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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元 军旅文学
有着“军旅文坛‘拳击手’”之称的青年作家西元，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他们都叫王大心。这个贯穿性的小说人物，尽管有着一定的互文联系，但总体上却是彼此独立的，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故事。这大概并不源自作者在人物取名上的偷懒，因为我们隐隐发现，这游走在他故事里的“王大心”们，构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结。这个人物能够将不同的故事串联起来，沟通营房的“内”与“外”，从而获得一种更广阔的，关于时代的整体感。而这正是不甘只当“军旅作家”的西元，所欲展开的创作探索。于是，围绕“王大心”们建构的小说世界，便具有更深广也更丰富的时代与美学内涵。 一 对于西元的小说，著名军旅评论家朱向前教授曾从三个向度给予高度肯定：首先是“微观层面探析、往深度里挖掘的细腻感”，其次是“书写军人的铁血精神”，以及“军人的勇敢、牺牲与担当”，再次则是“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形而上思考”1。这些都极为准确全面地总结了西元小说的美学风貌。看得出来，西元的小说弥漫着浓郁的英雄情结与家国情怀。这也难怪，英雄主义的追求，正是每位军人的天生气质，作为现役军人的西元，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在远离战争，英雄消失的年代，如何重塑英雄？如何重建英雄叙事？这显然是今天的小说需要再次面对的问题。 对于西元来说，在英雄消失的年代，他显然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再现英雄叙事的方式。就此而言，不得不调动个人的生活经验，尝试从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残存的英雄主义因子。于是在他笔下，工程兵之类关于武器基地建设的故事，常常被用来填充战争缺席留下的英雄主义空隙。《界碑》《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等小说都讲述了此类我军特种工程旅在西北大戈壁建设某个武器实验阵地的故事。大概在西元的想象中，士兵们忘我建设的身姿正是和平年代的战争写照。也正是在这样的故事中，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纷纷涌现。比如李高工、李钢钉这类人物，往往体现出令人感念的气质，如小说所言，“李高工只要一离开工地，‘三高’症状马上加剧，而在工地上，什么病都没了”。这类深具老兵精神的人，总是让我们感觉似曾相识。再看那位李钢钉，他为了任务勇于牺牲的形象，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英雄主义面貌。这也是西元所理解的，人民解放军光辉传统的生动呈现。 然而，《界碑》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特种工程旅里的这位李钢钉，他的故事显然包含着某种曲折的隐情。仔细读来，我们赫然发现，这位空有技能，却无权无势，没有“关系”，在军队内部找不到“靠山”的普通士兵，被能力平平却显然更有“后台”的徒弟排挤直至黯然退伍，只是恰逢任务紧迫人手不够才被勉强留下来继续“奉献”，其目的大概也只是因为，组织想利用他出色的塔吊技术顺利完成“紧迫的任务”。在西元的小说中，军队内部的诸多问题——有些显然并不光彩——也被他不失时机地披露了出来，这些琐碎的日常与时代的大问题一道，非常醒目地摆在读者面前。 于是在王大心周边，从李钢钉到李高工，再到魏大骡子，这些平凡年代的英雄，似乎总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而且，他们的遭遇也都令人扼腕叹息。这样的人物设置，显然能够透露出西元对于现实的某种情感认知与态度。纵观他的作品，我们发现，那些被予以礼赞的，多是过往年代的英雄，或是深具“老旧”气质的军人，相反，对于今天之现实，则是颇多感慨。正缘于此，我们可以看到，西元的英雄主义，某种程度上正是来自对现实的厌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对于历史的缅怀。 确实如此，西元的小说总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于昔日英雄年代的怀念，继而滋生某种今不如昔的感叹。比如，他的小说会不断回溯历史上那个著名的无名连。《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便是以对举的方式，一方面以西北官兵搞工程建设为现实主线，讲述建设年代的英雄。故事里原本计划好的七天，最后变成了一个月，于是五名军人不得不创造装卸一万吨水泥的人间奇迹。而另一方面，则以1950年战争时期的无名连为暗线，不断闪现朝鲜战争纪录片中的各种片段，去礼赞过往年代的真正英雄。比如，他总会提到长津湖战区那个为了执行任务而冻死在雪夜的无名连，令人唏嘘的是，那些无名的战士，连同历史的惨烈，今天早已被人无情遗忘。 在《死亡重奏》的后记中，西元追问，英雄主义在今天为何变得如此脆弱与不堪一击。而为了缅怀历史，看他小说的架势，似乎要去再现一场完整的战争，无论是朝鲜战场还是南京保卫战。然而，考虑到再现的难度，重大题材的细节与情感把握，以及可能需要的案头整理工作等等，这显然超出了个人能够把握的限度。西元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没法正面强攻一场战争”。既然无法写实，那么只能以写意的方式展开。于是我们看到《死亡重奏》那令人惊艳的开头，朱向前教授将之称为“定格式的放大写法”2。这篇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恰是作者所言的，“站在战争现场去创造属于战争小说的美学”3。就《死亡重奏》的创作意图而言，显然是出于对历史的缅怀，既是对历史中伟大牺牲的敬重，也是为了遥望那段历史的壮烈。对于西元来说，只有写出了《死亡重奏》和《无名连》这样的战争小说，才能稍稍安心，让他感到“了却了一桩心事”。 二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现实。如前所述的，他执着地将革命战争时期军人的风骨延续到和平年代官兵的日常生活中。带领我们去重温“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英雄情怀，或是去誓死守候“祖先留下的某块界碑”。然而，今天的现实却并不总是那么美妙。相较于历史的悲壮来说，现实的不堪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西元对于现实的厌恶之情，突出地表现在他看待今天的中国军队以及军人的精神面貌之上。就此而言，我们大概就能发现，西元的小说不由自主流露出的今不如昔的感慨。比如，他总会在小说中穿插比较两代中国军人的不同。在《壁下录》里，西元用不同的枪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在他看来，不同时期的枪械使用，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国军队的特质与精神面貌。“八一式步枪是苏式AK系列改进过来的，拿起它就想起苏联时代，觉得正在和一个笨重却又耐久的俄国人打交道。而九五式源自欧洲，纯黑色，轻巧、机敏、新颖，又显得很有科技含量。这种枪刚刚配发军队不久，只有重点发展的部队才用得上。打过几枪，枪身微微颤动，声音不算大，也没耳鸣，子弹轻松命中靶子。”4 在西元这里，老一辈军人虽然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很多人连小学都没上完，且脾气暴躁，甚至满嘴污言秽语，根本就是“军阀”作风，但他们大多都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而且普遍“军事素质好”，战斗力强，关键时候靠得住。用西元在《Z日》中的话说，“他们粗犷、野蛮，又愤愤不平，似乎所有人都有股生不逢时的劲头，好像自己空有敢跟天王老子打一仗的谋略和决心，国家却没给他们一杆好用的枪似的”5。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往中国军人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老一辈军人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与牺牲中取得的。 然而，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尤其是1990年代海湾战争之后，天文数字的国家投入，让所有的变化都显得顺理成章。正如傅逸尘在分析中指出的，西元一辈“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军旅生涯伊始，“恰逢我军新军事革命浪潮开始涌动，军队从战术、武器、兵种到部队官兵的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历史性遽变，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表现领域”6。在此之中，技术装备的推陈出新和军事队伍的更新换代固然让人惊叹，然而，传统中国军人依靠沉重的肉身铸造的辉煌业绩，却也因此变得不再夺目。反观今天的中国军人，他们大多是军校毕业的大学生，拥有更高的学历，更好的科学文化水平，更有素质更懂礼貌，做事更加圆融，也更加世故，总之更“聪明”也更“灵活”，但关键时候却也更容易“掉链子”。他们似乎失去了前辈所具有的那些最宝贵的东西，那种战斗的连队所理应具有的“生龙活虎”“有韧性”和“能折腾”。这种和平年代的安逸所造就的欠缺感，恰恰是西元所忧虑的，他也不惮于在小说中传递这种忧虑。 正是基于这种忧虑，《界碑》里的连长对王大心这样感慨：“你别看民工一个个都不起眼，要是他们成了咱们连的老兵，那就是最有战斗力的。”7在此，作者对现有士兵战斗力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这种不满所连带的现实思索在于，他会追问变化所昭示的现实境遇，也就是去追问，这种今不如昔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西元这里，人民解放军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情结，面临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分化的阶级社会的严峻挑战。某种程度上看，正是阶级分化所带来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让人民解放军日益失去了昔日的尊严感，甚至到慢慢坠入底层的境地。 坦率来说，军人形象的“底层化”，正是西元小说中特别令人揪心的一幕。在西元这里，王大心的成长期被定位在1990年代，那是一个愤青的年代，因而他也会以愤青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如小说所言的，“愤青的世界观很有感召力”。从军校到军队，他第一次发现，“外面的世界里有股很变态很疯狂的气味”，这是在军校关了四年的小军官所不能理解的。初到北京，他被大城市里繁华、昂贵、陌生而且琳琅满目多得数不清的商品所震惊，那种感觉又兴奋，又新鲜，就像一个儿童走进充满惊险刺激的游乐园一样。小说饶有意味地写到了他去王府井百货逛名表店的情景。店里面灯光静穆，演奏轻扬的小提琴曲，橱窗里陈列着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名贵手表，还有几只售价一百多万。而王大心自己手腕上那只石英表，才一百多块钱。此时的售货员，显然早已没有过往年代对待解放军的那种崇敬之情。对于无力消费的王大心，她脸上写满了对穷人才有的鄙夷与不屑。于是，在大城市的震惊与古怪，以及金钱社会的势利面前，王大心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他感觉自己“像一片漂浮在波涛汹涌大海上的叶子，不知向何处去”8。 金钱世界里，穷人面对消费社会的沮丧与挫败，极大地消解了人民解放军昔日的尊严感。某种程度上看，西元展现的正是一种底层化的军人形象。这既是对过往乡下人进城写作主题的一种延续，也是对时下流行的底层写作的呼应。这里当然带入了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一般而言，作者将自己的忧虑与焦灼投射到笔下人物身上，并且将深广的社会现实变化融入其中，这本不足为奇。另一方面，这大概也属于某种阶级视野的外化，正是在这样的阶级视野之中，我们看到《枯叶的海》中，作者将解放军和保安作无奈类比，当兵的甚至与失足妇女同病相怜；而解放军女兵也得迫于生计，穿着军装和几个满脸油光的男人去喝酒，心里“说不出的腻歪”，如此的现实着实令人无比惊心。 在西元看来，漫长而遥远的现实生活，太容易摧毁军人过往的崇高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会不断回溯历史，比如他会经常提到朝鲜战争，提到深夜冻死在长津湖的无名连，“那时中国军队几乎没什么像样武器，这场战争的结局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普通士兵用血肉之躯换来的。他们事实保卫民族国家的勇气从哪里来呢？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民族国家是他们自己的，保卫民族国家与保卫自己一样。如果有一天，普通士兵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失去了希望，认为战争的胜利不会给和他们一样的老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保卫民族国家实际上只是保卫了在穷人头顶上作威作福的那一伙人，那么，这支军队就算完蛋了”9。 确实如此，如果任由阶级社会现实境遇的不断恶化，终有一天，“保卫民族国家实际上只是保卫了在穷人头顶上作威作福的那一伙人”，那么军队的动员力和战斗力将何去何从？这是西元面对今天的现实所作的深沉思考。也正是借助这种人民军队的今昔对比，西元获得了一种观察现实的绝妙视角，这种视角让他的作品获得了一种极为难得的“现实感”。也就是说，小说中王大心们所遭遇的，其实也是这个年代一切平凡人的遭遇。由此可见，西元并不乐见人们将他视为一位军旅作家，尽管他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军人。事实上，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军旅之外获得更普遍的意义。他笔下的王大心们虽贵为军人，但也与普通人一道处于同一片蓝天之下，共享着某种现实境遇。这也就是他试图超越军旅文学，获得一种更严峻的现实感的重要原因。 在解释为何写《壁下录》时，西元这样说：“我很怀疑那样的小说能有多久的生命力。可另一方面，我又被现实生活包围着、激荡着、诱惑着，甚至是恐吓着，我内心的文学世界渴望去理解外面那个不安的世界。于是，我被迫动笔了，我知道自己不能躲在精神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对那个世界紧闭上眼，充耳不闻。”10《壁下录》借一位军区政委秘书的“自白”，清晰呈现了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自我”的矛盾和痛苦。就小说而言，这一方面是“十八大”以来军中反腐行动的文学回应，具有高度的现实感，小说具有题材的震撼性，如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一样尺度惊人。然而最重要的是，小说致力于展开的是对于人性的追问：为什么日常生活中那些并未见有严重瑕疵的人，那些亲切和蔼的面孔，那些本该担当天降之大任的角色，会突然成为阶下囚。 三 为了更加深入地显示这种“现实感”，西元总是惯于在自己的小说中掺杂诸多议论，关于历史，关于现实，乃至关于人性本身的，皆能体现出某种哲思的意味。比如关于历史的议论就随处可见，他在《界碑》中就曾这样感叹，“历史就是一个无边无际，没有时间空间的苍茫世界，没有路，没有向导，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走””11这类从故事情节宕开去的思索方式，能够非常显著地提升作品的思想容量。 在西元的故事之外，小说总会荡漾开去，在现实层面之上，就一些更虚空，更高远的议题展开辩论，无数的声音在文本中汇聚，显出某种嘈杂的感觉。比如《Z日》中就充满了无数辩论的声音，这让整个小说在历史中无数的“我”的故事之外，为作品的意义走向指明了方向：这里包含着战争的正义与新生，自我和幸福的确切含义等等。小说里那些辩论的声音，往往能将看似简单的议题引向深邃，比如《疯园》就让两个疯子就恐怖的议题展开辩论，不禁将“疯癫”这个议题引向更开阔的讨论境地。小说之中，两个人如此坦然地谈论自己的疯狂，这件事本身就是如此疯狂。小说也希望借此勘探这“谜一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些“时代生下来的怪胎”，在这个世界的荒谬境遇。 再比如，他在《色·魔》里讨论了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从小说的故事情节来看，《色·魔》其实是极为清晰的，它借助警察探案的叙事结构，来探索老“色魔”黄某某的一生，进而以这种设置悬疑、搜寻谜底的方式，切入这个时代的生存真相。在此，一个性与政治的俗套话题被津津乐道地讲述，但其对于时代的穿透却铿锵有力。他所处理的，恰恰就是这个时代最具症候性的精神命题，其历史与现实感的建构，展现出作者“正面强攻”的叙事野心。小说的主人公黄某某从那个年代走来，他所秉持的政治经济学原本是如此清晰而笃定，尽管也曾裹挟着那个年代的疯狂与荒谬，然而小说的重点在于随后一再渲染的，黄某某对于金钱的罪感和喜悦，以此表明一个新的粗鄙的时代业已来临。如小说所言的，新旧世界的分野，在于一种新的交换机制的建立，“新世界的基础在于交换”。于是对于黄某某来说，他的行动逻辑便顺理成章地演变为从疯狂守护信仰到疯狂攫取财富，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政治经济学。黄某某走过不同的时代，而正是信仰的坍塌和爱人的死亡，让他无所顾忌。但仔细读来，我们赫然发现，这个黄某某却谈不上有太多的“罪恶”，反而更像是一个仗义的施恩者，他帮助那些渴望成功却又无计可施的女人们，帮她们摆脱困境，尽管他的帮助往往开启了她们堕落的旅程，但这也终究是交换理应付出的代价。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西元建构的深度模式存在的若干问题。这里的好处自不待言，如人所指出的，能够“辩证地写出人物灵魂的深邃以及存在本身的复杂”，体现出“哲思和诗性的融合”12。西元在他的辩解中也将此概括为“抒情性议论”，并指出其与俄罗斯文学的渊源关系。然而，正如朱向前所指出的，“过多的理性思考就如同面没有和匀，有些生硬的地方”13。这里的问题确实客观存在。就拿《色·魔》来说，小说试图讨论的当然是比较宏大的思想问题，比如光明和幸福，比如道德与罪恶，以及人性的黑暗。但也就像小说所说的，与案情无关的东西实在有点太多，这使得作为一个探案形式的悬疑小说，多少显得有那么一些重心的偏移。小说中的“我”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探案的警官，而更像是一个牧师，他与人物之间展开的所有对话，也都不太像是探索案情的问讯，而是人物某种意义上的心灵忏悔。小说过于急切地想要传达出故事形式内部所包含的深层意蕴，以至于会忍不住借助人物的独白去直接表明那些被认为裹挟着时代真相的内心密码。小说试图在故事的讲述之外，引入颇具哲理意味的议论性分析，以便顺利建构小说叙事之外的深层结构，然而这些语词之间却又闪烁着太多值得仔细琢磨的思想片段，比如道德与欲望的撕扯，比如玷污与解放，疯狂与加害等诸种关系，而这一切都显得有些玄奥，甚至相互冲突，难以有效地将它们合拢为某个具有概括力的总体思想。 尽管这种哲学意味和深度模式有时显得过于抽象玄奥，而使人对作品的意义稍感费解，但也不能完全否认西元对其作品意义建构的不懈努力。总而言之，西元让那游走在营房“内”“外”的王大心们构成的有机联结持续发挥功效，以便轻松超越传统意义上军旅文学的范畴，这让小说获得更广阔的现实意味，以及在此广度之上的，持续向某种深层命题的切近。这也正是西元的小说不断引起人心灵震撼的重要原因。 注释： 1 2 13 参见朱向前、西元、徐艺嘉《军旅文坛“拳击手”——西元小说创作三人谈》，《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 西元：《战争小说的美学突围》，《文艺报》2018年8月13日。 4 西元：《壁下录》，《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5 西元：《Z日》，《界碑：西元中篇小说选》，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6 傅逸尘：《“新生代”军旅小说整体观》，《文艺报》2013年7月31日。 7 11 西元：《界碑》，《界碑：西元中篇小说选》，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页。 8 9 西元：《枯叶的海》，《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5、60页。 10 西元：《以文学的方式发问》，《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7年第8期。 12 朱向前：《新松千尺待来日 初心一寸看从头——〈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序》，见西元《死亡重奏》，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