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严肃沉重的历史课题。因为众多限制，诸如档案尘封、材料匮乏、当事人的逝去以及出于各种原因的隐讳和遮掩，使得这段历史成为光秃秃的树桩，甚至连树桩也漫漶不清。不过，这却无法割断其与现实内在的隐秘关联。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续下来的条件创造。”我们之所以对历史缺乏深刻通透的认知，正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造就的现实之中。不细察造成现实的历史，就无法认识现实。现实的反思，也需要历史的反刍来增加情味和深度，并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照亮，“一个隔断历史的当下，不管它建立在何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不管它有多少民生举措，事实上它已经限定了人们卑微的生存方式，”也限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现实的回望和透视由于时间的拉开，才有了洞穿历史烟云的可能。历史与现实的不断回应与镜照，也使得我们有可能祛除遮蔽，无限逼近历史的真相，从而趋向整体的把握和贯通的认识。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也是人们对过去事实有选择的记录和阐释。历史有的被表述，有的被省略。看法总会陈旧，事实却永远不会过时。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即是寻找真实可靠的史实，还原历史情境，通过复杂诡异的历史表象，洞察其中的深层逻辑。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和《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以下简称为《人有病天知否》和《故国人民有所思》）以及一系列文章，耗费数十年之精力，“上穷碧落下黄泉”，大量查阅档案文献，走访当事人，让“外部文献”（公开出版物）与“内部文献”（原始档案、内部简报、会议记录、汇报检讨以及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互相释正、互相补正和互相参证，以扎实的史料、丰富的细节和通融的叙述，见证知识分子个体在历史运动中的纠结、矛盾、痛苦和承担，呈现出充盈丰润的历史质感，建构了研究对象的“全息图像”。王蒙称赞陈徒手的文章“写得细，生动，材料挖掘得深而且常有独得之秘至少是独得之深与细，他的文章十分好读。读着读着‘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至少是一点点风雷。”林斤澜也高度评价陈徒手的研究：“在这上面辛苦工作的人，查档案，找材料，访人物。为真也为美，青灯黄卷，善哉善哉！”陈徒手的研究，将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呈现于读者眼前，通过史料的比较辨析，打开了通向历史真实以及历史场景中受难者内心的大门。其不仅为历史研究和文学史叙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同时也为我们反思现实提供了清晰的历史镜像。这项工作的意义，正如雅斯贝尔斯致海德格尔的信中所言：“我隔着遥远的过去，越过时间的深渊向你致意，紧握着过去曾经存在、而今也不可能化为乌有的事物。”陈徒手越过各种“深渊”，向苍黄风雨中的落难者“致意”，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非常年代的集体记忆和共同见证。
    陈徒手通过大量官方的、未公开的原始档案材料和历史当事人口述的挖掘、披露和分析，将“内部文献”与“外部文献”互相参证，呈露出历史冰山下隐藏的部分，带我们走进了风诡云谲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呈现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和真切情感，为历史的重塑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也为知识分子研究和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作出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贡献。在《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的题叙中，陈徒手讲述了自己找材料的困难：为了查阅俞平伯的档案，他利用各种关系，终于获得了社科院人事局的同意，却由于自己的“非党员”身份差点搁浅。后来终得查阅，所翻看的不过是俞平伯当年填写的几张简易人事表格，无非是学历、特长、简历之类的东西。他感慨道：“离开时我望着摆放在桌上那高高的档案袋，心中充满不舍和遗憾。我知道，俞先生纠结半生的坎坷命运都浓缩在这些发黄的纸片中，这些纸片是无语的，也是无助的，黏附着斗争的神秘信息而永远沉睡在纸袋里。”这不仅仅是陈徒手个人的慨叹，也是当代历史研究的无奈。类似这样的情况，陈徒手只得通过历史当事人的口述，结合“外部文献”，复活具体的历史场景，推测各类运动中的雨骤风疏。他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做口述，被陈远誉为“口述文学的推动者”。他走访了大量的历史当事人，用他们的口述史料同公开文献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立体再现了历史暴风雨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写俞平伯，他以《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为中心，采访《红楼梦研究》当年的责任编辑文怀沙，俞平伯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曹道衡、王平凡、邓绍基、乔象钟、吴庚舜、张白山，当年曲社的成员张允和、楼宇烈、樊书培，以及俞平伯的家人亲属，挖掘出许多鲜活的、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如俞平伯在九三学社做检查时，说对《红楼梦研究》是“敝帚自珍”；开会时，他“坐沙发上抽烟很凶，烟叼在嘴唇上，烟灰落在胸前不拍不扫”；去世前几年随手写下不少随感，如“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两句切我平生。一九八九年试笔”、“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心静自然凉。丁卯十月四日记”等，俞平伯在政治批判中的学术自信，对政治运动的排斥、怀疑和观望，晚年心境的颓唐以及对命运的不甘等，都跃然纸上。建国后沈从文的“转业”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对他“转业”后的生活情形和内心状态知之甚少。陈徒手曾努力找过有关部门，但沈从文的官方档案难以看到，也没有正规的查询渠道。他通过走访沈从文当年历史博物馆的同事，还原了一个谨小慎微、默默奉献、不断努力，而总是受到批评，怎么也不被认可、被接纳的“多余人”。用沈从文1951年没有发出的信中的话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在新时代话语的重压下，“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他努力想跟上时代，写小说歌颂炊事员，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写跟土改有关的小说《财主何人瑞和他的儿子》，甚至还有写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但最终都失败了。博物馆房间宽裕，沈从文却要不到一间办公室，在午门楼上和走廊里转了十年。这些都没能阻止他奉献的热情：他自愿当解说员，潜心服饰史的研究，甚至自己出钱为馆里收购文物。他处事低调，不愿张扬，整风时有人动员他发言，他三缄其口。《人民画报》的记者要拍一组他怎样培养学生的照片，他大发脾气，坚决不让拍。他“为社会做了很多服务工作，有求必应，把知道的东西全告诉你，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的帮助。”在陈徒手的见证叙述中，事实和感受通过象征糅合在一起，历史和现实、有型和无形的“午门”构成的“压迫和震慑”，成为压在沈从文心口的磐石。上边不解决沈从文实际的生活困难，他宏大的没有任何私心的学术研究计划也被漠然置之。沈从文失望至极，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回到那待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物里，其情伤得之深显而易见。”《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主要依据北京人艺完整的艺术档案，这些资料几乎没有被研究者利用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老舍”：一方面，老舍觉得赶任务是光荣的，他紧跟形势写剧本“歌颂”，但却“屡屡拐进艺术的僵局中”；另一方面，他有“强烈的自省精神”，他的艺术直觉本能地抵触外加的东西，甚至偶尔会拒绝高层的意见。比如周恩来建议《女店员》中的齐母要转变，《茶馆》第一幕发生的年份要调整。他都拒绝了。16正是在这种矛盾纠结的状态下，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注意到剧本《一家代表》第一幕茶馆戏的经典性。在他们的集体催生之下，《茶馆》这部经典话剧开始孕育。老舍起初担心“配合不上”，“配合不上”很快成为当时北京文艺圈子里的名言。剧本一出来，曹禺称赞《茶馆》第一幕“古典”、“够古典水平”，“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焦菊隐形容第一幕是“一篇不朽的巨作”。1956年稍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以及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于是之等的合力激励，《茶馆》这部“复杂而奇妙、独一无二”的艺术高峰矗立了起来。《茶馆》舞台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人艺艺术群体的凝聚力，“看出其间他们的艺术痴迷投入，也可见他们深刻的裂痕和伤疤。这种裂痕或许一触及就让人伤神，但蕴藏着无比的真实度，显示了不正常岁月中光明与晦暗的两面性，缺一不可。它们衬托出《茶馆》戏中戏的独特分量，反射出老舍先生身上同样具备的复杂性和人生境界的暗喻性。”令人惊奇的是，这部剧作使得他们无间地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一群充满艺术灵性、充满交错矛盾的艺术家们满台生辉，各自达到自己一生的巅峰。”关于丁玲、赵树理、汪曾祺、郭小川等的研究均是如此，陈徒手常常能在丰富的“内部文献”中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个体的矛盾性。比如丁玲“文革”后的言行，学界多有不解和批评。陈徒手通过大量史料文献的整理辨析，窥见了人们了解甚为有限的丁玲的真实内心世界——“多少年背运和折磨使她的处世方式粗疏和困惑，真实的她与场面上的她是有很大出入的，她自己也在为此相争和纠结，有时为了刻意突出自己的‘左’反而让自己愈演愈烈下去，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之后倒有了几分释然。”赵树理的“农民式真诚和不明事理的‘迂腐’”，郭小川的单纯、质朴和执着，汪曾祺“文革”中的谨慎和为难，都是詹体仁所谓的“平心尽心”之见。陈徒手的文章材料充分，揆情度理，叙议相洽，能够在不同的观点之间取得考证的平衡；文笔质朴，鲜活生动的细节使得叙述“感性十足，柔软有致，人物的形象也得以丰富而变得可爱可亲”，极大地弥补了文学史叙述的生硬和干瘪带来的不足，成为了解当代文学和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必不可缺的重要参考。
    谢泳发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前代文学史叙述与后来的文学史叙述，在史料方面相差并不大，而评价立场和价值选择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翻烙饼”的写作现象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要改变思维方式，大量可靠的新史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傅斯年就认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足见史料对于历史学科之重要。当代文学史学科虽有史料工作，但专注者寥寥无几，材料零星散乱，不够完整，也很少有系统的整理、辨析和拓展，大量的材料还没有发掘（包括公开的和未公开的），“这些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地位的稳定。”这也与史料工作的特殊性有关。做史料一来“需要长期积累”，二来“这个工作相当枯燥”，三来“不大可能获得名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风险很大。陈徒手的研究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视野，夯实了这一学科的学科基础。凡是成熟的学科，无不具有稳定的史料基础和文献系统，这也是任何一个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王蒙说，陈徒手“是以一种极大的善意敬意写这些离我们不远的作家们的，善人写，写得对象也善了起来可敬了起来。话又说回来了，不往善里写你往恶里写一下试试，光吃官司的危险也足以令作者吓退的。不全面是肯定的，不粉饰也不歪曲却是有把握的。”比如，陈徒手虽然坚持“一切以事实说话”，但还是有许多难以预料的“意外”。1999年，范曾和陈明就《午门城楼下的的沈从文》与《丁玲的北大荒日子》两篇文章，分别公开撰文予以辩驳。陈徒手没有公开回应，再版时就细节的不够详尽周全之处做了补充订正。他坚信历史真相不可被摧毁，不能被抹杀，也无法“瞒和骗”，保留了主要事实。耐人寻味的是，陈徒手多次采访陈明，经其修改、同意后发表的《丁玲的北大荒日子》，陈明后来却写文章公开反驳。他对陈徒手解释说，文章发表后，不少老同志打来电话说有问题，“扛不住老同志的压力，只有写文章提意见来缓解。”笔者也曾遇到被采访者转身不承认自己所说之话的事情。由此足见史料发掘、整理与写作的艰难。这里面还有一个“内部文献”的规则和边界问题。如何使得“内部文献”的使用既能遵守《档案法》、《保密法》等相关规定，同时又能利于学术繁荣，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援助，成为“内部文献”整理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史料的占有、熟悉之上，陈徒手形成了敏锐的历史悟性和洞察力，能够“力透纸背”，呈现诸多因素、条件、环节之间的历史关联，读解出不少意在言外的东西。邵燕祥在《故国人民有所思》“序言”里这样评价：“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官方材料能否真实地反映历史真实，需要仔细地分析甄别、综合关联和深刻洞穿。这种洞穿力能以所见知未见，捕捉到文字背后的东西，通过恰切的历史想象，还原历史史实的“冰山”整体。陈徒手通过长期的研究和积累，获得了这种难得的穿透力。如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任北大校长时，中共曾高调宣传，在知识界影响很大。1954年高教部检查北大，检查报告称：“北京大学在和马寅初、汤用彤等的合作上基本做到尊重其职权，校内的一切公事都经过马寅初批阅，大事情都和他商量，做了的工作都向他汇报。在他出国的时候，江校长每月亲笔向他报告工作。”陈徒手注意到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1953、1954年起草的几份工作报告，却是以自己名义上报，一字不涉马寅初，甚至一些会议，也独缺马寅初。另外一个细节也很具说服力——“马寅初不大管（或不能管）教学上的大事，却对校内清洁卫生工的调动、职员的大小事情都很关心，一有变化都要人向他报告。有一次北京政法学院工友因个人琐事打了北大一职员，北大写信给政法学院请求解决，马寅初竟花了很多时间亲自修改这封信件。”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马寅初校长任上的苦涩与无奈。1956年国家专家局负责人雷洁琼召集教授对高等教育的意见会，马寅初感叹自己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点头校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上面突降新的经济学主任，这让经济学出身的他大为不快。除此之外，校党委想尽一切办法，架空他在行政上的权利。有意思的是，马寅初有时候也“抓权”。如“有一次马寅初从上海返京，心事重重地进了办公室，对工作人员说：‘有什么你们可得告诉我，（别）像交通部有一校长（黄逸峰）一样，许多事情下边做了，他还不知道，现在犯了错误，要撤职。’”（1953年4月20日市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马寅初抱怨有职无权，同时又担心因不知情被蒙蔽而受到处分，何其难哉！历史有时候像蒙着一层雾霾，朦胧难辨；有时候像水中的影子，一个涟漪也能使它扭曲变形。陈徒手缜密地将这些历史的“碎片”连缀在一起，打破历史的雾影，体察历史与人心的微妙处，曲尽马寅初在北大校长任上的尴尬处境。陈徒手的议论更令我们深思——“我们可以退一步设想，假如马寅初握有校长的实际权力，他能搞好北大的全面工作吗？答案是超乎其难，时代已经根本不赋予他天时、地理的条件，他无法具备驾驭超速失控、不按常规行驶的列车的能力。反过来说，马寅初不掌权应属他个人的幸事。”为什么？缘于他的性格、为人和教养。因为随后的此起彼伏的大批判脏活，事无大小，“都是要反复承受人心的巨大折磨，表现教条般的死硬态度，不能有一丝温情和犹豫，才能冷漠对待昔日的同事，从容布置斗争方案。马寅初下不了手，他后半生只有被人批判被人宰割的痛苦经验。”这种见微知著的洞察、明心见性的体贴和困心衡虑的思考，成为陈徒手历史研究的显著特征。
    由于关注一个时段，陈徒手的一些研究对历史现象和人物内心的“变化”揭橥不够，体现出“有顿无渐”的倾向。对历史研究而言，不仅需要“截取观察一个无限小的单位（历史的差异，即人们个人的趋向），用艺术的方法把它们连结起来（即发现这些无限小的单位的总和）”，同时也需要将其置放到较大的历史阶段里去考察审视，这才可能接近历史或研究对象的本质。这要求历史学家不仅能走进历史的腹地和人物的内心，同时要求具有宏阔的视野，能知人论世，能透视历史整体。专注某阶段，就这一阶段来看并没有错谬，但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来透视，就可能发生了问题。某一阶段的研究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在研究中必须综合考虑，既能微观考察，又能宏观透视，才不致被某一时段的材料束缚。比如冯友兰的多次转变，如果不综合他的一生，只截取某一个时段，就无法得出合理服人的解释。1950年10月5日，新中国成立伊始，冯先生即致函毛泽东：“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在回函中说：“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时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尚未开始，冯先生自我否定以迎王师，是“读史早知今日事”？还是觉得“天将降大任”于其身？“文革”中，冯先生作为“梁效”的骨干，代“四人帮”立言，批林斗孔，风光一时。“文革”结束后，冯先生虽受到学界讨伐，但因他的自我批判和学术影响很快又被重新尊崇。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他是立其伪而没有立其诚，意思是，自兹以后，他已经立其诚不再立其伪了。”有人则认为：“冯先生一生与世沉浮，他的‘伪’已经在他的主观意识上与‘诚’凝为一体，他自己已经分辨不开了。在我们外人看来，他是吾道伪以贯之。从这中间，使我深深悟到宋朝人为什么一口咬定朱熹是‘伪道学’的道理之所在。”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冯友兰的道“伪以贯之”。如果不综合冯先生所受的“经世致用”哲学的影响和内心深处的“帝王师”、“帝王相”情结，就很难看清冯先生思想的真面目。冯先生的一生，可以说为“儒学离不开政治”和“儒生离不开政治”这两个命题做了最真切的注脚。这同时引发出当代史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东西档案材料并不能反映，必须慎思明辨，注意到表态性发言和内心真实想法的背离。如果照单全收，不但不能说明问题，还可能遮蔽一些问题。陈徒手主要考察冯友兰在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的转变，但由于缺乏整体性的眼光，缺乏透彻的把握，“顿”明显而“渐”不足。这一方面由于写作设定的时段带来的限制；另一方面，走进哲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家的内心，把握他们的思想和心灵，也需要一定的学力和长期的时间。职是之故，《故国人民有所思》就生动和深刻而言，较《人有病 天知否》有明显的逊色。
    从陈徒手笔下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上，我们可以看到“道统”与“政统”的艰难抗衡，以及“道”与“势”较量中前所未见的心灵悲剧。在此起彼伏的运动浪潮中，他们人人自危、人人企图自保，但最终没有几个人能够逃脱。一方面，他们在巨大的外在压力下不断自我矮化、自我贬抑和自我践踏，丧失了独立个性、思考能力和生存空间，逐渐完成了个体心灵和精神文化的“国有化”；另一方面，他们紧跟形势不断“变脸”，为求自保，互相伤害、互相倾轧。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守住底线，不去伤害别人，也极少有人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表现出一种阿伦特所谓的无动机无思想的服从权威和规则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平庸的恶”。谢泳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便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在具体的工作中，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方针。……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但他们没想到，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面临的是比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弱者更为悲惨的结局。……在权力中心的冲突中，知识分子并不是绝对没有保留良知的可能，可惜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少这样的勇气。”实际上，在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的处境下，没有进入权力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亦是如此。当风暴没有牵涉到自己的时候，更多的是自保、侥幸，甚至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当自己也被陷进去的时候，料想不到遭遇会更为悲惨。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智者，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环境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斗争、放逐、边缘化，就像老虎没有青山，猴子没有丛林，再大的本事也没用。”是“成熟过度”的文化，还是“自我封闭的制度、环境”导致了这奔流不止的悲剧？或者还是其他原因？或许心理学家米尔格伦的“艾希曼实验”更能说明问题。这个实验表明，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中，承受各种巨大压力的个体服从于权威，道德、伦理、良知、底线等对人的基本制约迅速失效，人性“恶”的一面主宰了人并不断扩大。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并不需要作恶者，但一旦置身于这个环境之中，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作恶机器的运作部件或工具，关键是个体如何来“捍卫自己”。
    陈徒手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将历史场域里局部性的个人经验互相连贯，立体、复杂、多面地呈现出整体性的历史景象和公共记忆，既对历史情境有创造性的解释，又能将现实情怀投射在历史的研究之中。我们知道，公共记忆不仅塑造个体生命的本质，也塑造一个民族的心灵品性。何兆武曾说：“江青一死竟带走了一部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一部活生生的‘文革’史；这真是中国史学史上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我们自身经历的事情，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最清楚。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不尽到自己的责任，如实地记录下来，一定要留给子孙后代再去煞费苦心地挖掘那些已经不可再现的历史事实呢？”由于我们缺乏耐舍尔所言的进行“语义记忆”的博物馆、公共论坛、杂志刊物等“记忆场所”，因而，以个人回想和历史口述为主的“事件记忆”尤为重要。当“真实”出现了问题时，我们更为需要见证，尤其是关于历史真相的见证。陈徒手在档案汇报、思想检查等原始材料中恢复历史的具体情境，将其与回忆文章和口述史料互相发明，将“内部文献”与“外部文献”互为补正，以卓越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周详贴切的阐释和情理相洽的叙述，抵达历史场域的幽眇深微和复杂晦暗之处，将人们对历史的粗疏认识转化为对历史的体验，为隐没在历史隧道里的知识分子画形绘心，凿壁留像，矫正史之偏，补正史之缺，尽到了何兆武所谓的“一代人的责任”。他将情愫压在冷静的叙述之中，在如史直书中体现出自己深远厚重的历史关怀，即历史学家吕森所说的——“我们应当借助回忆这个模式让历史变成一个具有改变现状之潜力的文化酵母，让那些历史的价值在人类精神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构成文化的恒定因素，并且使得一个文化时代的结尾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开头。”陈徒手所做的，是对遗忘的抵抗，是对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公共记忆的打捞和历史经验的见证。不仅如此，压在纸背的，是他积极寻找反思历史、改变现状的“文化酵母”的努力。正如他在《<人有病 天知否>初版后记》中所说的：“这本书文字里构筑的一切成了绝对历史，一去而不复返，那将是民族、国家的福音，是我们和女儿这一代人的幸事。”杜少陵有诗云：“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世事能如人意么？但愿吧。
    注：囿于篇幅之故，注释略，详情请参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