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
    
    上世纪30年代，巴西社会极为动荡：经济上，受1929年华尔街股灾影响，咖啡出口量与价格大幅下降，迫使巴西进行工业化转型；政治上，通过1930年起义与1937年政变，来自米纳斯·吉拉斯腹地的热图里奥·瓦加斯上台建立独裁政府，推崇民粹主义；思想上，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针锋相对，关于传统与自由、精英与大众的争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背景下，巴西文学却迎来了一段相当兴盛的时期，较为落后的东北部地区更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统称为“30一代”或“东北部作家群体”。这些作家大多拥护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将文学创作与思想斗争结合起来，致力于展现巴西现实，揭露社会问题，既要替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底层民众发声，也要将他们当作潜在的读者来考量。因此，“30一代”作家通常采用通俗化的写作风格，立足于地方特色，广泛采用日常口语，政治立场鲜明，并具有英雄主义或者多愁善感的倾向。在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家比如若热·亚马多、拉盖尔·德·盖罗斯和若泽·林斯·德·莱古的作品中，都不难发现这些特点。
    然而，作为“30一代”中最受评论界推崇的作家，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1892-1953）则显得颇为不同。他的作品虽然也带有浓郁的区域主义特色，却极少涉及历史事件与时局变迁；尽管对底层民众抱有同情，却从不遵循社会现实主义美学；虽然致力于对社会现实的如实记录，却更注重对“自我”的心理探究。他反对将“集体”凌驾于“个人”之上，当若热·亚马多表示现代小说应当压缩个体、推崇团体时，他却认为亚马多的作品《汗珠》中最突出的只是个别人物，尤其是作为叙述者的作者本人。他坚持作家理应书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曾私下对好友若泽·林斯·德·莱古放弃从小生活的蔗糖种植园，转而选择并不熟悉的腹地悍匪作为主题表示不满。正是由于他对自身风格的坚持，巴西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奥·甘迪杜早在上世纪40年代便认为“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以独特的方式从‘东北部作家群体’中脱颖而出”，并在《圣保罗日报》上连续撰写5篇专稿评论他的创作。
    在主题与内容之外，真正使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站上巴西文学顶峰的，还是他对语言近乎偏执的追求。与年少成名的若热·亚马多、拉盖尔·德·盖罗斯不同，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出版第一本书《卡埃特斯》时，已经年逾四旬。在此之前，他曾试图在里约热内卢探寻文学之路，却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返回故乡所在的腹地小城，并在那里当选为市长。而最早令他享誉巴西文坛的也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他作为市长撰写的《年度工作报告》。得益于拉莫斯极为出众的语言风格，这份用于交差报账的市长报告在《政府公报》一经刊登便引起巨大反响。当地的《阿拉戈阿斯日报》将其称为“最有趣、最有表现力的文件”，并由此引发连锁效应，不仅阿拉戈阿斯州的报纸竞相转载，就连里约热内卢的文化圈子也对其交口称赞。这篇报告同样引起了著名诗人兼出版商奥古斯都·弗雷德里库·施密特的重视。尽管并不认识拉莫斯，施密特还是给这位传奇报告的作者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有已经完成或正在创作的小说，表示愿意代为出版。而拉莫斯虽然早在5年前就完成了《卡埃特斯》，却觉得并不满意，不愿意交给施密特。最后还是亚马多自作主张带走了手稿，这部小说才得以问世。
    一个连政府报告都能写得别具一格的人，其文字功夫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却总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尽人意，习惯于反复修改。他执著于精简文字，将篇幅不断压缩，这也使他的行文变得非常好辨认：他很少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如非必要，绝不使用从句；长句也尽量截短，有时一个句子只有两三个单词。评论界习惯用“干”“硬”“冷”等词汇来形容他的语言风格，而他自己则将对语言的打磨视为写作的基本要求，并对此有一番精彩论述：“应该像阿拉戈阿斯的洗衣妇那样写作。她们洗第一遍，把脏衣服在湖边或河边浸湿，拧干，再次浸湿，再次拧干。之后漂洗，再次浸湿，用手在衣服上泼水。将衣服放在石板或干净的石头上拍打，再拧几次，直到不再滴水。这些都做完了才能把衣服晾起来。写作的人也要这样。词汇不是用来装饰的，不是为了像假黄金那样闪光；词汇是用来讲述的。”
    这种挤干文章最后一点水分的做法不仅将写作变成了一份艰苦的工作，也使拉莫斯的作品与普通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另一方面，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水准，不仅受到文学评论家的一致称赞，更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写作范本。拉莫斯一生只出版过4部长篇小说，除自然主义风格的处女作《卡埃特斯》之外，剩下的三部现代主义小说《圣贝尔纳尔多》《痛苦》和《干枯的生命》都在巴西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关于哪部才是拉莫斯最佳作品的争论才一直没有停歇。
    《圣贝尔纳尔多》以腹地乡村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贫苦出身的保罗·欧诺里奥如何一步步将圣贝尔纳尔多庄园占为己有，却只能孤独终老的故事。保罗·欧诺里奥是一个孤儿，由卖甜点为生的黑女人抚养长大。直到成年时因罪入狱，才在狱友的帮助下学会识字。出狱之后，凭借精明与冷酷，保罗·欧诺里奥用不光彩的手段得到了圣贝尔纳尔多庄园，并娶了小学女教师玛德莱娜为妻。但是两人婚后却矛盾重重，难以相互理解，最终玛德莱娜自杀，保罗·欧诺里奥也感到无比空虚，选择用笔将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在回忆过程中，保罗·欧诺里奥尽量做到坦白公正，但他毕竟文化水平不高，对事物理解片面，并有自我辩解的倾向，想要把握他的心理和叙述口吻也变得颇为困难。在心理层面上，拉莫斯主要以自己的父亲为参照（他的父亲当过小庄园主，也开过小店铺，脾气暴躁，还有点唯利是图），而语言层面上则需要花费更多的心思：既要简单直接，又不能平铺直叙，既要考虑到叙述者的生活背景与文化层次，又不能降低小说本身的文学性。因此，在小说初稿完成时，拉莫斯才会在给妻子的信中如此说道：“《圣贝尔纳尔多》写好了，但正如你见到的那样，几乎都是用葡萄牙语写的。现在需要将它翻译成巴西语，一种混乱的巴西语，跟城里人书上的语言非常不同，一种草莽的巴西语，有许多未曾刊登过的表达方式和我自己都未曾设想的美感。”
    《痛苦》则以拉莫斯的亲身经历为基础，描写了一个独自在大城市谋求出路而不得的小人物。这是拉莫斯最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一部小说，从头至尾都笼罩着一股压抑的氛围，也是当时拉莫斯精神状态与巴西整体社会政治局势的写照。无论对于主人公路易斯·达·希尔瓦还是作者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来说，令人痛苦的都不是利益相关的具体事物，而是一种浑沌、迷茫、前途未卜的绝望，一种迅猛而强烈的挫败感。这种感觉有着强大的感染力，也因此被安东尼奥·甘迪杜称为拉莫斯“最有野心”的作品。可惜的是，这部小说初稿完成不久，拉莫斯便因政治原因入狱，失去了进一步修改作品的机会。在关押期间，由于经济拮据，拉莫斯不得不将未经修改的小说出版，《痛苦》也因此成为他文学生涯的一大遗憾——“牺牲了一个不错的主题，在我看来是这样”。
    出狱之后，拉莫斯留在了曾经关押他的里约热内卢，再也没有返回东北部的故乡。1938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干枯的生命》，将故乡腹地的景色、动物和人付诸纸上。《干枯的生命》是拉莫斯与“30一代”总体风格最为契合的一部作品，把贫穷、干旱、强权施加给腹地人的苦难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便如此，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相比，这部小说的独特性依然显而易见。首先，《干枯的生命》并非一个线形展开的故事，各个章节之间相互独立，有些部分甚至可以打乱次序阅读。这样一来，苦难似乎成为一种宿命，没有终结的可能。在这部小说里没有英雄人物，没有乌托邦，也没有能够应许的未来，有的只是无措的腹地畜牧人与他们质朴却晦涩的内心。其次，拉莫斯对文学语言有种一贯的苛求，不愿为了表现真实而将底层人民不顾语法颠三倒四的对话直接搬到小说里去。如果《圣贝尔纳尔多》的保罗·欧诺里奥尽管粗俗，却还认得些字，而《干枯的生命》的法比阿诺一家则连话都说不好。既然故事的主人公难以用语言表达心中的思想，拉莫斯便将直接对话改为间接引语，在不损伤真实性的前提下保证了语言在语法上的合理性。
    自30年代末期开始，拉莫斯便转向了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在创作虚构作品时，他遇到的阻碍多源于自身的严格要求，而回忆性质的文字由于涉及现实的人、事、物，使他必须面对周围人的责难。由于在自传《童年》中揭露了父母老师曾经的暴力行为，拉莫斯家乡的亲友专门写信给他表达不满。更麻烦的还是他讲述被捕经历的《狱中回忆录》：一方面，当初下令逮捕他们的瓦加斯势力依然当权，并实行了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他所加入的巴西共产党希望他能夸大监狱中的苦难，为意识形态斗争出一份力。而拉莫斯却坚持做到不偏不倚，他既写下了狱中遭受的痛苦，也记下了一些军官狱卒对他的善意帮助，既描述了一些政治犯所受到的刑罚，也对他们的天真虚荣进行了批评。在撰写《狱中回忆录》期间，他不仅要重新面对痛苦的经历，还要担心独裁政府的迫害和巴共同僚的审查。然而，面对重重困难，他却并未退却，而是将讲述事实当作自己的责任。如他所言：“没有人享有完全的自由：我们首先受制于句法，最终受制于社会政治条例办事处，但是，在语法与律令约束的窄小空间内，我们依然能够有所行动”。仿佛在他看来，无论政府的法条还是党派高层的命令，都跟语言规则一样，是必须面对的困难，而非听之任之的借口。
    《狱中回忆录》一直到拉莫斯去世之后才得以出版，也成为他第一本可以称之为“畅销”的书。 而其余作品只是在他成为经典作家之后，才逐渐拥有更多读者。可以说，读拉莫斯的书从不会让人感到愉悦，但真正喜爱他的人却百读不厌。在巴西文学第一次打破精英垄断、转向普通大众的30年代，拉莫斯并未向通俗文学妥协，但他对文字的认真与赤诚，却对后来的巴西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贝尔纳尔多·基尔森在60年代所断言的那样：在新一代作家的虚构作品中，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