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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院教授王彬的新著《从文本到叙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他的《红楼梦叙事》的姊妹篇。 上世纪80年代初，叙事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学术界，也曾引起了短时间的热浪，后来渐趋沉潜，一批学者在此期间研学吸收，并开始思考如何创建中国本土的叙事学理论体系，而王彬便是其中之一。 他开始在大量的文本细读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考证方法和西方理论，对《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进行解析，出版了上述的多部专著。这些著作涉及到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探讨了中西方小说中的叙事规律与文化语境，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叙事学概念：如“叙述者解构”、“第二叙述者”、“滞后叙述”、“动力元”、“亚自由直接话语”、“漫溢话语”等，为民族叙事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叙事学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由三部分组成，即：俄国的形式主义，法国的结构主义与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源头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用语言学的方法梳理小说结构。叙事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经典叙事学主要研究叙事作品中的叙事规律，也就是语法问题；而后期的后经典叙事学则主要研究叙事作品中的语境问题，在本质上与文化主义合流了。 王彬认为中国叙事学的建立，一定要从文本出发，切忌空谈，如果离开叙事作品（小说）而讨论叙事学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注重从文本出发，从中国自己的小说文本、从经典出发，在大量阅读中国作品的基础上摸索叙事规律。 他用叙事学理论分析《红楼梦，将红楼梦的叙述者细分为抄录者、更名者、整理者、评论者以及故事中的人物等，创造了“叙事集团”的概念。这个“集团”实际上就是作者一人的演出，幻化出不同身份进出书中，转换十分灵活（一会儿是顽石，一会儿是空空道人；当然编撰者也在不断增多，一会儿是吴玉峰，一会儿又是孔梅溪……） 这种众多叙述者的合力，丰富了小说的蕴含，开创了小说创作前所未有的局面。 一般而言叙述者是一个，但也可以是多个，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叙述者有时是复数，有讲述者与抄录者，也就是叙事集团的意思。叙述者是可以解构的，从一到多就是解构。 王彬书中提出的“叙述集团”与“叙述者解构”概念，为民族叙事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叙事者的身份变换，《红楼梦》应该位居祖爷地位，吊诡的是中国先锋派小说，比如马原的《虚构》，作者介入文本，开头部分写到，“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至今被批评家叫好，认为具有创新意识，但是却无人为两三百年前的曹雪芹叫好。 《红楼梦叙事》还分析了红楼叙事的拟书场格局、聚焦方式、叙事方式、叙事话语等，这些新概念大都出自王彬，理论创新缤纷，让人从新的角度看到了作为传统文学圭臬的《红楼梦》不一样的侧面，也理解了鲁迅说的“写法都打破了”的意思。 《红楼梦叙事》与《从文本到叙事》两部书还首次提出“动力元”概念，其解说饶有情味： 《西游记》第六回讲述孙悟空与二郎神争斗，二人的本领不分上下，打得难解难分。争斗中，突然不见了孙悟空，李天王用照妖镜向四方一照，对二郎神说那猴子去灌江口了： “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摇身一变，即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按下云头，径入庙里。” 其中“大圣”和“入庙里”为动力元；“已至灌江口”、“按下云头”和“径”为次动力元；“摇身一变，即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为辅助动力元。 分析起来是这样的：“大圣”、“入庙里”为动力元，“大圣”是因，“入庙里”是果；“按下云头”、“已至灌江口”和“径”为次动力元，参与孙悟空进入庙里的动作；“摇身一变，即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为辅助动力元，对动力元与次动力元进行修饰。 如果去掉次动力源和辅助动力源，孙悟空的行动并不会阻断，只是缺少了行动过程与色彩。 总而言之，动力元处于因果链条的中心，失去了这个中心，便会造成叙述中断。次动力元增补因果关系，但不纳入因果链条内。 辅助动力元，只提供动力元的相关情况，相对于次动力元，与动力元的关系更为疏远。 与之相对，还有一个“非动力元”概念，即不推动情节变异的因素。例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有一大段描述一个安察司的仆人鲍文卿在主人病故后回到南京时的文字：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月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西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起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船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这鲍文卿住在水西门……到家和妻子相见了。他家本是几代戏行，如今依旧做这戏行营业。” 大段中除“鲍文卿住在水西门”至“依旧做这戏行的营业”，其余的，只是小说家描写南京的背景材料而与鲍文卿的故事无关。 从情节角度讲，这段引文基本可以删略，没有这些文字鲍文卿的故事不仅可以照旧进行，而且会更加简洁紧凑。但是，就小说的艺术性而言，有与没有这个背景则大不一样。有这个背景，鲍文卿的故事无疑会增加文化色彩从而葱茏丰饶。纯文学与通俗小说的区别之一就在这里。 这就是说，非动力元，在小说中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小说家往往会利用它制造情节之后的间歇，控制节奏，加深底蕴，进而改变文体样式。 从小说的发展史看，动力元处于逐步减少的状态，而表现在语句中的动力元亦处于逐步减少的趋势。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早期以情节为重，因此表现在语句上，动力元多，次动力元以下少。反之，非情节小说，动力元相对减少，非动力元增多。 这应该是近代以来外国翻译小说的影响，中国现当代作家借鉴之，使中国小说文体有很大的改变：大段景物的描写、场景氛围的铺垫、心理活动的宣陈……这些古典小说中很少见到的叙事手法，早已成为常态，甚至对人们的口头表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这种叙事变化也带来了许多表达上的疾咎，比如一些现代小说表达冗长晦涩，情节主线被淹没，文意模糊，导致可读性下降，文学感育告知功能丧失。应该说，文学轰动效应的不再，跟这种变化也很有关系吧。 总之动力元系统的建立，能够很好分析描摹文学形态变迁，弥补了叙事学理论一个层面的空白。 叙事学的研究为当今文学话语带来何种意义？研究《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叙事的现实动力在哪里？ 应该说，古人表达的智慧对现在的创作仍有启迪意义。 现在的小说创作存在着文体和表达单一的情况，作者无创新意识，也不想弄懂叙事学，许多小说在文体上千人一面，了无新意。王彬的研究正是想让人们不仅通读古典，而且更明白古典为什么如此表达，从而懂得叙事的技巧，使中国的文学创作内含更丰饶，色彩更缤纷，叙事的技巧，包括叙事的破绽。而从经验到达理论，是一种美妙的提升，在表达上会有一种更自由的境界。 作者：董之一，莫斯科大学文学副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