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葫芦引”系列  2008年80岁的宗璞  宗璞和父亲冯友兰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出生，当代作家，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九十岁那年，发表长篇小说《北归记》，继《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之后，为她的“野葫芦引”系列画上句号。 2019年9月，宗璞长篇小说《东藏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 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 从“南渡”到“北归”，宗璞书写了一曲动人心魄的民族浩歌。作品以西南联大为背景，小说中的人物共同书写了民族的抗争史和精神史，饱含着家国情怀。我问宗璞：为什么叫“野葫芦引”？是不是受《红楼梦》的影响？她笑着说，“故弄玄虚”。顿了一会儿，才正色道：“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那为什么还要‘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 20世纪50年代，她就有意想写抗战的事情，后来又想，幸亏当时没有动笔，那时候对生活的认识不够，写就可惜了。随着时间流逝，对生活的认识更清楚了，才计划写这么一部大书。随着小说的发展，她惊讶地发现，小说中的“老朋友”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自己原来设计的，是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自己的笔走。 有人在宗璞的小说中“发现”某些人物原型。宗璞以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一首诗举例，认为研究人物的原型实在是煞风景的事：“赵孟頫的诗里说，他和夫人像两个泥人，将来打破，再抟再炼再调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就是新的人物了。”她说，小说里的人物都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糅合在一起的，糅合在一起肯定会有化学作用，成为新的人物。 宗璞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从20世纪90年代写《东藏记》开始，她的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她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眼睛。每一章要写的事情，先是由她口授，助手打字出来，再念给她听，再改。每一段都要不厌其烦反复修改。这是宗璞最大的困难，可是她克服了。 有人说宗璞的每本书要死一个人，实际上，生活就是这样，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旧的消失然后又有新的。《南渡记》写完，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先生去世了。宗璞认为，小说写作这么长时间是一件好事，因为作者经历更加丰富，对人生的态度和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她一度想把1949年以后的事再写四卷，称为《野葫芦引》前四卷和后四卷。但客观上不允许，自己的身体也是客观因素。前四卷完成后，她改变叙述方法，将后四卷压缩为一个尾声，即《接引葫芦》。 “当年我是得到人文社老社长韦君宜的鼓励开始写《野葫芦引》的。现在除了人文版以外，幸有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北归记》《接引葫芦》的《野葫芦引》全书，我非常感谢。”宗璞说。如果说前面的四卷是和风细雨，那么到了《接引葫芦》，就是疾风骤雨，情节推进很快，节奏紧凑，完全换了风格。宗璞说，自己为《接引葫芦》这一题目很得意。 《野葫芦引》全书，从1937年到世纪末，写了一个甲子的事情，两百多个人物，无疑是宗璞最重要的作品。她说，“我把自己的生命送给了书中人物，我不知道我的贞元之气能不能让他们活起来，能活多久，我尽力了。” 2 童年阅读，奠定一生基础 童年的阅读，尤其是诗词对宗璞的影响巨大，也奠定了她一生的文学基础。她五岁上小学，七八岁时父亲冯友兰给她选一些诗，每天早晨背上书包在母亲床前背了再去上学。 宗璞背的第一首唐诗是白居易的《百炼镜》。但是，父亲从来不讲，他主张书读千遍，其义自见。每天规定背的诗词，宗璞都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因为她很感兴趣，背起来也就不觉得吃力。 少年时的她读过《格林童话》《爱丽斯漫游仙境》，还有当时流行的俞曲园认可的《七侠五义》《小五义》等。有一套少年儿童读物的文库里有《西游记》的缩写本非常好读，不像原有《西游记》那样，很繁琐，一来就是“有诗为证”。 宗璞还看了不少成人读物，八九岁时就读了《红楼梦》，看到林黛玉死，哭得泣不成声。在高中时读《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时大哭不能继续读下去，只能下一次再读。 1944年，15岁的宗璞就写了一篇关于滇池月光的散文并在刊物上发表。此后，她开始尝试创作小说。1947年，宗璞的短篇小说《A.K.C.》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 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红豆》，为宗璞赢得了声誉，也带来了麻烦。《红豆》被打为“毒草”，她无奈搁笔，直到“文革” 结束后，才陆续写了《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鲁鲁》等作品。 宗璞的作品风格，平实中透出典雅气。写的是知识分子，自然有书卷气、文化气，很多人把她归为“知识分子写作”。在宗璞看来，写作总要传达自己的思想，对整个生活、时代的变迁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中国文化最注重人，小孩儿读的《三字经》，就讲“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人是和天地并列，她写的是人和时代。宗璞说：“我想表达我这个时代。” 父亲的教诲，深深影响着宗璞。冯友兰85岁从头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宗璞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野葫芦引”。“父亲给我很大的鼓励，相信我会做好。” 父亲曾经给宗璞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写了序。父亲在序言里说，作家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酿造成“有字人书”。可惜这篇序当时的出版社不肯用，用的是孙犁先生评论《鲁鲁》的文章《人的呼喊》，出版时改为《肺腑中来》。 3 用一生，求真求善求美 宗璞说：“我这一生，一个求真一个求美。我希望历史能够真实，不要瞎编乱造；希望艺术创作要以诚为本，要真有所感而发，而不是为写作而写作。” 《北归记》里有一章，谈到了“孝”。嵋和同学发现乡村学校要挂二十四孝图时，他们表达了对孝的不同看法。宗璞在小说里写那时的人反对“二十四孝”图，谈到对孝的理解应该客观、理性。她发表的短文《美芹三议》，探讨的是什么是真的“孝”。 宗璞认为孝是一种自然的、健康的、美好的情操。孝，首先要让自己做对社会有益的一分子。若是像郭巨埋儿那样，埋掉自己的儿子来奉养自己的母亲，简直是骇人听闻。“二十四孝”图，还有曹娥投江去寻找父尸，也是荒谬绝伦。她表示，孝很必要，但不必宣传二十四孝那些乖张的行为。可以研究哪些该留哪些可添，例如“木兰从军”和“班昭续书”，她们可谓大孝，完全有资格进入二十四孝。 冯友兰先生曾感叹自己的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宗璞放下自己的创作，陪伴在父亲身边，身兼秘书、管家、门房、护士兼跑堂数职，是父亲的得力助手。父亲去世后，又遵父亲的嘱咐完成“有字人书”，这，也是大孝。 求真求善求美，体现在宗璞的为人处事，也体现在她不同体裁的作品中。除了小说和散文，她的童话作品也很受欢迎，如《关于琴谱的悬赏》《寻月记》《花的话》等，细腻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孩子纯洁天真的内心世界。宗璞喜欢写童话，写的时候觉得自由，不为现实生活拘束。她认为，好的童话老少咸宜，不同年龄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对于同一作品，不同年龄也可以有不同的收获。读安徒生，年轻时可以读《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等，成人后会认为《海的女儿》和《皇帝的新装》最上乘，二百年后仍旧发人深省。 作者手记 如阳光般明媚 多次拜访宗璞，越来越喜欢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第一次约访宗璞时她正住院，打电话时，却听她底气十足地说：等我好了，来看我养的花。 既无老年人的暮气，也没有受病痛折磨的焦虑。我所认识的宗璞，坦荡、纯净，如阳光般明媚，对生活充满着爱。终于见面了。花白的头发，和善的笑容，朗朗的笑声感染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2011年冯友兰纪念馆开馆，参观的人很多，她想去唐河看看父亲的纪念馆；不知道谁写的散文《黄河魂》，写的是壶口瀑布，署名“宗璞”，壶口瀑布的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很是吸引人，可是她并没有去过。以后壶口瀑布也成了她想去的地方。她笑着说，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周游世界。可是如今只能“卧游”。 那时，《北归记》尚未完成，她刚有过一次中风。为了防止身体再出问题，稍有恢复，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未竟的小说结尾写好。她既风趣又洒脱：“看我和它谁先到终点吧。生命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聊可告慰的是，她赢了，如愿完成了《野葫芦引》的第四部《北归记》，还有尾声《接引葫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