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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同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黄德宽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第一版，30.00元 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和我们的汉字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典文字。从文字体系的形成时间来看，汉字要比其它两种文字晚一千余年。可是，就生命力而言，汉字无与伦比。楔形文字和圣书字，在公元初期先后消亡，唯有汉字绵延至今，持续焕发着勃勃生机。汉字，何以至今？其中的奥秘何在？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序里说：“越是人人熟悉的事情，越是容易认识不清，吃饭睡觉是这样，语言文字也是这样。”由于汉字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变革，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如果没有对这些现象和内涵以及汉字发展的历史进行过严谨细致的研究，对于“何以至今”的回答，势必难以企及本质而不为人所信服。黄德宽先生潜心研究古文字三十余年，在文字考释和谱系沿革发展、汉字文化阐释和汉字发展史等方面均多有建树。《书同文字》是他凭借深厚学术功底为喜爱汉字的朋友精心撰写的一本“小书”，该书以十万字左右的篇幅，抽丝剥茧、深入浅出地揭示了汉字何以至今的奥秘。 一 《书同文字》系“中国文化二十四品”系列图书之一，是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读物，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2月出版。 全书共七部分。第一部分“导言”主要对文字的一般性质、汉字的主要特点和性质、汉字研究与文字学进行梳理和介绍；第二部分“初作书契文明肇启”利用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和民族学材料对汉字的创制和形成进行探索；第三部分“依类象形孳乳浸多”在继承传统“六书”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依据古文字材料对汉字的构造方式进行系统阐述；第四部分“篆隶楷体今古殊形”对汉字形体及其发展阶段和趋势进行介绍和探讨；第五部分“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和第六部分“铸鼎勒铭明著后世”分别对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作科学简明的介绍；第七部分“书同文字为典为范”梳理字书与汉字规范等相关问题。 二 学术普及是学术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我国语言文字学界，一向重视学术普及。《语言与文化》（罗常培）、《语文常谈》（吕叔湘）、《古文字学初阶》（李学勤）、《说字小记》（裘锡圭）、《古文字研究简论》（林沄）等经典论著把一批批青年朋友领进了语言文字研究的大门。熟悉这些经典的朋友，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外行人看了不觉得深，专业研究者看了不觉得浅。《书同文字》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好读”是我学习之后的整体感受。限于篇幅，笔者仅以“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部分为例作一简单说明。 甲骨文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价值重大，影响深远。作为汉字中的“明星”，虽然它有很高的知名度，却也因为“高高在上”而不为人们普遍了解。作者驾轻就熟，仅用一千余字就把甲骨文的相关知识作了简明科学的介绍。首先，作者从整体出发，指出甲骨文是殷商时代占卜活动的记录；其次，介绍了龟甲和牛肩胛骨等占卜主要材料的整治情况以及甲骨学家对相关部位的命名，并附以修治后的龟甲示意图。接着描述“钻”“凿”“灼”等占卜过程，介绍“卜辞”“兆序”“兆记”等相关内容。然后举例说明甲骨卜辞的完整格式“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指出卜辞最常见的是简省形式。最后，介绍了纪事刻辞和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指出甲骨文就是殷商王室和贵族的档案，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价值。此外，为了让大家对甲骨文有更为真切的体验和感受，作者从《甲骨文合集》中精选出六片甲骨卜辞，从释文、断代、体例、内容、价值等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这六片卜辞的选取，既照顾了时代又考虑了载体差异，既有完整卜辞也有残辞以及缀合后的卜辞，既注重字体差异也兼顾历史文献价值的呈现。一般读者由此可观甲骨卜辞概貌。 介绍完甲骨文相关知识后，作者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殷墟甲骨文的分期与断代进行了梳理，对商代的文字状况和典册制度进行了探讨。这些对于有志于进一步研究甲骨的朋友甚至是专业的研究者，都大有裨益。比如，作者指出“甲骨文总字数约在4000字左右”，“从甲骨文的形体结构来看，甲骨文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这表现在：文字形体的符号化程度已摆脱原始状态，简洁明晰，书写定型程度高，符号之间的区分细微明了；结构类型发展完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构形方式全部出现，构形表意手段丰富，记音表词（假借、形声）成为主要方式，早期以形表意的造字方法有的已经发展到终极阶段；汉字常用字大都出现，汉字系统中那些象形、指事和表意的基本字大都见于甲骨文”。 又如：“甲骨文有丰富的虚词系统，汉语基本语序和基本句式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这些都表明甲骨文记录的是殷商实际语言，这是文字系统发展成熟的标志。”“甲骨文通常的行款是纵向下行，这是现实中使用竹简形成的书写习惯在甲骨上的体现。”“甲骨文中许多表示动物的字，如‘马、虎、犬、豕’等，头部朝上，脚部腾空，这也是适应竹简宽度而作的重心调整。”等等。这些论述，体现的是著者对殷商时期汉字发展水平的深入思考。 三 “好读”的前提是研究的精细和深入。《书同文字》融入了作者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因而创见迭出，引人入胜。明白了这些心得和创见，也就揭开了汉字何以至今的奥秘。 关于汉字的特点，一般多以文字的一般属性说之，即：“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具有社会约定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标志和重要的传播载体。同时，汉字也被借用为其他语言的书写符号，具有文字超民族性的一般特点。”作者研究认为,与其他文字体系相比，汉字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持续稳定发展且历久弥新的自源文字符号系统；2.汉字是一种“表词”的文字符号系统；3.汉字是特色独具的文化符号系统。其中，第2个特点的提出，体现了作者对汉字性质的认识。作者认为应从文字的功能来看汉字的性质，同时对“表意文字说”的产生背景（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相关著作的误译）和不足作了很好的分析，体现了立足汉字实际，以国际视野深化汉字研究的特色。 汉字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汉字起源和形成的研究自然是汉字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虽然考古出土的相关资料日益丰富，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也取得阶段性进展，然而汉字起源和形成的研究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作者通过对传世文献中相关资料的审视分析，利用考古出土的刻画符号资料和古代文明的相关研究成果，立足商代早期可靠的汉字资料，从文字创制和形成的大背景出发对汉字的形成过程和产生机制进行了探索，引人注目。 作者认为，我国原始文字的创制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地区贾湖遗址的甲骨刻划符号可能就是原始文字的形态。经过各个文化区域文字创制的艰难尝试和漫长探索历程，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文字符号实现了重要的改进和丰富，在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中出现了成行的文字符号。我国广大地区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原始文字是汉字创制和形成的宏观背景。经历新石器晚期的进一步发展，到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建立之时，夏人创制的文字逐步发展到成熟阶段，最终形成了沿用至今的汉字系统。商汤灭夏桀之后（公元前16世纪），沿续承袭了夏人创造的汉字（不排除商人早已使用），历经两百多年的进一步改进完善，发展到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商晚期的水平。图画符号和刻划符号是创制汉字的符号源泉；汉字创制的机理，是由图画符号发展为图画文字，由图画文字演进成为特定意义的初文，在初文的基础上逐渐改变意义，扩大功能，孳乳繁衍，日趋完善，最后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字系统。这是迄今为止，系统论述汉字形成过程和创制机制的重要成果，必将推动相关研究趋向深入。 对汉字构造方式的研究论述是本书的另一创见。汉字构造方式的探讨，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从经典的“六书说”到“三书说”“二书说”等等，汉字构形规律的探讨愈发深入。作者研究认为，“六书”包含了三个层次：“指事、象形、会意、形声”，概括的是汉字的结构类型；“假借”，揭示的是汉字运用中的同音借用现象；“转注”指的可能是汉字形体的孳乳分化现象，即由字义引申（“同意相受”）而追加形符构成新字（“建类一首”）。“六书”只有四种是讲汉字结构的。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应尽可能地借鉴传统“六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同时依据古文字材料，对传统理论予以适当完善和改进。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以形表意”是汉字系统符号创制的基本方法；“形声相益”是汉字孳乳浸多的主要途径；“依声托事”是汉字系统日趋完善的必然选择。其中“以形表意”“形声相益”的构形方法又分别细分为三种方式：“象形”“指事”“会意”以及“加注形符构成的形声字”“加注声符构成的形声字”“同时选取形符和声符构成的形声字”。“象形”方式再分为“整体摹写类”“特征突出类”“随形附丽类”；“指事”方式再分为“因形指事类”“因声指事类”“刻划指事类”。逻辑之缜密、条理之清晰、论述之精细令人折服。 汉字形体发展“三阶段说”的提出，也是本书的重要创见之一。关于汉字形体的发展阶段，学界一般根据形体特征划分为古文字阶段和近代文字（隶楷）阶段。作者认为，尽管现代汉字阶段使用的依然是楷书字体，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白话文”地位得到确立，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最后形成，现代汉字作为现代汉语书写符号系统，确实与近代汉字又有着阶段性变化。因此，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阶段说”，即把汉字的形体发展划分为古文字、近代文字和现代文字三个阶段。从发展的视角来看，我们认为，现代汉字阶段的设立是符合实际的。 此外，关于汉字形体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揭示，对“加注声符类形声字”数量较少原因的探讨，对李斯作小篆的质疑等等，均能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值得关注和细细体味。 四 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媒介，任何一种文字符号系统必须规范划一，否则就无法传于异时，流于异地。但是，汉字用途的多样性、社会运用的差异性以及地域等因素往往会导致汉字符号体系内部出现歧异和变化。分歧太大，不便利用，势必影响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汉字体系的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书同文字”——汉字的统一规范。 本书作者对历代“书同文字”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书同文字”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关系给予了揭示。作者指出，汉字系统从发生、发展到定型，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先秦以来，汉字的规范总是随着汉字体系的发展而发展，“书同文字”始终是汉字规范追求的理想目标。 早在先秦时代“书同文字”就作为汉字规范的理想提出来了。秦代的“书同文字”是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一次文字整理规范活动。先秦古字经过这次整理，字样结构得以定型，这对贯彻法令、传播文化起了重大作用；汉代“小学”的兴盛与《说文解字》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汉代的文化复兴、经学的发展和汉字制度本身的变革，促进了“小学”发展和字书的编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文字学上划时代的著作《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对当时所见各类汉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收集和整理，系统阐发了文字构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奠定了汉语文字学的理论基础。继《说文解字》之后，历代沿袭《说文》而编撰的各类字书，既体现了不同时代文字学的发展，更在辨正俗讹、规范文字方面发挥了典范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形体经历了由隶书到楷书的转变，《古今字诂》《字林》《玉篇》等字书对规范文字使用的混乱具有重要作用；唐宋辽时期，《五经正义》《龙龛手镜》等字书在辨析异俗、匡正讹误、统一字形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元明清时期，《康熙字典》等字书在规范文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字的统一规范一直伴随着汉字体系的发展而发展，对保持汉字体系持续稳定，促进汉字体系发展和社会统一产生了长远影响。就汉字规范而言，“书同文字”始终是理想的目标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代学者编纂了各种类型的字书，为汉字的规范统一提供了遵循的典范。数千年来，在“书同文字”的守护下，汉字系统得以持续稳定发展，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是中华文化存在的基础，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汉字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笔者曾在黄德宽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读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书中不少内容，先生曾在课堂上讲过，然而材料、视角和观点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篇小文，是我再次聆听老师教诲的点滴理解和体会，定然有不少理解不到位甚至误解的地方，敬请各位专家、师友指正。至于标题“何以至今”，则是受到陈星灿先生“何以中原”以及许宏先生“何以中国”的启发，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