人之间的会话。研究结果表明, 在概念元功能方面,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理解由会话对象引入的概念意义方面存在困难;且在自身表达概念意义时, 前后使用的时态不一致。在人际元功能方面, 该患者运用祈使语气并积极寻求会话对象的认同, 从而将自己构建成给会话对象提供建议的长者形象 (该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年龄为97岁) 。在组篇元功能方面, 该患者出现指代不清和人称代词使用错误 (用指称男性的人称代词来指称女性) 等问题, 且较少使用明确的衔接手段。与上述针对口语语篇所做的研究有所不同, 第二项成果的研究语料为语言障碍人群产出的书面语篇。文章从语类结构 (generic structure) 2和语义组织 (semantic organization) 两个方面分析10名失语症患者、10名认知语言障碍患者和15名正常人写给熟人的书信中的概念元功能和人际元功能。研究结果显示, 虽然两组患者在语类结构成分的选择和组织上没有呈现出差异, 但语义分析表明, 与认知语言障碍患者相比, 大多数失语症患者由于概念资源 (ideational resource) 有限, 其语篇的语义多样性和人际元功能受到影响。值得关注的是, 语言障碍患者的书面语并未呈现出预期的冗长或离题这些特点。 以上我们回顾了围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种元功能所展开的语言障碍研究。总体来看, 这些研究具有如下三方面特点:1) 从研究方法来看, 大多数研究采用基于定量的对比研究方法, 且对照组基本都包含正常发展人群。2) 研究对象和研究语料的类型多样。研究对象涉及多种障碍类型, 如不同类型的失语症、自闭症谱系障碍、阿尔茨海默症、口吃、不同类型的痴呆症、精神分裂症、学习障碍、癫痫等;从语言障碍类型来看, 这些研究既关注获得性语言障碍, 也关注发展性语言障碍。与此同时, 语料类型包括书面语以及口语语料, 其中口语语料又包括访谈、叙事、电话会话语料等。3) 从研究发现来看, 上述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语言障碍人群都能通过语言手段实现三种元功能, 但与正常发展人群相比, 总体上看, 这些人群在实现三种语言元功能时存在对语境的敏感度较低、所使用的语言资源的丰富程度有限、所使用的语篇衔接手段错误率相对较高等不足。 四、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可如何推进? 上述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障碍研究涉及不同类型的语言障碍人群, 其中既有青少年和儿童, 也包含老年人。在回顾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认为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首先, 应进一步推进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言障碍, 尤其是汉语语境下的语言障碍研究领域的应用。从本文第三节所述来看, 现有研究大多围绕语言障碍人群如何实现三种元功能展开, 运用该理论开展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 (参见Mortensen 2000:221) 。从所关注的语言障碍人群来看, 涉及青少年及儿童的研究较多, 涉及老年人群的研究较少。从国内语言学界来看, 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开展语言障碍的研究更是罕见。从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 目前主要有赵俊海 (2012) 和赵俊海、杨炳钧 (2012) 。前者从主位结构、人际意义、及物性、衔接与连贯四个方面对英语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以及健康老年人的话语展开对比研究。后者重点介绍了为什么系统功能语言学可运用于临床话语分析, 以及临床话语分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途径。在国家日益关注残疾人群的大背景下, 国内系统功能语言学界的学者可充分利用自身的理论优势, 聚焦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障碍人群, 深入探讨如何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汉语语言障碍现象研究。 其次, 可进一步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言障碍康复训练研究领域的运用, 从而更好地为语言障碍人群服务。本文第三节梳理的语言障碍研究重点关注语言障碍现象本身, 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来指导语言障碍康复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成果的发表时间较早, 如Davis&Wilcox (1985)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设计了“发展失语症交际能力”程序, 系统地对失语症患者进行训练。Edith et al. (1988) 等人把这一程序应用于失语症患者的言语康复训练, 证明了这是一种能够有效改进失语症患者交际能力的方法 (参见崔刚[39]8;崔刚、张伟[40]2) 。除这两个具体研究外, Mortensen (2000) 认为, 系统功能语言学重视语境, 充分分析患者在语境中沟通的优势和劣势, 从而能够完整评估患者的语言能力, 为康复治疗提供必要依据, 如在语类结构层面, 系统功能语言学能帮助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患者的话语特点, 从而为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打下基础。Klibi&Rejeb (2016) 则认为,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可在词汇语法、语义、会话话轮和语类等方面展开多角度分析。这样的分析有助于全面分析患者的话语, 从而为康复提供借鉴。上述这些研究表明,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障碍康复研究同样有着较为广阔的前景, 未来研究或可在Davis&Wilcox (1985) 和Edith et al. (1988)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针对不同母语语言障碍人群的研究, 也可结合语言障碍康复训练的最新成果, 设计新的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康复方案或程序, 并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和改进。 再次, 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应重视吸收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 加深我们对语言障碍本质的认识。Melrose ([26]5)的综述以及Halliday (2005)的观点表明, 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存在神经生理基础。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Martin教授也指出,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可以直接结合神经学的社会符号模型(参见王振华2013:11)。基于这些认识, 一方面, 我们需要继续挖掘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层面的神经生理基础(参见Melrose 2005:418)；另一方面, 未来的语言障碍研究, 尤其是由大脑损伤造成的语言障碍研究, 可继续深入开展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现象研究, 然后结合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结论, 对研究发现进行阐释。基于这两方面的工作, 语言障碍研究或许可在Martin所说的构建直接结合神经学的社会符号模型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 作为语法精密阶的词汇研究仍处在相对主观的阶段 (王振华2013:7)；陈平 (2018:29) 也指出, 从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语言学研究, 词语作为独立的研究单位并没有像音位和句子结构那样受到重视。本文回顾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语言障碍研究也主要关注语篇和小句层面。随着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陈平2018:29) , 我们相信,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词语研究会受到越来越多语言障碍领域研究者的重视。 五、结语 本文从三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言障碍研究领域的运用。正如Halliday(2005:133)所言, 与主流语言学理论关注和解决语言学家自身提出的问题有所不同, 系统功能语言学试图解决的是有关语言自身之外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 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可见, 系统功能语言学本身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用导向。虽然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来进行语言障碍研究和评估被认为存在费力耗时以及较难获得语言障碍患者与不同对象的会话语料等局限性(参见Togher[37]1) , 但可以预见, 在语言障碍研究的重心由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层面转移至语用语篇层面后(Ball&Perkins 2008) , 已故韩礼德先生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将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Adams, C.&D.V.M.Bishop.1989.Convers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semantic-pragmatic disorder.I:Exchange structure, turn-taking, repairs and cohesion[J].British Journal of Disorders of Communication 24 (3) :21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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