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 | 深圳40年，感谢那些历史的创造者
    “深圳”，在客家方言里意为田间水沟。40年前，它还只是广东省惠州地区的一个宝安县。1979年的宝安县城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镇内居民2万多人，全县人口仅30万人，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建筑主要以低矮平房为主，最高楼房也只有五层楼。据说，走完整个街道，还花不了抽一支烟的工夫。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祖国南部破土而出。从此，山河岁月震动改变。短短40年，深圳一跃而成国际大都市。但繁华背后，是筚路蓝缕，是胼手砥足。
    
    “特区建设总设计师”
    说起深圳，就不得不提到它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从哪里改革，如何改革？从哪里开放，如何开放？要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经济特区。
    1979年4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向中央提出建议：可以利用广东毗邻香港、澳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海外粤籍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同时“希望中央给点权”，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资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对此建议表示赞成和支持。他兴奋地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同时也明确表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并鼓励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创建之后，邓小平一直给予特别的关注和支持，并于1984年和1992年两度亲临深圳特区，在关键时刻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
    1984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开始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在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认真地听汇报，看当地的城市建设，并深入渔村、企业、车间进行调查，亲自了解、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整个过程中，他作风严谨，没结束考察绝不轻易下结论，更不长篇大论，只是看，只是听，满意之处，也只是寥寥几个字的评价，且一定是切合实际的评价。考察途中，他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返回时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择了另外一条陡峭的路。他的解释是“我不走回头路”。这一小插曲，不仅是对建立经济特区政策的肯定，也是对要坚持把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的一种暗示。
    通过视察，邓小平越来越多地发现，深圳、珠海这几年里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让他对办好经济特区充满了信心！正是因为如此，他在珠海和深圳分别留下了公正客观的评价：“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一评价，使得持续了四年之久的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否正确的争论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特区人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1992年，国际风云变幻激荡，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个紧要历史关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又一次到广东视察，发表极其重要的南方谈话。谈话言简意赅，振聋发聩：“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南方谈话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总设计师”的高瞻远瞩，极大鼓舞了广东干部群众加快改革开放的决心，也推动全国兴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
    “特区建设总工程师”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谷牧就是总工程师。在改革开放时期，谷牧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特区办主任，他作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既是中央决策层的重要一员，又是经济特区建设实践的具体执行者。不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工作，他都为创建深圳特区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特区建设总工程师”。
    
    1979年5月，谷牧曾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调查。二十多天的调研结束后，谷牧就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之后，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他又到深圳12次，足迹几乎遍布深圳的每寸土地。时任市委秘书长的林祖基曾说：“那10年中，他（谷牧）经常来深圳，来的目的就是搞调查研究，看特区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之后，从政策层面给予支持。
    可以说，深圳特区创建初期的种种探索之所以能够进行，与谷牧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开辟的“绿色通道”分不开的。谷牧对深圳特区怀有深厚感情，自称是“深圳人民的老朋友”。
    特区一路走来，经历了重重困难。谷牧这位“总工程师”也是一路风雨兼程，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谷牧曾回忆当年国务院特区工作组建立之后，他第一次召集工作人员开会时，除了布置工作以外，他还特意讲了一番交心的话。他说，对办特区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他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他也说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工作人员中谁要有顾虑，不愿做这个工作，及时提出，可以另行分配。他说这项工作不勉强任何一个人。不过，他也告诉工作人员，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他们身上，只算他一个人的账。
    
    ▲谷牧听取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情况汇报
    对于广东干部，谷牧更以激进改革者的姿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谷牧在特区建立之初，曾对习仲勋和吴南生等广东党政领导干部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中国的前面。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庭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后来谷牧的“孙悟空”一说被广东干部广泛沿用，以激励自身改革。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建，质疑之声越来越大。
    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邹尔康说，正是谷牧为大家顶住了压力，让大家坚定了信心。
    特区的第一个“孙悟空”
    吴南生是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在深圳特区还没有正式成立之前，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点将”，习仲勋看中吴南生出生于本土，对汕头、深圳沿海地区的基本情况熟悉，就对他说：“南生，你就去当特区的第一个孙悟空吧！”就这样，吴南生成为深圳经济特区首任市委书记。
    
    ▲吴南生
    1979年12月16日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委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的《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中，第一次使用了“经济特区”之名，而且在“谈谈特区规划的一些情况”里，用几百字阐发使用这一称谓的必要：“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是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交换了意见，都觉得改称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
    吴南生还在推动全国人大出台《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下简称《特区条例》）上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80年4月14日，吴南生向省人大常委会汇报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时，提出“办特区是件大事，特区条例的立法程序要尽可能完善些，所以在作这次修改时，改为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在广东将《特区条例》送到全国人大时，有些人不同意，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条例拿到全国人大讨论。但吴南生坚持，“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如果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谁都不敢办特区”。尔后，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下，条例获得通过，深圳特区得以正式出炉。事后吴南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我们已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搞特区没有先例。如果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是无法创办的。”他说：“没有法律可依，不但投资者不敢来，对我们这些‘冒险家’来说，什么工作都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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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