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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虽然学术翻译作品的数量可观,但遗憾的是学术翻译研究至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首先阐述了学术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对以往国内关于学术翻译的研究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展望。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翻译研究存在英译汉研究较多、汉译外研究较少和内部研究较多、外部研究较少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从术语翻译、学术翻译模式和翻译质量评价三个层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学术翻译；现状；展望；翻译模式；翻译质量评价 作者简介： 范梦栩,女,汉族,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墨尔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史、翻译与文化。 基金：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 一、学术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自明朝末年起的几个世纪中,英译中的学术著作数量众多、学科完备。不夸张地说,不少现代学科都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据熊月之统计,仅晚清民国出版的科学翻译著作数量(1811年至1911年的100年间)就至少达到2293种[1]。黎难秋则根据《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等书目,统计估算出清末73年间共出版科学译著数量在2500至3000种之间。[2]然而,很多学术著作的汉译质量曾多次为学者诟病。[3,4] 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中国已经将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译介到了西方。仅在英国,1949—1979年间已出版各类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作11部;1980—1999年间出版67部;2000—2015年出版99部。[5]这固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但如果仅仅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也是不够全面的。与日益蓬勃的中国文学外译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学术著作(包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长久以来并未能充分、及时地译介到海外。[6]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是作为中介的翻译的缺失。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里程碑。2010—2018年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资助882个外译项目,涉及28个学科类别、17个文版类别(语种)[7]65,足以见得国家层面对学术外译的重视。上述种种数据表明,在我国,学术汉译和学术外译的数量均非常可观。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翻译相关研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为海外引智与走向世界提供智力支持。 二、学术翻译与相关研究 学术翻译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交际意义上的学术翻译和语言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翻译。[8]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交际意义上的学术翻译,也就是以借鉴翻译内容为目的的学术翻译。从翻译方向上来说,学术翻译可分为外译中和中译外两类。因此在梳理学术翻译相关研究时,笔者也从这两个方向分别进行探讨。 (一)学术汉译研究 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开始至今,外译中一直是翻译的主流,学术翻译方面也是如此。从宏观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局发布的统计数字,仅2017年一年从英美两国就引进了9636本图书,而同年我国向英美两国输出的图书版权仅为1013种。若以社会学为例,1949年以前由外文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各类社会学著作约417部；[9]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开展,翻译事业也出现了新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已出版发行社会学译丛类十余种。另根据台湾东华大学张宏辉教授的《社会学推荐书单》进行的统计,社会学汉译著作已多达上千部。[10] 与如此大量的翻译作品相比,当代学界对学术翻译的研究也相对应地呈上升趋势。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学术翻译”作为主题进行统计(包括期刊、硕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学术辑刊和报刊),搜索到1105条结果,可以大致了解学术翻译研究论文的发展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1 学术翻译研究文献数量 从数量上可以看出,学术翻译研究近几年来基本保持了增长态势。进一步查验检索结果得知,绝大多数论文阐述的是学术著作的外译汉问题,有两篇综述性论文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学术翻译研究的成果概貌。其一是陈生梅对于1991—2010年来学术翻译研究的回顾与评析。她将此20年间的研究成果归纳为4个主要类型:针对学术翻译质量问题的思辨性论文、对一门学科或领域内的学术翻译原则及规范进行研究的论文、涉及术语翻译问题的论文和从宏观出发探讨学术翻译问题的论文。之后她总结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11]其二是何克勇和陈媛媛关于我国英语学术著作汉译质量研究的量化统计。作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学术著作翻译”和“翻译质量”作为关键词搜索,对1979—2011年6月间中国大陆地区发表的544篇有关学术著作汉译质量的论文进行了计量统计分析。他们发现,这些文献大多讨论翻译中的误译问题,涉及了自然科学、工程学、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各个学科,并指出其中的翻译错误类别主要有5类:专名、术语误译,望文生义,表达失当,增译漏译和引文或注释错误。作者还就每一种误译类型给出了具体译例。[4] 而继这两篇论文之后,学术翻译研究又有哪些新成果呢?笔者以“学术翻译”作为关键词(仅限期刊),排除不相关论文、会议通知、会议述评等文献,在中国知网中人工筛选出2015—2019年5年间发表的66篇研究性论文。在这些文献中,绝大部分仍然是外译汉,或者说英译汉的相关研究——这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学术翻译出现了另一个新的研究关键词,那就是“学术外译”,对此将在下一节展开探讨。这些论文可以大致分为3类: 第一类:结合具体文本形式、译作或学科分析学术翻译。除了探讨论文题目、摘要、目录等微观翻译策略的研究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某一学科的著作翻译,如吴苌弘和傅敬民通过评析翻译研究著作汉译中存在的问题,指出首先应甄别相关著作,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介绍到中国,完善翻译行业机制,既对译者有审核有约束,又要保障译者的权益。这样才能“有效地将国外翻译研究的理论话语融入我国翻译研究的话语体系”。[12]95另外有学者结合具体文本来分析学术翻译的策略等问题。文军等通过详细记录、反思一项真实的学术翻译实践过程,从微层面阐释学术翻译中如何理解、表达、校对等具体问题,从中归纳出“学术论文翻译的简要译述模式”,并建议在MTI教学中将翻译实践和翻译述评相结合。[13] 第二类:术语辨析类。田海龙结合自身翻译《语言与全球化》(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Fairclough,2006)期间与编辑之间的互动进行深入思考,推敲所译关键术语,指出学术著作的翻译既应当保留学术著作的特征,也应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建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权威。并且他借鉴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社会认知路径的语境模型概念,进一步提出了译者模型的概念,是一种学术翻译研究的积极尝试。[14]徐义强从民族学学科立场出发,重新思考“Ethnography”这一关键术语的翻译,对于“人种志”“民族志”“田野志”3种译法追根溯源,深入辨析,最终指出随着学科的演变和研究对象的延伸,“田野志”是较为理想的译法。[15]张文瑜对同样译为“大众文化”的两个术语“Mass Culture”与“Popular Culture”进行了比较,从术语的语义与语用、提出的语境、学术立场,以及术语的相关理论等面向研究,阐明“Popular Culture”更适合的译法为“民众文化”,以强调民众对文化的创造性和抵抗性。[16]总体而言,这一类研究以术语的译法为切入点,深化为对整个学术翻译的思考。 第三类:宏观探讨学术翻译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这类研究高屋建瓴地对学术翻译进行思考。郭庆民认为,“学术翻译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语言和语篇结构的处理等翻译过程都与权力和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7]121因此,他提出应将话语、权利和意识形态等批评话语理论和英汉学术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并且提倡学界专家和英语专家通力合作,“确保原作语言结构和语篇结构所表达的深层逻辑、意识形态视角、陈述知识的角度、学术交际价值得到充分再现。”[17]125 需要申明的是,以“学术翻译”作为主题检索,实际上会发现这种方式无法涵盖某些具体学科的翻译研究,因而不甚全面。如,很大一部分法律翻译也属于学术翻译,但很多相关论文却以“法律翻译”为关键词,本研究方法无法一一顾及,值得另文探讨。 (二)学术外译研究 前文已经提及,2010年起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从此中国学术著作的外译成为学术翻译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以“学术外译”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仅期刊),排除不相关论文、会议通知、会议述评等文献,筛选出检索结果21条。这些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明确聚焦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几乎占据半数(9篇),都是基于该项目的统计分析,只是着眼角度有所分别。例如,马玉梅的重点在于解读学术著作外译项目的现状。她梳理了项目实施九年来资助范围、申请情况、立项数量和出版机构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传播效果的策略,如进一步统筹规划海外传播、深化读者导向的实施理念、提升海外推广能力、加强传播研究和人才培养等。[7]7]64-67王伟着眼于项目成果在国外的影响力。他通过CSSCI和Web of Science两大学术数据库,统计了外译原著和外译后作品的学术引用数据,比较之后得出结论:外译后的作品在国际上形成了一定影响力;承担项目的出版社比独立学者更能实现与国外出版机构的良好对接;项目中原著选择学科分布不均衡,而译著中平均引用次数较高的学科有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18]18]遗憾的是该文没有从翻译层面讨论高引用次数的译著之优点。任文京关注的则是“一带一路”视域下学术外译项目的现状。他从语种、学科等方面对2012年至2017年间立项数据进行了统计,从中总结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偏少、项目偏少、学科偏少等问题,并倡议大力支持“一带一路”小语种人才培养,促进与沿线国家出版机构合作,增加政策扶持力度等。[19]19]然而该文也非从翻译研究的立场上所做的阐释。总体而言,目前这些统计分析都没有深入翻译文本对学术外译项目进行研究。 第二类:通过具体译例对学术外译进行反思的研究。姚斌和Friedman以他们承担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英译项目为例,列举了其处理具体翻译问题时采用的策略,最后总结出社科文献外译的经验:采用中外合作模式、与原作者密切沟通、重视读者习惯和反映。[20]20]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了他们的翻译基本流程遵循了美国学术理事会(ACLS,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发起制定的《社会科学文本翻译指南》(Guidelin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Texts)中的建议。关于该指南的重要性,本文之后会详细说明。另外,梁艳君和马慧芳基于他们《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研究》的英译实践,以书中的具体译例为根据,提出了坚持以“信”为本、“深度翻译”的原则,并总结出“民族学家、译者、目的语专家三者在场”的翻译模式,为民族学学术著作的外译提供了思路。[21]21] 通过梳理上述学术翻译研究成果,我们也不难发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外译汉研究较多,汉译外研究较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外译汉的学术著作从数量上远远超过汉译外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汉译外学术著作相关资料不易获取,增加了研究难度。比如最具代表性的中华外译项目,其译本全文、出版发行信息、传播效果等重要研究信息既无跟进报道也鲜有渠道了解,使研究者无从下手。而随着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国家更需集学者之力寻找效率高、效果好的“走进去”方法,因此学术著作的外译研究理应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其次,内部研究较多,外部研究比较缺乏。内部研究主要指对具体错译、误译等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3类:术语翻译的探讨;不符合汉语习惯的译文批评;语言层面的翻译错误。[22]22]遗憾的是,这些对翻译质量的批评没有更进一步提出操作性强的学术翻译质量评价体系,或者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学术翻译模式以提高翻译质量,因此只是“就事论事”,很难推及数量繁多的其他学术翻译文本。另一方面,外部研究指翻译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比如原著的选择、出版社、编辑、图书市场等因素。近年来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社会翻译学在翻译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正是因为它深入挖掘了翻译作为社会活动的属性,将翻译的产生、传播、接受和消费的社会制约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为翻译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视角[11]11]154。学术翻译研究者也应从善如流,更全面地认识和分析学术翻译活动。 三、对学术著作翻译研究的建议 鉴于学术翻译的重要作用和相关研究的不充分性,笔者认为,有必要着重从以下3个角度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一)关注学术术语规范 学术著作以严肃严谨著称。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很多现代学科是由西方传入,翻译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术语翻译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学术观点能否正确传达,因此确保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以说是保证学术翻译质量的关键。早在清朝末年,传教士组成的益智书会和博医会、江南制造局、清政府学部审定科和清政府编订名词馆等组织已经为统一译名做了不少编纂、审定科学名词的工作。民国时期,国立编译局主持多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教育部公布了多部由该馆编审的名词,我国的科学术语统一工作因此取得了重大进展。[23]23]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翻译学研究的不断成熟,确保术语翻译准确有多种途径,其一是利用好已经审定的学科术语库。有很多研究论文中提到的术语翻译错误,其实都源于译者一时偷懒,而编辑也缺乏责任心和敏感度。目前我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公布了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化学、电子学、农学、医学等75种规范名词,另有“术语在线”等电子检索工具,如果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很多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其二是搭建新术语的翻译讨论平台。术语审定工作必然需要一段时间,有一定的延迟性,因此对学术界层出不穷的新术语则应该运用更具时效性的对策。学界应该积极协调构建跨学科术语翻译研讨平台,打破学科壁垒,寻求跨学科合作,使不同学科的学者和译者实现实时在线讨论,从而在一个新术语诞生之初就尽量避免错误或歧义。其三是普及计算机辅助翻译。众所周知,CAT在术语管理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如果在学术翻译中恰当使用CAT的记忆库和术语库,可以在翻译团队中实现极高效的术语统一,并且能够不断扩充术语库的种类和内容,反复应用于其他的翻译项目。总之,学术术语名词的统一问题以前是,今后也将是学术翻译研究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探索学术翻译模式 按照译者成员组成来看,目前我国外译中学术翻译实践里比较常见的3种翻译模式是:译者是中文母语者(大多数);译者是外语母语者(极少数);中外译者组成翻译团队合作翻译。在为数最多的第一种模式中,译者虽然都是中文母语者,身份也有诸多不同——举例来说,在中华学术外译立项名单中,一部分项目承担者是该学科的专家,精通专业知识,却可能缺乏系统、专业的翻译培训;还有一部分项目承担者正相反,来自外语专业背景,却恐怕难以把握该专业领域的知识。正因为这种局限性,如果一个翻译团队能够集两者之力,又有一位目的语的学科专家作为顾问,几乎可以构成理想的学术翻译模式。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与之类似的“三者在场”翻译模式[21]21],也有再加入原作者的“四者在线”模式[24]24],还有学者提出“学术价值+研究积累+打磨精品+立法保障”的学术著作翻译理想模式[25]25],等等。但是这些模式终归过于“理想”,在大多数场合可能受条件所限无法达到。或许现阶段我们可以从一些更现实、直观的翻译实践指导意见中寻找有关翻译模式的灵感。 2006年,由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与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社会科学文本翻译:国际比较语境下的翻译实践”研讨会于清华大学召开。会上发布了社会科学翻译项目(Social Science Translation Project)成果——《社会科学文本翻译指南》的中文版。虽然该指南主要的着眼点在于其他语言译入英语,但其内容涵盖了社会科学文本的独特性、翻译资助、合格译者的遴选、编辑与译者的交流、作者与译者的交流、归化与异化、社会科学翻译中的常见错误、专业概念的翻译、译者和编辑应遵循的技术细节、译文评估等社科文本翻译中的各个环节,可以说对如何有效提高社会科学译著的质量提出了一套具体而可操作的工作方案,对于社会科学文本乃至所有学术文本的中译外都将大有裨益。而且该指南提到了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比如正文中提到“学术性的社科文本的翻译最好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社科工作者承担,因为专业知识对翻译的成功至关重要”;附录中呼吁社会科学工作者用母语写作,因为“用不同语言和文化提供的不同视角写作社科著作并精心地翻译,能够提高跨文化间的更深的对话,使社科研究焕发生机”等。[26]26]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指南并未在学界引起应有的关注,数年来尚无一篇讨论此指南的专门性论文。可见,在探讨学术翻译模式、翻译工作流程、翻译项目管理等问题时,仍有很多资源有待我们去挖掘。 (三)构建质量评价体系 如前文所述,国内外学者虽然都提出过各种具有借鉴意义的翻译质量评价模式和参数,比如赖斯(Katharina Reiss)、豪斯(Juliane House)、威廉姆斯(Malcolm Williams)等学者构建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型[27,28,29]27-29],辜正坤提出的“多元互补论”[30]30]、范守义提出的“模糊数学定量分析法”[31]31]、侯国金提出的“语用标记价值和等效翻译假说”[32]32]等;也有学者指出了当前学术翻译质量研究中存在“多数是以特定翻译文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具体翻译问题,或是对误译现象进行笼统讨论”的问题[4]4]91,但是目前尚未提出针对学术翻译这一特殊领域的质量评价体系。迄今为止中国标准化协会制定过5项与翻译有关的标准,其中涉及翻译质量评价的有3项,分别是翻译服务规范(分为笔译与口译两部分,现行版本分别发布于2008年和2006年)和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2005年)。其中对于译文的基本要求描述为“忠实原文、术语统一、行文通顺”,具体要求中提到了数字表达、专用名词、计量单位、符号、缩写词、译文编排等,但在译文质量评定一节中一方面过于简略,另一方面使用了很多主观性较强的指标,不易于实际操作。引入的译文综合差错率概念虽是量化评估的积极尝试,但这种所有翻译类型一刀切的思路似乎仍值得商榷。因此,探索建立学术翻译质量评价体系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学术文本的特殊规律,关注翻译语言层面的因素,又要把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纳入考察范畴。尤其对于中译外翻译实践来说,引入一种以读者为导向的质量考察体系是必要的和紧迫的,将对中华学术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 中西方文化交流不仅需要文化艺术,更需要学术思想的跨语际对话、碰撞。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从完善本土学科的角度,还是从确立中国学术话语权的角度,我们都更应认识到学术翻译的重要性。本文回顾总结了学术翻译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其中的不足,并倡议在术语管理、翻译模式、质量评估三个方面继续深入开展研究。毋庸置疑,中西方文化、学术的交流是大势所趋,相信学术翻译实践和相关研究必将在未来的翻译研究中占据更关键的位置。 参考文献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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