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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讲话》的分析与评价 今天以回溯的视角来看，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所形成的毛泽东文艺理论思想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上至文艺界领导，下至文艺工作者一直把它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奉若“圣经”。虽然这期间经历了一些曲折与斗争，但它的影响与地位却由于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密关系，一直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还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和巩固。笔者认为，对《讲话》定位不当，是解放后我党在文艺问题上犯下了一系列错误的主要原因。 解放日报刊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由于过分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基本观点，加上建国以后，国民对个人权威的崇拜，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又把“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不知不觉地与《讲话》的文艺思想与文艺实践结合起来，从而给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建国后“十七年”以及文革十年，政治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撰写或改定的许多“按语”“社论”和文件中，同时也体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发言，以及当时文化界的领导，特别是周扬等人的文艺思想中。50年代出现了诸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等，都是这一问题的显性表现。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许多文艺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致使“左”的文艺路线得以大行其道。1966年2月，江青等人召开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整理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文（简称“《纪要》”），将这种“极左”文艺思潮更是推向了高潮。《纪要》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将建国后文艺界的工作概括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把其具体化为“黑八论”[47]，完全否定了建国后文艺界的工作。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极左”的“三突出”[48]原则，以强调文艺的政治属性。1972年，“四人帮”更是把“三突出”拔高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进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坚定不移的原则”，是“实践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有力保证”。[49]“三突出”的原则和方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观的基本理论，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讲话》的精神实质，它真正成了毛泽东当年所批评的“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工具。“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方法、传统已荡然无存，对《讲话》原则的错误使用，给正确的文艺观点、正常的文艺探讨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与破坏。 1942年的《讲话》曾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解放后文艺界所出现的斗争与争论，以及“文革”时期“极左”文艺路线的大行其道，虽然不能全部归罪于《讲话》的作用，但却与解放后对毛泽东与《讲话》思想的迷信直接相关，是不能正确认识《讲话》的历史地位与价值的必然结果。今天重读《讲话》，我们会发现《讲话》的“革命文艺”基本特征决定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文艺政策文本，它更多地适用于被压迫民族在实现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中。另外，《讲话》虽然是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但实际上它更应该是革命工作者掌握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1942年10月，当时的中央总学委在学习《讲话》的通知中，对此有明确的阐述，通知认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50]抗战时期，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正是确立了《讲话》的立场，拥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才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向农村，深入抗战第一线，创作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切实实现了服务于“抗日”这一政治要求。 《讲话》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与形势。《讲话》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文本，《讲话》并没有要求所有的作家，而是对革命的作家、革命的文艺提出了具体要求。它是延安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整风的基本内容，是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而存在的，这是延安时代一切工作必须服务的中心，也是文艺工作责无旁贷的义务。因此，对他们而言，“为工农兵服务”、“歌颂而非暴露”、“普及而非提高”、“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等，也就自然是分内之事了。今天时代变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而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因此，我们需要集中精力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上。工作的重心发生了变化，服务的重心当然也就要发生变化。十几亿人的文化需要是多方面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服务能力与水平也要随之提高，要通过不断创造多样的文化与艺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虽然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清理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并最终废止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而改为提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针，但今天仍有很多人认不清眼前的形势，仍愿意死守在《讲话》的一些具体条条上，而不是去掌握《讲话》所提示给我们的立场、态度与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对待《讲话》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将《讲话》的精神同今天的时代结合起来，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当然，时代变了，并不意味着《讲话》的所有论断都是过时的，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立场。实际上今天重读《讲话》，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论述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与理论问题都还是适用的，对今天的文艺工作还是有启发的。如，今天的文艺工作在服务对象与服务方法上确实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严重问题，今天的文艺批评在具体的批评标准上也是比较模糊的，文艺的过度娱乐化与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也正侵蚀着文艺与文艺工作者所应有的担当与责任，所有这些，都值得今天的文艺理论家们认真地思考与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