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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文明冲突——当代文艺的重要主题

http://www.newdu.com 2020-07-13 社会科学报 刘复生 参加讨论

    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发表是世界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这决非偶然。应该说,“文明冲突论”既是对当代全球危机敏锐的提前洞察,又是自我证成的预言。经过九十年代的酝酿和发酵,新世纪以后,所谓文明冲突成为既成现实,而文明论的意识形态或思想方法也成为主导性的观念潮流,中国文明论或一般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与这一世界背景密切相关,同时又具有复杂的本土色彩。
    一、只剩下赢者通吃的生存哲学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了新一轮的不稳定周期,但这轮危机有一点不同于以往,即对抗野蛮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保护性力量空前地减弱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而与此同时,现代性内部的自我批判力量基本消失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间谍多富于理想性,而在冷战终结之后间谍沦落为一种单纯的职业,以至于电影007系列越拍越迷茫,马特·达蒙的《谍影重重》(《波恩的身份》)也搞不清自己是谁了。
    全球告别革命,没有了对手,资本主义丧失了自我批判、自我修正的能力和愿望,只剩下赢者通吃的生存哲学。九十年代以来的现实戳穿了现代迷梦和神话,现代化的背后是全球不平等秩序,并没有共同富裕和普遍自由,只有零和竞争和新殖民主义掠夺。资产阶级的共同文化或普世价值也破碎了。福山的态度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现代体制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胜利了,但在《精神现象学》的意义,尤其是在尼采的意义上却可以说是失败了。“最后之人”(last man)即尼采所说的“末人”,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衰人”。随着敌人的消失、他者的隐去,西方世界其实也丧失了它的主体性地位,所谓普遍同质的人类社会只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灰色现实而已。而亨廷顿却反驳了福山的说法,“普遍同质”的社会并不存在,我们要重新面对韦伯的世界,因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个神、一种宗教和文化传统或生活方式。但真实的结论不言自明:全球的普世价值没有了,人类世界再度丛林化,各民族国家诉诸于文明认同,展开生存竞争。国际社会将重新回到霍布斯时代。
    二、几乎成为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主线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每一个文明反对另一个文明,这就是文明的冲突。文明论强调共同体内部的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文化,必将反对多元文化。国家的使命是在丛林世界中守护共同体安全,在现代世界体系的黑暗森林中抢占有利位置,争夺生存空间。这既是资源和利益之争,也是文明冲突,它是“土与血”之争,关乎种姓的存续。
    这种内外任务要求强化国家力量,呼唤民族命运的担纲者,呼唤强有力的主权者和政治权威或现代君主。文明论或文明冲突的议题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萌芽,1990年代中后期渐成潮流,至新世纪以后已经成为中国文艺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几乎成为主线。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第一阶段,以二月河为代表。二月河成名于八十年代末,他改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的写作方向。八十年代初中期,历史小说的基本主题是追求现代化,是历史题材的“改革小说”,主要讲述晚清以来的历史危机,结论往往是只有告别落后停滞的封建社会,才能启动时间,走进普遍的世界历史。但是,八十年代末期的二月河开始正面表现强力君主,其历史叙述悄然开启了“文明论”的主题,比如康雍乾三世有意识地处理华夷之辨,满清如何成为中华文明的正统,中华文明如何处理与外部的关系——包括对周边民族的征服与归化。不过,总体而言,二月河小说还没有明确地呈现出文明论色彩。
    从九十年代初到中期为第二阶段。1990年代,唐浩明异军突起,以“贤臣三部曲”红透半边天。他明显强化文明论色彩,文明的主题在其笔下鲜明起来。他重新写晚清,但不再是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在改革型的历史小说中,西方外来力量是一种以恶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历史进步力量,它逼迫我们进步,跟上“普遍历史”的脚步。而在唐浩明这里,西方力量只代表器物上的强力,在文明等级上一点都不先进,相反它只意味着道德上的落后与野蛮。
    唐浩明把晚清的内忧外患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将它视为文明冲突导致的文明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并非中华文明的停滞,而是单纯在器物或技术层面的落后。于是,面对这场“千年未有之变”和文明挑战,名臣们作为士人和中华文明的人格载体挺身护法,成为挽救文明危亡的艰苦卓绝的践行者。
    文明论在三部曲中一以贯之。《曾国藩》的真正主题是护教。太平天国的基本教义来自基督教,是西方现代的本土化身,试图以洋教代替儒教,这是儒教信徒曾国藩所绝不能容忍的,他挺身而出,以一介书生之身兴办团练,舍身护法。《杨度》的主题是寻找君主。杨度心心念念为民族共同体发现和培养君主或主权者。洪宪帝制失败后,他转而支持孙中山。这并不是因为他赞同共和,而是看中了孙中山身上的王者品质。直到晚年,杨度才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唐浩明看来,杨度的追求一直未变,那就是寻找君主——政治体制不重要,强力君主才重要。《张之洞》重申中体西用,为三部曲落座在文明的结论上。他兴办洋务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教或固本护体。所以,小说中特意设置情节讲述张之洞办书院,申圣人之教,亲自创作《书目答问》和《劝学篇》,以回应时代新思潮的挑战。
    新世纪以来为第三阶段。2004年播出的58集电视剧《汉武大帝》的重心和落脚点是对外关系和华夷之辨。电视剧以汉匈关系象征中外关系,在隐喻的意义上,匈奴代表了非我族类的外部文明。全剧围绕对外战争而结构故事,注重呈现宏大的战争场面,充满着持续的对抗焦虑。2007年播出的82集电视剧《贞观长歌》有了进步,虽然内外问题仍是重要议题,却已不再只是注重武功,而更注重建立天下秩序。它不再像《汉武大帝》那样强调他者的异已性,而是将他者收纳在以我为主体建立的新秩序中,“贞观长歌”唱响的是复调的合唱,唐帝国由是成为容纳内部多样性的多元一体的跨体系社会。
    2008年以后进入第四阶段,《大秦帝国》正式全套推出,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小说主要讲述秦统一的历史,以战国纷争隐喻当今的国际格局,它暗示现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不过是新的战国时代和“大争之世”。《大秦帝国》坚持新法家的立场,反对儒家的保守与迂阔,坚持改革,力争为“中国文明”开辟更大的世界空间。
    《大秦帝国》是反儒家的,贯穿着扬法抑儒的思想主线,孙皓晖痛批儒家,因其在后世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原生精神”。这和同时期的畅销小说《狼图腾》异曲同工,可以说,《大秦帝国》所体现的正是狼的精神,而《狼图腾》中草原文明对中原文明的批判基本上等同于大秦的强力精神对儒家文明的批判。
    三、在多种创作类型中呈现的文明冲突
    文明论主题不只贯穿在历史文艺中。新世纪以来,文明冲突在军事题材中表达得更为清晰。如果说文明的冲突是天上的神打架,那么它必然最终呈现为世俗世界的冲突,表现为军事对抗。这就引发了军事文学新的创作潮流,如《突出重围》《DA师》等。这批作品的出现直接的诱因是现实军事威胁。九十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和事件: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我国南联盟使馆被炸;2001年,阿富汗战争,南海撞机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等。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入侵他国的战争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美军凭借强大制空权与信息战优势所向披靡,先进精确的激光制导武器给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而失败国家的平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随着电视新闻画面也给人以深深的刺激。
    这就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军事代差,是和平日久的中国人所遗忘的残酷的生死挑战。而当时的中国军力显然远不足以应对西方强国的军事威胁。于是“高科技建军”与“打赢现代高科技战争”成为国家战略,也成为普遍的民间共识。中国军队必须完成转型,“突出重围”。
    此后的军事文艺似乎唯一使命就是保卫国家利益。这种中性化特征鲜明地体现在后来流行的军事文艺的另一种模式“特种兵文学”当中,它由以军事演习为内容的军旅文学演化而来,开始从虚拟演习推进到不同种族之间的正面冲突。于是,出现了以《战狼》《红海行动》《狼牙》为代表的故事类型,最重要的品质是战斗能力、生存技能和坚强意志,作品的主要矛盾是实力的对抗和意志的较量,共同体本位的集体目标至高无上。在这类作品中,真正的主题其实是文明冲突,作品中的雇佣军或异国的黑社会武装集团指称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力量不言而喻。
    所以,文明冲突的主题全面表现在各种创作类型中,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如《亮剑》)、军旅题材、知青题材等。这一主题产生了一批现象性的作品,它们成为大众文化的大IP,被改编为各种艺术形式。另外,文明冲突的议题还作为一种重要的元素或潜在小主题在众多著名文艺作品中闪现,如《长安十二时辰》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悬疑版的文明冲突的故事——大唐粉碎来自西方敌对势力策划组织的一起恐怖主义活动。电视剧制作精良,在表现大唐文明与生活方式上,各种细节都非常讲究,从歌舞、器物到饮食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展示,不断强调子民对大唐文明的热爱,不断凸显着大唐生活的文明意义,而来自西域的恐怖袭击安排在热闹的上元节,无疑增加了文明冲突的戏剧性张力。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三体》,这是文明冲突的宇宙版和升级版,文明冲突支配的丛林法则呈现为普遍的黑暗森林法则。刘慈欣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不一样的宇宙图景。在既往的经典科幻文学中,外部宇宙代表着广漠的未知世界。可是,《三体》完全颠覆了这种印象,宇宙变得非常拥挤,众多的文明都小心翼翼地潜伏在黑暗深处,不敢发出动静。
    《三体》当然并不是全然认可了无道德的黑暗森林,刘慈欣还是试图进行关于宇宙正义的追寻。但是,它的核心表达仍然带有暗黑冰冷的铁血现实主义色彩。而且,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作为理工男和“工业党”的刘慈欣事实上并不认可任何宇宙道德秩序的可能性。程心代表了普通人的正常道德反应,在刘慈欣看来,这正是末人道德的体现,她和小说中的庸众一样,代表了弱者的道德,这才是真正的恶。而看似恶的化身的罗辑、章北海和维德才是超人道德的代表。正如马基雅维利所强调的,君主的道德不是普通人的道德,他所要负责的是共同体的安危。这也是韦伯所指出的政治家的责任,他像船长一样,任务是把握方向,保证全船在惊涛骇浪中免于沉没,这是他作出政治决断的全部理由,不能时刻照顾小良心。
    文明论代表了冷战后全球意识形态的转向,“文明”成了分析社会历史的工具,这就形成了以“文明论”来解释社会及全球格局的思维方式,而且它还正演变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继而成为一种塑造全球政治关系的现实力量。文明论虽说以“文明”为名义,其实却越来越走向排他与歧视。狭隘的民族共同体利益至上,残酷竞争,这就是“权力的游戏”,就是“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在全球的流行正是世界政治野蛮化的一个征候。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和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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