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当下创作——略论《小说选刊》
    张俊平
    2016年是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又一个丰收年，从《小说选刊》中可见一斑；而在中国当下的文学中，中短篇小说素以量大质优见长，这在《小说选刊》中也是可以找到证据的。以短篇小说为例，2016年的《小说选刊》读罢，则现实生活的质感、世道人心的复杂、底层人物的悲欢、精神世界的苍茫历历都在目中。从风格上看，不管是粗粝的、冷峻的、热烈的还是温情脉脉的，都可见出写作者不舍红尘、直面现实的写作立场。
    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话，2016年《小说选刊》中的作品，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社会底层人、边缘人、弱者的悲悯和同情；对社会新鲜事物和世道人心的深切体察；对现代人理想精神世界的想象和建构。
    自打工文学兴起，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注一直是中国当下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取向。其实与其说底层人物，不如叫弱势群体来得公允些。弱势群体面对的，往往是资源占有的贫瘠和精神世界的压抑、焦虑相互交织，而焦虑何尝不是当下人时时感受到的精神状态？陈再见的《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中的老汤是一名乡村代课教师，从教多年而转正无望。而比精神处境更尴尬的是经济上的困窘，无法转正则退休后拿不到一分钱，中年丧子又失去了养儿防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失手打伤学生后老汤为了是否带上仅有的八个鸡蛋登门致歉而反复踌躇的细节，读来格外让人心酸。安勇的《舌头》则直面进城务工人员的生理需求问题。小说结构精巧，以寻找舌头为引子，引出两条线索，“母亲”近乎偏执的寻找是为了给死去的儿子一个全尸，女工的寻找则是出于道德和良知的压力，而两条线索的交点是“母亲”的儿子在性侵这名女工的时候被咬掉了舌头。“母亲”面对的是丧子之痛，女工面对的除了道德感的压力，还有来自男友的猜忌和嫌弃。而在小说中并没有露面的“儿子”作为故事的主角代表了写作者对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态的深沉关切。这实在是一篇有分量有内涵的作品。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这是一篇颇具个性的小说，视角独特，叙述冷峻，一条狗一条人命看似毫不相关却具有耐人寻味的情感逻辑，深藏着作者人道主义的温情。
    与弱势群体形形色色的生存困境相伴共生的是社会经验的复杂多样，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趋同、经济地位的分化带来的心理失衡、物质丰裕和精神空虚的错位、道德感和良知的缺失、社会强势力量对人的异化等等，纷纷考验着写作者透过表象直达世道人心的能力。范小青的小说善于从社会习见的现象中探寻生活的底色，以讽刺的手法戳穿生活的荒诞外衣，带给人以会心的笑和泪。《谁在我的镜子里》围绕老吴装修房子设计了一次次意外和巧合，尴尬、纠结和哭笑不得成为老吴生活的日常。经过一番挣扎，房子终于装修完毕，却发现是别人家的，小说反映了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同质化，小说的最后老吴与镜子里的自己对话，以戏谑的方式宣告对社会的无奈和妥协。《死要面子活受罪》讽刺的是社会中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暗含着对现代人信任危机的忧虑。“孙子”想方设法得到奶奶的低保金以充作网络游戏的费用，却不得不证明奶奶姓甚名谁、爷爷是否去世、奶奶是否活着。当费尽心力得到了低保金，却堪堪抵当证明过程中的一系列开销，寄希望于来年，奶奶却在第二年去世了。小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尤其小说中人物的称呼“孙子”、“老子”等极具讽刺意味。1993年出生的年轻作者庞羽的《福禄寿》也是一篇难得的佳作，语言老到睿智，显示出深厚的语言功力。两个经济地位悬殊的家庭被放置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折射出世道人心的复杂。
    相较于以上两类社会问题小说的揭示与批判，还有一部分小说致力于对美好人性和理想精神世界的想象与构建，以积极乐观的色彩调剂着当下小说的底色。刘鹏艳的《月城春》写两个残疾少年心灵的纯净和对美好事物的坚守，形象与心灵的反差代表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理解与想象。王方晨的《世界的幽微》塑造了坚韧执著的女性鹅的形象，对爱情的执著、对淳朴生活的怀恋、对精神世界的固守使得鹅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保持了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刘玉栋的《锅巴》故事设定在人民公社的特殊历史时期，历史的荒谬和秩序的混乱并没有摧折人性的光辉，以怨报德的九三婶子在作者先抑后扬的笔法中给读者留下出乎意料的深刻印象。张允的《新疆是个好地方》是一篇关于选择的小说，生活中充满了选择，选择的背后是得与失的权衡，但小说中的得失不是以传统的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的，而是听从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小说充满了辩证的意味，挑战着现代人的功利观念。
    当然，2016年《小说选刊》的作品在形式和内涵上的丰富性远非以上所述能比，只是窥斑知豹，却足见现实主义传统的强大力量。而在轰鸣的社会潮流滚滚向前处，正需要写作者们感知的触角和深沉的目光。
    
    时代的情感结构——《十月》创作印象
    李蔚超
    当代文学的当代性，除却一望可知的鲜活而切近的经验，也许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言，裹挟着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像“结构”一词一样，情感结构具有固定不变的性质，作用于我们习焉不察、神秘不知的思维部分，它存在于一种活生生的、彼此关联的连续性之中。本文选取2016年的《十月》数篇艺术性完整并呈现了时代症候性的叙事类作品，期待拼构出当下文学新作中呈现的时代情感结构。
    譬如婚恋生活。张楚的《风中事》事关小城小警察择偶的遭际。与张楚以往小说中那些带着文艺而颓废感的青年们相比，小警察关鹏市侩、俗气，他算计着择偶条件，诸如“城市坐地户”、长相健康、单亲与否，若再加上是否喜欢，适龄青年的择偶便是如此艰难。任何时代的婚姻和爱情都要经过精神和物质、情感和现实的抉择和衡量，然而当急功近利的“条件”结构了我们的婚恋观，适龄青年们又奉之如圭皋，深信着凤凰男和孔雀女种种不堪的传说，深信着门第出身先在决定着人的道德高度，更决定了婚姻爱情的幸福指数，今天的艺术很难产生跨越生死和阶层的爱情想象，无论是大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小说中仙女般的段锦离开关鹏的原因无非是女人的拜物虚荣。张楚擅长的叙事迷雾，仍然笼在“一地鸡毛”的小说之上，使之并不一目了然地呈现与生活同质的琐碎和平庸。
    蔡东如此擅长用漂浮的叙事语气描摹城市家庭中的女性们最庸常、无趣、机械的日子，那些贤妻良母的烦恼人生变得有质地、可感知。《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是一个照料忽然疯掉的丈夫的妻子眼中的世界和心中的絮语。小说沉浸在女性纠结迂回的心理描写之中，男性化、逻辑严密、线性发展的外在情节描述时常让位于女性化、散漫细致的心理情感，年轻而敏感的女作家笔调温煦，小说反高潮的结尾令人意外而又合乎情理。反观男性笔下的女人（仍是夏娃般贪婪、欲孽、不可靠的女人们），勾连起父子两代的遭骗、逃离与赎罪相互交织的故事。“我”因欲望、虚荣还有善良，实实在在地为女人犯罪，父亲却因轻信了美丽的女人而承担了历史罪名——窦红宇的《青梅了》纠葛了两代人的历史债务和个人心债的故事。
    譬如社会生活。《老海》充斥着酣畅淋漓的生活元气，记者出身的李金波的小说现实性来自对生活的熟稔和浸入。《老海》不能算作写实，《老海》是传奇。仗义每多屠狗辈，老海，今之市井奇侠也。他在很多生活难度面前，比书生如“我”仗义，比仕途亨通、文艺时髦的青年简单而粗暴，老海以其侠痞之气赢回爱情，他立功受赏、解人之急，在解救毕老板的“私自”行动中丧生。在法律和道德的缝隙之间，老海带着民间智慧与草莽悲情，轻易为我们带来了阅读及宣泄的快意恩仇。然而《老海》又是生活的，与其说老海难以用绝对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不如说老海在重判娼者宽容嫖者，在巧妙为纱厂毕老板解决下岗职工聚众抗议的难局时，在小说家有意略去纱厂下岗风波的结局，笔锋一转进入老海及朋友们庆祝妻子怀孕的温馨家庭内景时，也许在更早的时候，入伍的老海改变命运的壮举意在为长官团长出气，从警后立功的案子是为市局的“大局”分忧，最终以命相搏救下的是纱厂老板时，小说早已显示出与生活的同谋与同构。我们的情感结构暗示着这样的逻辑：草莽英雄的智勇双全获得权力的认可，适应“规则”的折中的道德和正直，足以忝列“烈士”名。
    晓航的小说总围绕在一群曾经分享过青春、理想和友情的人身上。他们虚无又颓废，这是现代主义的人物共同的心性特质，他们对现代文明悲观和无力；同时这是一群小悲壮的“情怀党”，他们千方百计超拔于现实的巨压、匮乏、困顿，这些恰是现代文明的造物主人类所致，浪漫主义式的人物信任人类的智慧，醉心于科技的春梦。晓航的后现代性在于他戏弄他的人物，给予他们希望，放任他们在科技和幻想的奇遇中尝试改变现实，纵容他们在资本和商业逻辑中不甚道德地翻云覆雨，最终却让他们失望。同样《霾永远在我们心中》隐喻着关于霾的种种现实境遇，小说中有一座人工建造的最干净的城和一座氤氲着霾的城，在如此高科技时代，人们却尊用身体感应霾浓度的人为“大师”；寻找干净水源和地球上最后一寸净土靠的是超能女人一双的肉眼，围绕大师身世之谜的闹剧，不过是一款防霾新产品的真人秀广告。于是，科幻、艺术、霾、大师，能指欢快地滑动在小说中，反讽而戏谑地指涉我们的生活。
    譬如艺术生活。身为文学批评家，李敬泽的创作背后暗含着对文学现状的审美价值判断，同样也包含着我们看待文学艺术的情感结构。今天人们到底需要何种文学？李敬泽的实践把我们的观念打乱混淆，他提供一种文质兼美、贯穿古今、模糊虚实的“文”。“会饮记”六篇是职业文学人的文学日常和思索，研讨会、阅读、写作、聚会，这些为文学人所熟知的生活被李敬泽重新组织为思考对象，古典时期的人类思想之维新，常常源自思想者的日常语录、行坐记载，今天我们这些文学活动的意义是什么？除了生产文学和学术产品之外，是否生产思想和审美？李敬泽使用第三人称“他”来间离对象，间离每天熟悉的生活，以便形成自反式的思考距离，如此使文化生活作为思想资源成为可能。
    譬如身份认同。阿舍的《我不知道我是谁》围绕着人类的亘古追问：“我是谁？”“我如何成为我？”在多数和少数之间，阿舍们的存在是第三维。她是汉、维、侗三种民族的混血儿，是回族穆斯林家族的媳妇。在她的故乡新疆远离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处的戈壁滩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人组建了一个劳动、生产和生活的社群——生产建设兵团。阿舍以及拥有多民族血统的人群，他们的存在和生活状态，他们对民族的自我认知过程和本民族对他们的接纳与拒绝，是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角度。霍尔说过，所谓“身份”不是自然生成而是经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出来的，在过程中，“身份”因循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诉求，变更、移位、涂抹、同化和抵抗“运动”。因而，“文化身份”是“复数”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加以“想象”和“再现”之物。阿舍饱含深情、迷惘和痛感的成长叙事，正是文化身份差异的表征，也促使我们思考民族血缘和文化地缘的关联。
    黄灯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在焦虑与沉痛的个人经验描述之下，批判着暗黑的丛林法则和冷酷的精英主义逻辑，她指出乡村之殇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对立体制差异，她有别于不少乡土写作中“唱给乡村的挽歌或者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威廉姆斯语）的情感结构，让关于乡村命运的呼吁成为2016伊始最热门的文化讨论之一。
    
    文学还原内心的丰富性——《收获》小说印象
    严迎春
    《收获》2016年发表的作品里，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仍然是小说。黄永玉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在断续的写作中，居然元气充沛，浩荡而来。其他小说风格各异，主题不同，综合看来，2016年的《收获》在有限的空间里重点关注了秘密、欲望、成长与流浪。
    秘密与真相
    尽管自2015年开始，《收获》开设了“明亮的星”专栏，加大了对当代诗歌和诗人的关注，让人看到它似乎重新总结当代诗歌的企图，但是它所发表的小说却一再残酷地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毫无诗意的时代。一个大部分人心中都埋藏着阴暗、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时代，不可能是诗意的时代。《收获》2016年所发表的四部长篇中，有两篇（《茧》《王城如海》）故事的核心都是阴森可怕的秘密，整个故事靠秘密支撑而起，主人公的世界完全被秘密所吞噬。他们的生活是秘密阴森的延伸，他们的性格被秘密完全扭曲，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保住这个秘密。当然，这些秘密的产生，它们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直接关涉到了政治，关涉到政治对人性的扭曲。换言之，这两部小说表面在写秘密，实质仍然是写政治，写政治和人性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这样一个命题已经被前人写过无数遍了，即使是从更年轻的嘴唇里唱出来，就一定是新鲜的歌谣吗？关键是看救赎之道。这两篇小说给出的救赎之道都非常单薄，《茧》里面的答案是少年之恋的纯情，《王城如海》则是人性的善良。与这样单薄的答案比较起来，作者费尽心力所写的事先张扬的庞大秘密有噱头的嫌疑。世故的中年读者看到这样的答案，总忍不住怀疑作者是在举轻若重的敷衍。因为相比《棋王》《活着》《富萍》，这答案实在没有说服力。
    四部长篇里的《望春风》，情节的引人入胜，也是靠着秘密推进的。格非给我们描绘了一幅1966年江南一带的清明上河图，秘密顶多使整幅图画基调暗淡一点，但无关主题，也不是核心。毫无疑问，《望春风》明面的秘密也是政治，但里面的人物超越了这些秘密。即使在这样一个疾风暴雨的时代，父亲、德正，包括村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关心的还是最日常的生存、死亡、欲望。他们依然有忏悔意识，在最隐密的内心深处，他们并不关心政治。天命、日常、艺术有它们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通常大于政治，这是《望春风》的高明之处。
    除长篇之外，中篇《哥尼斯堡七座桥》、短篇《跷跷板》《告密》主题都直接涉及到秘密，这些秘密或者微不足道却带来致命后果，或者本身就是一场血腥案件，或者不能释怀又余孽深重。
    不夸张地说，2016年的《收获》，到处都是沉重的秘密。这部分的影射，我们活在一个人皆脸谱的时代。我们环顾四周，简直鬼影幢幢，所以要不停地探寻秘密，挖掘真相。真相的有无，本来就是个哲学命题，真相的寻找，本来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当文学也扛起这面大旗，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被寻找真相压变形甚至压垮。
    欲望与时间
    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是中国文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主题。一部小说里如果不写点性，就土而落伍，简直愧对世人。文学里的性欲，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刚刚启封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一种时髦的表达，一种叛逆的姿态。任何时髦的命运都是过时，时过境迁，连性冷淡都更时尚了。2016年的《收获》，花了很多版面，来讨论性的问题。长篇《上东城晚宴》，中篇《我看过草叶葳蕤》《六十岁的中文系女教授》《眩晕》《单身汉董进步》，短篇《随园》，全部都跟身体的欲望有关。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小说在涉及到性的时候，态度惊人一致。首先是性不指向生，而指向了死。一个人性的欲望不能激励他更好地活下去，反而只会让他更多地想到死。《我看过草叶葳蕤》《六十岁的中文系女教授》《随园》里的主人公都是在年轻或者正当壮年的时候，在性里面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他们一边满足着身体的欲望，一边因为这种满足而越发看到身体的衰朽，颇具讽刺意味。其次，性已经彻底与爱、灵魂剥离，性可以与征服、满足、成长、时尚有关，惟独不能和爱相关。一旦与爱相关，产生的全部是可怕的后果。或者这就是现代人的命运？性、爱相分，性、幸福相分，水乳已不能交融。小说里所有人物都能清晰看到这点，非常理性，或者有片刻的冲动，但绝不会沉迷，也不会得救。
    成长与流浪
    2016年的《收获》一如既往地关注了一代人的成长。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代人的成长几乎都在流浪中完成。于是，每一篇小说里都有一个异乡人。这些异乡青年，他们怀揣着梦想，从故乡来到他乡，理想不是他们的翅膀，反而成了沉甸甸的包袱。如果不能扔下这个包袱，就要被压得苟延残喘。这些青年都有些共同特征：来自小地方，家境一般，没有背景，受过高等教育或者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技能（通常是和艺术有关的），有不算崇高的理想和比较文艺的气质，还算正直，是通常意义上的失败者，但也没到完全溃败的境地。比较令人安慰也更接近现实的是，作者通常给他们留下一线生机，不会处理成极端无望的“涂自强”。他们不能与强大的时代共振，只能做个局外人，旁观、迷惘、无所适从。《流年》《十年》《眩晕》《我看过草叶葳蕤》《像野蜂蜜一样的自由》《大湖》《跳绳》，都是这样的主人公，都是大时代里的失意人生，“他们都是故乡的自我放逐者，也都是他乡的漂流者” （《像野蜂蜜一样的自由》）。《收获》一直锲而不舍地关注这些人，2015年的《西北偏北之二三》与《像野蜂蜜一样的自由》的主人公简直像同一个人。人们说，历史都是成功者书写的，或者只有在文学里，我们才能看到塔底的人，而且塔底的人也是五颜六色，有着丰富的内心生活，也许这才是文学存在的真正价值。失败者，成功者，英雄，不在历史里留下任何痕迹的人，只有在文学里留一席之地，只有文学能还原他们的血肉。也许这才是文学胜过历史和哲学之处吧。
    
    多维度的叙事与审美——《人民文学》一瞥
    赵依
    文学期刊的总体格局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权威，形塑着生长中的当代文学史，其形态演变历经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昭示出宏大背景下的文学情绪——传统道德结构坍塌，精神伦理文化转型，作家对写作对象的观照。文学总是围绕某种真实展开，“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2016年，各大文学期刊直陈文化裂变和生存之谜，在不懈思索的风格氛围下，这年度的《人民文学》对忧患困顿的审美逐渐告别对不理想生活的简单情理认同，对新公民意识的索求也不仅仅诉诸于现实生活层面，总之，《人民文学》在2016年的文学维度指向诸多尚未与时俱逝的“真实”和“存在”。
    《极花》讲述乡村凋敝、贩卖妇女等现实和问题，贾平凹以个人记忆的专属区块为沃土，生长出具有某种历史印记的小人物、边缘者在大时代当下的遭遇和与之相适的心理变迁，以此溢出其本来的乡土视域，辐照驳杂的城市文明与社会文化。此外，张炜的《独药师》、曹文轩的《蜻蜓眼》、孙惠芬的《寻找张展》三部长篇也是诚意之作。《独药师》借鉴传奇笔法，以“长生”设喻，溯“原道”、探“新变”，而还原历史的旨意太小，绝非张炜此书格局。《蜻蜓眼》讲述了无处安放的人类姿态、家庭期待以及文明的尊严，故事残酷凄凉，却在毁灭的废墟上搭建出关于美好生活和沟通理解的梦想。曹文轩叙事优雅，翩翩风度中异国女人被命运的巨大悲剧吞噬。《寻找张展》如孙惠芬自白是一部救赎小说，小说上部多视角地提出疑惑：张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可是我们需要问一个戴面具的人是谁吗？张展是个象征，成就和颠覆他同样都是艺术。象征是因为人性才拥有力量。否则，象征没有意义。但如果有足够多的“张展”现象发生，世界的景色也许大不一样。
    近年来，小说的创作实力趋稳趋强，中短篇佳作无疑是《人民文学》颇有分量的集中展现。《人民文学》在2016年第9期以“青年小说展”呈现小说创作群的更新与延伸。正如该期卷首所言：“文学向来不以年轻与否论英雄，然而，年轻出英才也是必然的常态。” 肖江虹的《傩面》以匠人笔触叙述傩面师的死亡，作者对世相的表达已然跳出“固守”与“瓦解”的两点一线，对地域、民俗多层面多维度的实情描状乘万箭穿心之势，直击生命、人性与神性，以此反观生存与苦难。强雯的《石燕》娓娓道出古文物专家华绵无法忍受商业社会的残忍、物质和粗陋却只能以死为终的故事，时代的宏大课题聚焦在作家笔下的古董房间，对人物内心的丝竹铺排似一曲挽歌长鸣。国产青春片轮番以“出轨”、“堕胎”轰炸青年一代三观，焦冲的《无花果》正是以“孕事”为引子，传统伦理和精神道德在死亡的阴影下切开，人性与伤害，理性与冷漠，成为不应对立的对立。李宏伟的《而阅读者不知所终》极易发评论话题，它天然带有许多被井字符（#）区隔的模块，供人们发散思维：虚实、真假、你我——哲学专业与生俱来的优势。大部分的情节不紧不慢，人物不慌不忙，小说在神秘空间下的日常感觉中完成叙事模式的切换。在李宏伟先锋意味的结构情结里，小说强调的是文学的形式和一个哲学家的自我拉扯，叙述的人称、视点的全知与限知、时空的回溯和绵延，小说里的所有要素都可重置，李宏伟用孜孜不倦的解构与重构创造了自省式的小说世界，颇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隽永，而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东西，恰恰在于创作或阅读主体对文本的构建方式，文学的立场即是对存在于文学文本中独特的文学性的强调。
    几乎没有作家的写作能与其身处的现实保持绝对适合的距离，这种几乎不可能抵达的可能却完美佐证了文学实践上的未知与无极限。青年作家们正在回应这种期待，他们或许还需要一点时间，但他们诚然正在形成一种“青年小说”的美学风貌，以《人民文学》“青年小说展”为例，青年们还年轻，但他们已经开始思考死亡，也正因为他们年轻，经历死亡对他们冲击巨大，死亡成为他们普遍采纳的叙事策略，映射青年文艺思潮的转折。同样地，《人民文学》推出“2016：中国报告”，连同“非虚构”和“报告文学”作品，共同处理着写作与现实的距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新浪潮”等栏目，也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记取“真实”与“存在”。
    2016年《人民文学》呈现的文学样本兼具丰富性与代表性，其线上平台也在打造一种新媒体时代的完美分裂：坐拥新经济成长成果的文学期刊，即便与生俱来刻有时代的物质印痕，也不得不主动因时而动，在有形的实体存在和无形的真实存在的双向收编中彰显自己独特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矛盾性，其爆发力，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