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军之前，徐贵祥经常幻想自己是一个英雄。 他曾亲历两次战争，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历经严峻的生死考验。他也用自己的笔在一部部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塑造着令人心生敬佩的英雄。 新书《英雄山》同样书写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 单是创作过程就令人惊讶。先写《穿插》，越写越身不由己，直到写了二十多万字，最初设计的主人公易水寒还没有出现。徐贵祥重新检查思路，发现背后还有一个结构，于是就有了《伏击》，“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我走进历史、走进战争、走进那血火煮沸的岁月，让我看到了不曾认知的真实，看到两支军队里面都有我们熟悉的英雄”。 近日，中华读书报采访被文坛誉为“正面强攻军事文学”的实力派作家徐贵祥，且听他如何讲述“不曾认知的真实”。 中华读书报：《英雄山》中塑造了一批性格各异的人物，是以往战争题材作品中少见甚至空白的。不论是凌云峰、于众兴、张有田等一大批英雄，还是安屏、启迪这样单纯美丽的女性，皆让人过目难忘。 徐贵祥：一部好的小说，首先人物的个性应该是鲜明的、独特的，应该是新的面孔。过去很多作品中的人物经常会给人千人一面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因为有些作家并不是很了解他笔下的人物，可能只是根据别人的描述来设计小说人物。所有的文学作品不可能穷尽人的本质，不可能原封不动、百分之百真实地描述一个人物，哪怕是司空见惯的人物。普通人也有灵魂深处的秘密。经典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第一次打照面的。我刚开始设计的人物，从思想、品格等方面不会有太大独特性，但写着写着，人物个性确立了之后，他有自身的逻辑和行为方式，会按自己的逻辑往前走。 中华读书报：凌云峰虽然成了“楚大楚”，可他仍然渴望回到八路军中去；易晓岚本是执行刺杀任务，可他受到感化，成了八路军指挥员。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国军方面的人物，比如谢谷、郭涵、蓝旗等等，最终都加入共产党。关于信仰，是您要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吗？ 徐贵祥：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被我们称为英雄的人，瞿秋白、方志敏……中国早期的觉悟者、启蒙者，他们为改变国家命运奋斗。要说《英雄山》里的人物，还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他们有困惑，有彷徨，有动摇——首先赋予他们人性，再赋予他们使命。人性决定使命的选择，这种选择又赋予人性新的光辉。我写他们的互相斗争，是为了写他们能够并肩作战。我的理想是写出爱国精英。时代呼唤精英，呼唤英雄。什么是英雄？ 英雄就是能够带领大家冲锋陷阵、走出困惑的领路人，那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符合国情符合民心，共产党的信仰就成了全体军民的信仰。人是需要信仰的。 中华读书报：在《英雄山》的创作中，您的英雄情结一以贯之。小说中启明采访凌团长，问“一场战斗取得胜利，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凌云峰的回答，是否也是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徐贵祥：任何作品都凝聚着作家的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由每一个个体决定的。我在《八月桂花遍地开》中有一句话：没有谁能打倒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这两句话来自我对人性的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惨败，很多问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我是有理想主义的。我崇尚英雄。我写过各种类型的英雄，从战将到普通一兵。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认知，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视野里看到的冰山一角。我一直比较注意抗战中的国共关系，特别在意两支军队底层人物的情感命运，这也算是我创作的一个主要特征吧。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细节特别感人。“长征路才刚刚走了不到三分之一，我的双脚就烂了，奇怪的是，每次烂了之后，很快又好了，长出厚厚的痂，越长越厚，越长越结实，好像长在我脚上的皮袜子。”“一旦把谢谷干掉，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皮靴脱下来，我还没有穿过皮靴呢。”等等。您对细节的处理非常用心，也非常真实。这些细节是靠什么支撑？ 徐贵祥：我写的是战争，抗日战争，是宏大主题和宏大叙事。但不管多么宏大的叙事，都要从细节着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虚构和非虚构艺术感染力上最大的区别，就来自细节。小说中的凌云峰二十四岁左右，他在战争中成长为指挥员，既有理性，也难免稚气，他在严肃的战争环境中有这样的想法，也体现出一种乐观的精神，他和贺之发被关在羊圈里还能苦中作乐，互相调侃嘲讽，都体现出特殊环境中乐观的精神——很多细节得益于对人物、对语境的把握，有时是神来之笔。 在《穿插》里的凌云峰和安屏的感情，比友情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很微妙。安屏送给凌云峰一件柞绸马甲，这个细节是精心设计的。我要让凌云峰坦露他的胸膛，让安屏看到他胸膛上的伤疤。这个设计用心良苦。在《伏击》的后面，冒充凌云峰的人，学会用凌的语言说话，用凌的方式打仗，用凌的思想思考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胸膛上像等边三角型一样的伤疤。这个谜底一定是安屏解开。安屏没有看到像等边三角型的伤疤，但是她看到了一片伤疤，她决定不去戳穿冒充的凌云峰。 有的细节是作为闲笔为了好看，有些细节关系重大情节的推进和发展——这样的细节是推动故事前进的重要零件，是发动机。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感情描写很出彩。何子非与张达理、凌云峰和安屏、楚大楚和蓝旗……有大胆泼辣，有含蓄内敛，也有神圣美好。您如何把握战争年代中的爱情以及性爱？ 徐贵祥：我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何子非这个人物有原型，是国民党部队里俘虏过来的军官，有点骄奢好色，爱吃辣子鸡丁。我写爱情写得不多，可能体验比较少。但是张婆娘这个人物写得比较满意，写出了中国农村妇女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性格。起初“张婆娘”听说何子非是国民党军官，端起剩菜就要摔到何子非头上；当何子非造了桥，她又杀鸡犒劳何子非。张婆娘后来参军改名为张达理，何子非在长征路上奄奄一息，是张达理背着他渡过生死关。当他死里逃生睁开眼睛，看到阳光从外面射进来，落到张达理的脸上，让他想到了圣母——人的感情是随着时代、随着经历发生变化的。今天很多人难以把握特殊年代的特殊感情，是因为没有那种经历和想象力。我当年在前线一个最大的梦想是，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打一场胜仗；不仅要打一场胜仗，还要和美丽勇敢的女战友深入敌人内部打胜仗。这个青春的梦想一直存活在我的脑海里，多年后在小说里实现了。 这部小说总体风格追求诗情画意。主人公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爱情很难描写。那个年代、那种环境，缺乏表达爱情的契机，要有交集，有冲突，才有可能“死缠烂打”，才有可能使感情升级。凌云峰和安屏之间很难有更多的交集，楚大楚和蓝旗的爱情就有交集了。抗战池为什么出现？我要让楚大楚带着部队去洗澡，要让楚大楚和蓝旗在生死决别之前的爱情和性爱非常高尚、圣洁、庄严。在一个必须的、不得不走到一起的时候，不得不走到一起的地方，在那个午后，完成值得永久回味的、具有庄严仪式感的一次美丽的行动。 我不回避美好的爱情甚至性爱，但我不敢轻易下手，怕玷污了神圣的美好。对于我来说，是郑重其事地、虔诚地写人性的美好。我为此准备了几十年。 中华读书报：安屏送凌云峰的“桃木匣子”这个悬念，几次眼看就要解开谜底，又没能解开，总吸引着读者往下看。您在叙事方法上，有怎样的讲究？ 徐贵祥：说实话“桃木匣子”到底装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得自己去悟。“桃木匣子”是结构的一个工具。打个比方，中国结是有扣的，有的地方抓住线头一下就解开了。我不能解开。我在《穿插》第三章里暗示了一下。启明讲了一个故事：两个书生在独木桥上相遇，互不相让，在桥上打了一架，两个人都落到水里，上岸后二人请僧人评理，僧人给他们每人一个荷包，让他们一年以后再来论是非曲直。结果，这两个书生一年之后见面，没有评理，而是各自带着工匠，将独木桥修成三尺宽的木板桥，并且二人成了兄弟。这里的寓意是，谢谷象征的国民党和凌云峰象征的共产党会走到一起，依据就是桃木匣子。他们不是惦记对方的桃木匣子，而是惦记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这个桃木匣子在叙事上是一个手段，并且有丰富的隐喻。 中华读书报：山涧峰防御战指挥部队进退自如，西可岭避实就虚出神入化，剑阁关穿插迂回出奇制胜……这些战争有原型吗？描写太真实了。在史实与虚构方面，您是如何把握的？ 徐贵祥：都是真实存在的，至少存在于我的想象当中。这种想象来自于对历史的认知，军事题材的作品必须有他们特殊的文化特征。我两次参加战争，当过十多年编辑，看过大量战史军史，采访过上百名将军，再加上思辨能力和悟性，这种资源是得天独厚的。但是也不能神话它，要放在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常讲“是不是”是新闻和纪实文学追求的目标；“像不像”是文学追求的目标。我没有参加抗日战争，只是写我认为的真实。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历史除了名字都是假的，小说除了名字都是真的。这话有些绝对，但是现在看，我们知道的历史，很多都来自文学作品。三国时代，我们知道的只是刘备、曹操，这是文学留下来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很有画面感，尤其是战争场面。您在写的时候，是否脑中就已经在“放电影”了？ 徐贵祥：我对战争生活非常热爱。过去在读军校时学炮兵参谋业务，我有两个方面学得好。一是军事地形学。那时候我们站在山区的某一个高地，看到山川河流道路，我脑子里可以马上形成一个画面，可以精确目测它们之间的方位关系和距离。二是地形图。地形图上有等高线，等高线越密集说明越陡。有了等高线，地图在我面前是立体的，可以变成沙盘。在侦察地形时，我可以利用瞳仁之间的距离形成孤形的弹道——我是带着艺术欣赏的心情学地形学。所以我写战术性极强的战争时有画面感。这是行业文化，是职业知识带来的技术创作。从技术、战术到艺术，这是一个军人在战争当中汲取的营养，同时给创作带来精神的滋养。 中华读书报：如果说，粗犷的语言是您过去一些文学作品的特色的话，那么到了《英雄山》中，语言更讲究，更耐人寻味了。您觉得呢？ 徐贵祥：粗犷是我的风格。大刀阔斧、长驱直入、直奔主题，这与创作状态有关，表明了我急于表达的创作心情。我离开空军创作室之后，到教学机构担任教学任务，有八年没写小说。八年的沉淀，我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我的经验，我的理解，包括创作风格都有所改变。我过去写作的状态，像骏马在原野上奔驰一样，总担心时间不够用。在前线有那么多宝贵的体验，我必须抢在子弹抵达我的脑门之前，把它们写出来。1984年我在战场上写了六个中篇，每一部作品，我都是当成遗作来写的。这种习惯使我后来的创作也有紧迫感，因为不知道第二天有没有时间。我在写《英雄山》的时候，工作比较清闲了，可以像一个正常的作家一样有足够的时间和经历对待写作，心态从容了。 中华读书报：也有很多没有战争经历的作家写作战争题材作品。那么您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徐贵祥：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优势，别的作品的优势也可能是我难以企及的。《历史的天空》的主人公梁大牙是从底层出发，在绝望中诞生。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进过最好的学校，就是战场。战场是瞬息万变的。 中华读书报：《英雄山》完成了，您希望达到怎样的高度？ 徐贵祥：鲁迅提出文学救国，蔡元培提出以教育救国、以美育救世。文学不能彻底改变世道人心，但好的文学作品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希望用文学作品传播我的理想，追求真善美。 相关文章 当代作家的历史责任与英雄气 徐贵祥长篇小说《伏击》：仰望星空时，我们会看到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