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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籍中多次出现“两蕃”一词。“两蕃”所指代的具体民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两蕃”主要有三种情况：其一，指西北两蕃，如《相国义阳郡王李公墓志铭》载：“其后怀恩父子皆败，朔方有众，洎西北两蕃，望子仪而顿伏，皆如公策。”关于西北“两蕃”指代民族，胡三省曰：“若开元、天宝以来，西则吐蕃，北则突厥。中兴以来，所谓两蕃，西则吐蕃，北则回纥。”（《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其二，指辽东两蕃，即新罗、渤海或百济、高丽，如《旧唐书·穆宗纪》载：“平卢军新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赐印一面，许置巡官一人。”《命张俭等征高丽诏》载：“百济高丽，恃其僻远，每动兵甲，侵逼新罗。……朕情深愍念，爰命使者，诏彼两蕃，戢兵敦好。”（《全唐文》卷7）其三，指辽西两蕃，即奚与契丹，如《通典·边防十四·突厥中》载：“八年冬……东发奚、契丹两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数道俱入，掩突厥衙帐于稽落河上。”《旧唐书·德宗纪上》载：“十九年……玄宗遣忠王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以讨奚及契丹两蕃。”广义的“两蕃”是指两个民族之合称，与两者意同，可译为“两个蕃国”，并无更深的含义。 狭义“两蕃”是指唐代的奚与契丹。这一意义上的“两蕃”不仅是一个合称，更是一个专属名词。在史籍中，当提及奚与契丹时，有时直接以“两蕃”称之。如唐玄宗在《敕奚都督李归国书》中曰：“朕比闻突厥欲灭卿两蕃，先敕守珪严为防护。”在《答张九龄贺破突厥批》中曰：“两蕃归我，因用御边，北虏猖狂，欲有亲率。”均以“两蕃”代指奚与契丹。《通典·边防十四·突厥中》载：“小杀等曰：‘两蕃亦蒙赐姓，犹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新唐书·裴怀古传》载：“俄转幽州都督，绥怀两蕃，将举落内属。”亦以“两蕃”代指奚与契丹。这一点与提及辽东两蕃时代指的新罗与渤海不同，称新罗、渤海为“两蕃”，则必在“两蕃”前缀上新罗、渤海的字样。个别地方未加此前缀的，也必在前文中出现新罗、渤海。当在文献中同时出现新罗、渤海与奚、契丹时，“两蕃”就变成奚与契丹的专称，渤海等则直述其名。如唐开元二十九年（741），以安禄山为“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等。在提及吐蕃等两蕃时，则在“两蕃”前缀上“西北”二字。胡三省认为：“言西北两蕃者，以别奚、契丹两蕃。”（《资治通鉴·唐纪五十》） 胡三省曰：“唐谓奚、契丹为两蕃。”（《资治通鉴·唐纪三十》）《旧唐书·契丹传》亦曰：“两国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可见在唐代人的观念中，“两蕃”就是奚与契丹的代名词，在一定程度上，“两蕃”已经变成奚与契丹的另一称谓。唐玄宗在《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中曰：“两蕃自昔，辅车相依，奚既破伤，殆无遗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一语道破奚与契丹之间二位一体的关系。 “两蕃”作为唐代奚与契丹的专称，与它们的族群认同息息相关。任何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对其族群认同的建构、维持和强化，奚与契丹曾经历过三次族群认同的调整。 第一次发生在北魏建立前后。奚与契丹作为东部鲜卑宇文部的“遗落者”，因宇文部灭亡而无所依附，族群归属感丧失。而且，他们可能因宇文部残余的身份而不断遭到拓跋鲜卑等势力的攻击，不得不重构族属，遂自号“库莫奚”。这一自号显示出奚人对其族属有着清楚的认同或追忆。从隋代库莫奚简称“奚”来看，“库莫奚”一词当以“奚”为主体，“库莫”仅为修饰词。这一点可能与“勒姐羌”“卑湳羌”的名称形成有共通之处。这两支羌人分别因居于“勒姐溪”“湳水”而得名。“羌”是其族属，“勒姐”“卑湳”只是修饰词。当奚人自号“库莫奚”时，契丹尚未与之分离，更无族号，即此时还不存在一个名为“契丹”的独立群体。北魏登国三年（388），库莫奚为拓跋珪所击溃。有一支部众被迫分离出去，同样面临着重构族属和强化族群认同的问题，于是自号“契丹”——意为“类似奚人的人”或“杂处于奚人中间的人”（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一自号既宣称了契丹是一个独立的族群，又突出了契丹与奚之间的渊源关系，有利于维持和强化当时契丹族众的族群认同，还可以引导族众树立新的族群意识。 第二次始于隋唐，讫于辽代。随着两蕃与中原联系的日益密切，其上层社会产生了融入华夏体系的想法，出现了二者祖出炎黄的族群认同和祖先重构。此类重构可能只限于两蕃的上层社会，尤其是建立了辽朝的契丹贵族。如《辽史·世表》云：“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唐代奚人质子热瓌墓志载：“原夫轩丘有子，朔垂分王，代雄辽碣，厥胤繁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唐故奚质子热瓌墓》，《考古》2014年第10期）“轩丘”当指黄帝，即将奚人始祖追溯为黄帝。将祖先追溯为炎帝或黄帝等三皇五帝，在边疆民族史中司空见惯。这种关于祖先的记载，可能出自族群成员的构建，也可能是被当时人或后人所构建。以奚为例，热瓌墓志将其祖先追溯为黄帝，一种可能是部分上层奚人渴望融入华夏体系中，故重新构建祖先的形象；另一种可能是唐王朝对热瓌祖先进行构建，并希望将这种构建植入奚人的观念中，以图拉拢、感化和控制上层奚人。从热瓌墓几乎完全唐墓化的情况来看，唐王朝确有拉拢奚人之意，也就不排除族群认同的可能。 第三次发生在唐末。奚人的生存资源不断被契丹侵占，处境十分危急。耶律曷鲁劝降奚王术里时，说奚与契丹语言相同，“实一国也”，且二者有着相同祖先“奚首”。奚王术里在其劝说下，投降了契丹，表明他及其所代表的奚族上层社会是认同奚与契丹“实一国”、奚首为同祖的说法的。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奚与契丹共同重构或重申了族群认同。这次重构既以两蕃的共同语言和祖先记忆等文化传统作为依据，又以现实利益为基础，同时也与二者在唐代的不断融合有关。正是因为奚与契丹的联系日益紧密，唇齿相依，外界才会以“两蕃”专称之。“两蕃”这一称谓代表着奚与契丹之间的不断融合，并趋向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趋势。当然，两蕃并非形成一个新的族群，而是随着宋元时期民族大融合，最终融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