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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第一次阅读巴金的作品时，叹道那文字间的纯然之美，是自己所陌生的。那是市井里没有的存在，恍若神灵之光的降临，谈吐之间，晦气渐渐消失，悲壮的情节里的人物，带出缕缕的爱意。较之于同代的许多作家，巴金是天真而内倾的少男，周身是诗人式的韵致。那些没有被污染的句子，一洗旧诗文里的暮气，四边散发的是青春的热气。 他的单一的情感却没有将自己封闭起来，整体的气韵是敞开的。从其文气看来，有很焦虑、不安的情绪的流溢，但信徒般的使命感有时候消解了那种内在的不安。你可能不认同他的价值判断，但却无法抵挡他的情感之潮的冲击。他的写作与俄国作家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像一个意义的寻找者，跳动的是不安定的灵魂。巴金早期的小说，差不多都充塞着这些忘我的激情。由于这种写作的冲动性，他的作品常常呈现出同质化的结构，情绪的流动有时是先验式的，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元素暗化在文字背后。《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春天里的秋天》等作品，故事都有点破碎，作者似乎无力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有繁复结构的时空，不妨将那些文字看成一种独白。在感性的表述里，所有的意象都含有寄托和隐喻的元素，整体呈现的是一种别有寄托的抒情风格。 巴金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作家，并非谦逊之词。写作对于他而言，是自己精神受挫的无奈选择，在信仰不能实现的时候，文学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本雅明所云的“救赎”。他远涉异国的时候，孤独曾使他失去与异国朋友对话的能力，只有那支笔，成了他精神的支柱。创作需要这种混沌的精神状态，他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冲动，在他的作品里形成了风暴。仿佛诗人的歌咏，除了精神天幕的神意的星座，别的无法吸引他的目光。那些冲动的，甚至重复的表述，看得出思想的稚气。 最初走向文坛的时候，他展现给世人的便是诗人的气质，一方面为其政治上的乌托邦做了美妙的涂饰，另一方面，某些唯意志的元素在不断滋长。但这唯意志的存在不是叔本华式的，与尼采的传统也甚为不同。他自己的精神还没有走到德国哲学的边缘，只是在抒发感情的时候，让人联想起感伤的浪漫主义文学。但这种抒情也非无边际的，乃存在着表达中的自塑之意。抒情也是突围。在这种突围里，精神从暗影里走出，远远的星光终于照耀了自己的世界。 可以说，他的写作都非刻意的表现，笔触是瞭望式的，于是日常的生活，世俗的信念、审美都让位于遥远的乌托邦。那些市井的情趣、光、电的冲击，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生活的怪影并没有全景地展示在作品里，他似乎无力把握身边急剧变化的世界，陌生而复杂的生活之网被无意中遗忘掉了。他的触觉几乎全部收敛在对内心记忆的体味与回忆中。心灵的独白与低语，占据了作品的大半空间。他的作品，主要局限在一种自我的天地间。除了《家》等几部小说表现出一种开阔的境界外，其他的作品还是拘谨的。 他以诗的方式写小说，也以小说的方式为诗。这是新文学的青春期写作的征候，也是他的生命的一种状态。但他不是一个无所节制的抒情者。在他那里，一直存有一种戒律，他既无士大夫的积习，也少有绅士的雅好，倒仿佛一个真诚的信徒，一直在抵抗流行之物，选择的是纯粹的精神。对他来说，恪守一种信念和审美法则，并且持之以恒地献身于美的理想，是自己必做的选择。 巴金的诗人气质，决定了他审美走向的这种稳定性。他对于那些有非理性倾向的作家是偏爱的。迦尔洵、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给他带来的惊异颇多。他感兴趣的不是这些作家文字背后的宗教背景，而是脱离了这一背景的耀世的精神之流。那些异于传统的情感表达方式，恰是中国的士大夫文字缺失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痉挛与迦尔洵的骚动，对于巴金的意义不是表现在对于社会深刻的思索上，而是人的心绪里的爱的精神。在这些近于扭曲的人的情感表达方式里，巴金看到了悲壮之美。 在他所译介的西方名著中，没有一部是纯粹的思辨之作。他不像鲁迅那样硬着头去翻译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哲学著作，学会在反诘与对比里思考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的是认识论的难题。巴金的翻译面对的是信仰的问题和诗学的问题。克鲁泡特金、赫尔岑等人的著作，多属于人生哲学，这种半是理论、半是散文的著作，缠绕着诗意的热风，蒸腾着人间的情思。他曾承认，康德的著作，自己一直未能读懂，那些枯燥的文字令他如入迷津。他从一开始，就不适应纯粹的思辨，而是把那些近于诗一般的伦理化的思想著作，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甚至在与中国作家的交往里，他也更喜欢具有诗人魅力的人物。他对于鲁迅的热爱，已经达到崇仰的地步。鲁迅之于巴金，是一个精神偶像，其博大与深刻，不能不令巴金叹为观止。鲁迅身上的尼采式的独白，杜甫式的忧患，托尔斯泰式的暖意，强烈地吸引着巴金。他在其间发现了生命的强力，它不拘于礼俗，高蹈于黑暗王国之上，那种冲破传统的力度，给他带来了勇气。他对于鲁迅文化批判思想的接受，没有像对其人格内聚力的接受那么强烈。巴金在对鲁迅的认识中，倒是对于其反传统的个性品格，给予更高的评价。而在对于鲁迅思想复杂性的认识上，他似乎没有提供出比瞿秋白、茅盾更丰富的认识。 巴金的这一选择，被一种潜在的目的性因素制约着，尽管他并未清醒地察觉到这一点。在他的视野里，歌德式的哲论精神，莫里哀的理性主义，是不会唤起热情的。这使他没有陷入经院式的凝视里，但他又常常被模糊的、游移不定的情绪所摆布。他最终还是停留在诗人式的境地来审视对象世界，这多少束缚了小说的写作。 当把写作看成寻找真理的过程时，他还是纸上的革命者。后来的经历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孱弱性，有时发现自己陷落在苦楚的世界，于是寻找暖意成了他的动力。他的内心世界，隐隐有着童话式的寓言世界。这种寓言情结一方面给他带来了精神“幻象”，另一方面，也把他的审美品位带到神异、庄严的层面上。他那么喜爱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作品，也许是那里的寓言的影子适合自己的精神维度。那些域外的辞章，满足了他的寓言情结。对于他来说，寓言情结乃是在情感中包含着对于彼岸世界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也是一种对现存世界否定的表述。在超越此岸世界时，将自己委身于彼岸的理念王国中。作品中的一切都被彼岸的那个神意的光环所牵动。于是，忍受现实苦难而不倦地寻找，追求的精神形象笼罩了一切。 在巴金的梦幻般的絮语里，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他心目中那个寓言性的东西不断地充塞着自己的世界。这种情节的出现完全是不自觉的，他有时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无论作者怎样释放着自己的情感，最终还是被一种道德律界定着。这一道德律，呈现出一种感性的形式，它把作者潜在的思想外化了出来。 可以说，一个人着迷于一种精神谱系的时候，自然存在着排他性，我们不妨将此看成类宗教性的写作。以此来看巴金，有些地方确有信徒般的姿态。实际上，吸引巴金的就有那些宗教气质较浓的作家，他的文本的重要特征，是词语间处处闪动着圣界的光泽。虽然他不是宗教徒，对于基督教文化甚至有些隔膜，但欧洲文学的表达方式里的宗教隐喻，在他看来是新文化人不能不参照的对象。 一般的个性主义者往往因了焦虑和冲动把自己囚禁在狭小的天地间，巴金却走着相反的路，启蒙者的明快的精神衔接了他的自我意识，在作品里释放了大爱的理念，永远忠诚地恪守着自己的这种写作信念。爱人类，爱真理，把美的精神献给读者。在他那里，意志是一种精神光源，它把世界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面。只有扩大光的领域，才能使遮蔽的世界得以显现。而英雄恰是这光源的承载者，在无所畏惧的选择里，世界才能成为理想的样子。 因此，在许多作品里，他不断强化这种理念，其叙述模式一再延伸着。这很类似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的观点，人在万物中被一个不可见的神圣之物所主宰，而自己的一切都可以从外在于自己的那个神圣的存在里得到安慰。他喜欢在作品里借用宗教类的话语，强调自己心中的期盼。因为在汉语里，找不到另类的格式了。 理解巴金的这些思想很重要，这成了其精神的重要底色。在存在与意义间，先于自我的存在是被意义规定的。他尽管是儒家思想的反对者，但精神却是儒家的逻辑的现代版。焦虑的情绪只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在意识层面，他存在着克服自己焦虑的动能。即使在最黑暗的体验里，他依然期待得到微弱的光明。 应当说，巴金的作品有着自己独特的伦理学的诗学。在精神深处，他缺乏尼采那样的洞悉文明的慧眼，但他却学会了在悲剧里拯救自我。这是个有趣的现象，接近宗教话语又远离宗教的精神，思想回到了“五四”的维度里。比如像老舍的早期就有基督教的痕迹，他曾在缸瓦市接受过洗礼，而后来的思想却转为国家主义。不能像托尔斯泰那样保持着圣者的潜在性的对话，也是中国新文学作家普遍的现象，毕竟，中国现代作家面临的环境是与俄国作家不同的。 不满于巴金作品的批评家曾以为，他的文本过于浮在情感的层面，缺乏沉潜的美质。写实的小说家大多坚持这样的观点：小说应当冷静、自然，在不动声色中绘出人间百态，而作者自己的观点越是隐蔽越好。在小说里抒情、显露意图，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痼疾。巴金的写作有倾诉的特点，自然不会隐藏自己的世界观。他的写作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深受卢梭影响的巴金，认为情感比教条更为重要，忠实于自己的情感的人，也是忠实于良心的人。卢梭的《忏悔录》是巴金十分钟情的作品，他的气质里就有卢梭的浪漫的精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