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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北京的道路》，庄秋水等著，万卷出版公司2020年4月第一版，55.00元 1840至1949一百年间，是中国近世最动荡的一百年，按梁启超的说法，这期间的变化不是百年一变，而是“千年一变”。1840年，英帝国以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锻造的成果“船坚炮利”，敲开了大清帝国的门。自此，在中西碰撞中，中国经历了从帝制到共和、旧文化到新文化的“千年一变”。 《通往北京的道路》所写的五位主人公赫德（英）、丁韪良（美）、莫理循（英/澳）、威妥玛（美）、司徒雷登（美），就是“千年一变”的见证者、参与者。西人入中土，远的中古、上古不说，即便近古，《通往北京的道路》中的五位主人公并不是最早的。在元，有后来影响西方世界对中土看法的马可波罗（意大利）。在明，有第一次带给中土文艺复兴信息和现代科技的利玛窦（意大利）。但他们都没能如近世的五位西人那般遇上了中国的“千年一变”。 五位西人中，最先来到中土的是丁韪良。作为传教士，第一次鸦片战争十年后，丁于1850年6月来到中国宁波。此时的宁波，因《南京条约》的签订，与其他四座城市（广州、福州、厦门、上海），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随着丁的传教，特别是随着丁对中国政治的高度关注、积极参与，以译员、以教学，逐渐地走进帝国的政治中心（光绪帝亲授二品顶戴），他在同文馆和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教授西学，如《通往北京的道路》中所述：“这个固执的美国人怀抱着最热切的梦想，一心要以科学和教育改变中国。”丁韪良是当时来华传教的众多传教士中，获得官方和民间认同较多的一位。 生于英殖民地澳大利亚、后就读于英国的莫理循是到中国的第一个外国记者。莫理循以记者的身份和才能，经常能够洞悉到别人看不到的变化，最后成为袁世凯的座上宾，成为早期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以记者身份进入中国政府最高决策层，这是极为罕见的际遇。 威妥玛同样是中西碰撞和交流大潮中的弄潮儿。与较为温和的丁和莫不同，威妥玛显然是另一种性格。威不是像丁、莫那样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英帝国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威深知清帝国的色厉内荏（威氏说“所谓中国君临天下之说就是一陈词滥调”），又深知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国防等诸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泰西，对大清官员往往盛气凌人。显然，冲突在所难免。威的故事，最让后世惊奇的是，一个职业外交官，竟是在中国通用了近一百年又启发了汉语拼音的“威氏音标”的发明者。 《通往北京的道路》中，赫德与司徒雷登是中国近现代史最绕不过去也不能绕过去的两位西人。前者，创建了中国现代化国家制度之一的海关，后者创建了燕京大学。《通往北京的道路》站在历史的高度，还原这两人的历史事迹，尤其是对推进中国从旧文化、旧制度向新文化、新制度转变过程中，两人的贡献。 在我国新冠疫情得到控制而世界新冠疫情尚炽的暮春，读到这样一本讲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人西学来到中土，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作品，真有些百感交集。二十世纪七十代年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我在一所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公社中心校教书。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初举。除了教书，读书几为我业余时光的全部。而那时读书，又以读西方为主。正是因为西书，让我看到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原来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中国自晚清便已开始的西学东渐的某种必然发展。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商品、市场、全球化一样，中国文化获得的新生，很大程度上源自他者。尽管最初我们面对这个他者是不平等的甚或是屈辱的。但，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到如今，中国通过学习、借鉴、创新，逐步地成为世界重要的一员。 如果我们拾起记忆，那么这一波接一波的现代化源头，就是《通往北京的道路》里讲述的故事和这故事的五个主人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