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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体系基于谚语语义进行设计，一方面使谚语得到合理归类，另一方面也方便人们的日后查检。层级性和逻辑性对体系的搭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各层级的类名设计以及各类名上、下、左、右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也是体系构建的重点。将义类体系运用到谚语的分类工作中，对谚语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义类体系；谚语；辞书；中华多民族 作者简介：王冲，男，文学博士，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多民族谚语整理与研究”（编号：16ZDA178）。 谚语是中华各民族历经千年历史不断积淀的智慧成果，谚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文学魅力。对于谚语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构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积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政策更是坚定了我们对谚语收集和整理的信心。对谚语进行合理的归置需要一个足够大的框架和体系，这一体系必须要有很大的吞吐量以承载所有收集来的中华各民族谚语，它要像一个大的存储库，把全部的谚语按照语义分门别类地归于其中，只要有使用需要，就可以从这个库里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当然，这一体系的设立必须有科学的根据和方法，只有按照一定原则和规律建构的体系才能够更加精准、科学地让所收集来的各民族谚语“各得其所”。所以，构建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分类体系，不仅对我们探析各民族文化内涵、深入了解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有重要价值，而且在揭示中华民族广泛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分类的基本原则 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体系的构建主要分为三级，最顶端主要有“生产生活”“精神意识”“国家社会”“教科文卫”以及“客观自然”等***级类目，***级类目之下又设“日常生活”“物质生产”“人体人生”等21个二级类目，之下再设121个三级类目。其中，一级类目是整个体系的纲目，起到统领作用，二级类目是连接第一层级和第三层级、起着桥梁与纽带作用的中间层，第三级类目是更为细致的、能够直接对所收录谚语进行反映的类目。每个类名的设计、上下级类目以及左右类目之间的关系是整个体系具有科学性、逻辑性以及清晰度的体现。 义类体系的构建应基于中华多民族谚语的特点。或许在平时说话中，我们能够将谚语应用得恰到好处，但是在进行学术性的归类时就会发现，尽管有着要凭借主要含义进行分类的意识，但正因为谚语本身语义的模糊性，使得单凭人工强行分类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也应当顾及谚语本身的特点、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大众认知和社会习惯。 （一）谚语文化的发展状态对义类体系的包容性及周遍性的需求 各民族谚语数不胜数，然而，通过对以往谚语辞书所收谚语数量进行调查发现，在谚语收录方面，不全面、不平衡是普遍存在的弊病。首先，从谚语收集的数量看，汉族谚语的数量远多于少数民族谚语；从收集到的谚书看，有关汉民族的谚语辞书居多，专门收录少数民族谚语的辞书较少。从整体上看，汉族谚语收录较全面，少数民族谚语多为精编版，出版的谚语书籍大多只收录关于某个民族的最多几千条谚语，收录不够全面。例如，《中国谚语集成》在收录少数民族谚语时按照地域进行划分，其收录的少数民族谚语屈指可数，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少数民族谚语辞书最多的也不过几千条。 对于此类问题的出现，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从历史渊源看，黄帝时期汉族先人——华夏族就已经存在。5000年来，汉族的发展从未间断，因此，汉族文化能够在历史演进中延续至今。而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长短不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从时间上看，汉族占绝对优势。从文明进程看，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的不断发展无疑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保障。有些少数民族如蒙古族、维***、傣族等都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和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文化的保留与传承。然而，有些少数民族是在外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还有一些民族根本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所以在历史发展中势必会丢失一些传统文化，这也是少数民族谚语数量偏少的原因之一。从思想上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不仅在谚语中多有反映，而且儒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也为谚语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这也为汉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创造了条件。从民族融合角度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由来已久，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许多少数民族的谚语已经进入到普通话的话语体系中，这类谚语消解了民族性，与中华多民族谚语合二为一，它们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与汉谚没有差别，让后世的读者误以为是汉谚，从而忽视了其来源。 除了上述原因外，其他一些因素也造成谚语收录的不全面或不均衡。比如，从收集的谚语以及出版的谚书看，以农谚和社会生活的谚语居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始社会开始的采摘及狩猎等农副业的发展、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发展都决定了农业在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地位。在农业社会的大环境下，人们对于劳动、实践、农业经验的总结、气象和时令的观察以及在劳动中形成的勤劳、淳朴的性格都在谚语中得到了反映。例如，朱语尊先生的《民间谚语全集》直接将谚语分为“俗谚”和“农谚”两大类，俗谚从为人处世到家庭再到社会百态，农谚从气象到养殖再到农民经济和农民箴言的总结等，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在少数民族谚语中，围绕生产和处世的谚语比较多。此外，少数民族还有一些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谚语，其他如修养、文艺以及生活意趣方面的谚语就比较少了。例如，《少数民族谚语选》收录了包括阶级、为人处世、婚姻爱情等在内的许多大的类目，但未见有关于享受人生、生活情趣方面的谚语。 在文教类的谚语中，戏曲、琴棋书画等文艺类谚语较多，科技类谚语较少。这与我国的传统思想有很大关系。历代王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要低于对人文科学的重视程度。人们的娱乐往往以欣赏戏曲、音乐、舞蹈为主，对探索自然等方面的兴趣着实不大。尽管科技进步与经济和时代发展密切相关，但古代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对自然科学发展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科技谚语的数量非常少。另外，由于新词新语的大量涌现和人们讲话的即时性、自由化，很多看起来像是科技类谚语的句子是否真的是谚语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中华各民族谚语均缺少新时期以来的谚语，这主要和谚语类书籍的成书年代有关。成书年代较早的谚语书籍中自然没有新时期的谚语，而成书年代比较晚的谚书，在收录谚语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前人成果，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增减，因此现代谚语收录的仍然比较少。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词新语不断增多，传统谚语在与现代都市生活、城镇化进程、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融合、演化，甚至在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又会产生符合现代人生活和口味的新谚语。因此，在构建谚语体系时，应该在新旧谚语的取舍中找到平衡点。原则上说，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体系可以囊括一切事物，所以我们首先要清楚的一点就是，在构建体系时所追求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过分追求完整与统一，那么所造成的边际成本很有可能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边际收益，而且对于边际成本的维护也是非常困难的。这样一来，不仅体系划分繁复，由于在谚语填充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适时调整，尤其是在体系的最后一层，变动将会非常大，很有可能与我们预期的效果背道而驰。因此，既想要一个能够满足需求又不破坏体系所具备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同时还要达到我们所追求的效果，唯一的选择就是让体系拥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周遍性。在体系构建时，尽可能思虑周全，让体系具有较强的延展性和生命力，这也是一个体系应该具备的特质。 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体系的包容性和周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谚语的收录上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地区，而是整个中华多民族谚语。不仅有汉民族的谚语，还收录了蒙古族、藏族、维***、哈萨克族等十余个少数民族的谚语，而且各民族谚语的数量较为均衡。例如，在“知恩图报”类的谚语中，不仅有汉族谚语“饮水爱念水源头”，还有哈尼族谚语“过河不能拆桥，成事不能忘恩”、侗族谚语“粒米十滴汗，莫忘种田人”、哈萨克族谚语“到了夏牧场，冬窝子不要忘，从井里喝过水，这恩情不要忘”等，这些不同民族的谚语，其主要含义是一样的，都是劝诫人们要懂得感恩。其次，不拘泥于个别省份、个别地区谚语的收录，而是将各个地区谚语进行充分发掘，力求做到所收录谚语数量充分，涵盖性大、包容性强，周遍性广。例如，有关商业贸易的谚语，有上海谚语“撘淘撘得好，蚀本蚀得少”（撘淘，跟人来往交际）、海南谚语“劝君莫作秋风客，秋风秋雨吃洁洁”（秋风客，肩挑不合时宜货物的生意人；吃洁洁，吃光）、福建谚语“嘴问脚步刷，十个九未瓦”（指边走边问价的顾客，大多不是真买主）等。而且，谚语的周遍性与包容性同样是义类体系构建的根本出发点。体系中一级类目和二级类目的抽象性更为明显，三级类目则更具有具象性的典型特征。抽象概念往往是在具象事物中进行高度的概括，也就是说，将第三级类目的普遍特征提炼出来加以概括，就是二级类目，再将二级类目进行高度概括，最终形成了一级类目。一、二级类目的抽象性也决定了第三级类目可以在实践的需要下继续填充，并且在填充时发现，所添加的任何一个类目在一、二级类目之下都能够被包容。既然需要建构体系，那么所涵盖的内容必然不是少数。所以，包容性和周遍性是任何一个体系所具备的最基本的要素和原则。在义类体系构建中，只有充分把握包容性和周遍性的原则才能保持大方向的不变，后续工作才有保障。 （二）大众认知习惯与义类体系的有机结合 从谚语可以看到人们认知程度的发展以及对于某一事物的重视程度，还可以看出这一民族的文化特色、民族心理等方面的特征。比如，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关于“马”“草原”等的谚语较多，甚至在一些和人有关的谚语中，也会有这些关键词的出现。在同一类目之下，不同民族由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不同，也会采用不同的主题词来表达相同的意义。比如，各民族关于生产劳动类的谚语就有“牲畜增多，奶油满锅”（蒙古族）、“打猎定要起早”（鄂伦春族）、“男子望收获，女子望插田”（汉族）、“圈里卖羊，囤里卖粮”（维***）等，从这些谚语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虽然不同，但对于生产劳动的认识是相同的，只有辛勤劳动才能够丰衣足食过上幸福生活。 谚语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其抽象性和模糊性使得在对它进行归类时并不能像生物分类学那样拥有明确的定义和划分标准。而且，人类的思维能力以及知识存储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阅历和经验的不断丰富，人们会对已有知识进行更新和修正。对于谚语这种用来交际的言语，自然会随着个体年龄、知识、经验的丰富而不断充实和增加。由于谚语是时代的产物，那么谚语词典作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就谚语本身而言，在交际中的大量使用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拥有明确的归类特性。因此，科学的划分标准显然不够，还应该兼顾社会认知度、人们的言语行为以及体系设计本身应该具有的实用、方便的功能。 人们使用谚语主要是从其实际意义入手，查到这句谚语的目的并不是确认其怎么写或是怎么发音，而是对其意义进行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人们查阅谚语，往往是在知道其含义之后，对与这一谚语相关或相近涵义的谚语进行比较，从而挑选更加精当的谚语，以此进行写作或是组织语言。所以，按照义类进行科学划分算是较好的谚语辞典应用方式，这也是我们采用义类分类方法的初衷和目的。对谚语采用义类划分，虽然克服了传统按音序和笔画检索方式带来的查检不便的缺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难题。义类的分类标准不好把握，在分类时常常会陷入主观主义。比如，在分类刚开始进行时，几万条谚语摆在眼前毫无头绪，尤其是在第三层级上，设计了很多不必要的类名，在用回填的方式进行检验时才发现有很多类目是重复而且无必要的。此外，最初在类名的设计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类名设计得过于抽象，所以在谚语填充时发现没有办法进行实践，于是设计者在体系设计时也站在读者的角度进行了考虑，最终选用一些常用词汇以及大众能够理解的词语作为类名，既便于谚语的分类，也便于读者的使用。例如，起初在“行为方式”类之下分别设立了“本性行为”“情感行为”“交往行为”“处事行为”“处世行为”等类目，这些类名虽然都属于人的行为方式，但谚条本身语义的模糊性使它的上一层级，也就是体系的第三层不可以还是模糊的，如果体系的最底层都是模糊的、抽象的，那么一、二层级就无法搭建。所以在类名设计上，所选用的类名均为涵盖内容广泛而恰当并且都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通俗易懂的词语，这些词的选用一方面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更加深入研究、科学概括出的词汇，另一方面从词语本身的通俗性和大众化进行了甄选。 体系的方便性和实用性不仅仅是辞书编纂者对谚语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把握，同时也是体系人性化的独特体现。所以，方便性和实用性不仅是辞书体系设计者着重考虑的辞书编排目标，同时也是检验体系建构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二、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分类的具体方法 义类体系是根据词汇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行组合的体系，它可以将拥有无数含义的谚语进行高度概括，从而以词汇的形式进行集合，最后构成一个完整而稳定的树状结构体系。所以，义类分类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仅要考虑体系本身的结构完整性，而且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谨慎处理。 （一）义类体系层级性的基础作用和逻辑性的内在要求 汉语的语义系统是语义单位在聚合关系或者组合关系之下构成的，而语义单位的形成又是由比其更小的义素等构成的。所以，谚语的语义系统同样是以聚合和组合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体系容纳的5万条谚语可以看作是5万个义素。这些义素的聚合不仅是整个体系构建的前提，同时也是体系构建所反映的内容。义素是语义对义位的体现，也是对义位的分解，在具体的义类体系当中就表现为上级语义层和下级语义层的相互作用。 谚语数量之庞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只形成一个义位，由此，体系中的最后一层即第三层亦随之产生。当然，这一层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仍然是具体的，如果不加以抽象和高度概括，所形成的语义单位就会和义素一样多。所以，可以将这些没有进行加工的义位看成是一个个义索，对谚语的归类由于主要从其意义着手，那么势必会有很多谚语虽然说法不同但却表示相同或相近的意思。将这些表达相同或相近意思且已经提炼成词语的义素进行归类，在这一层归类时，依然要进行高度概括和对共性的找寻，那么体系的第二层就这样产生了。第二层共有21个类目，即21个义素，再将这些义素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高度概括，最终形成五大类目，第一层级随之产生。这些义素是对义位的分解，每一个下级义项也是对上一级义项的分解，就像义素是义位的组成成分，义素对义位的分解那样。 体系设计的层次感是各学科体系设计上该有的基本特性，而层次感的凸显又和逻辑性密切相关。层级性是体系设计者思维逻辑的外化体现和最终成果，从逻辑性又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上的理解和整体辞书能够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效果，同时，逻辑性对层级性的影响还表现在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所以，层级性和逻辑性的相互作用是整个体系“骨骼”搭建的关键所在，也是谚语从语义进行解读时，是否依然能够找到归宿以及归属感是否强烈的重要保障。 如下图所示，层级性在体系建构完毕后可以一目了然，这种树状结构在层级性上的体现非常直接，上级对下级的管控以及下级对上级内容的合理切分，正因为层级性显著，所以在具体实践中，下一层级的义域仍然可以根据具体实践随机应变，做到机动调节。 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体系 第一层：生产生活、精神意识、国家社会、教科文卫、客观自然 第二层：日常生活、物质生产…… 第三层：饮食文化、穿衣打扮…… 一年粮不接，十年赶不上（布依族） 竹笋要吃嫩，芋头要吃老（布朗族） 山羊的油容易凝，进到胃里显得重（哈萨克族） 蔗是老的甜，笋是嫩的鲜（拉祜族） 肉一起煮，汤分开喝（藏族）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汉族） 墙以石为基，民以食为天（汉族） 此外，设计体系要考虑全面，既要考量在纵向角度上对层级性的使用，也要在横向角度对体系进行充分考量。体系具有的系统性以及大的框架必有的整体性使得体系中不仅上下类别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而且在左右类目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一层级之间的关系往往更复杂一些，既有基础语义类的聚合，也有相邻语义类之间的系联与区分。相邻语义类分起来比较不容易，既要保证意义相近的不会分出同级的多个子义场，又要保证每一个大的义场下面的子项不是简单地拼合，还要保证各个子义场之间的距离和尺度以及每个义场的独立性。 归根到底，层级性和逻辑性仍然是对体系内各级类名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联系上是有差别的。谚语所表达的客观事物是处在联系当中的有机整体，从这一点讲，对世界进行描绘的语言和概括总结的谚语自然与外在事物紧密联系。首先，体系的第一层级“生产生活”“精神意识”“国家社会”“教科文卫”以及“客观自然”主要的设计思路是从文化层次论中得到的启发。生产生活、精神意识、国家社会以及教科文卫、客观自然等五大类基本是按照层次论中物质、精神、制度以及行为演化而来，这种演化不是单纯地为了体系的适应性而进行的更改。其中，物质生产和客观自然是对人类发展的基础和生存的基本环境的概括和总结；精神意识是对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意识以及思想观念、性格塑造等的全面概括；科教文卫是人类发展中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属于更倾向于人的行为层面；国家社会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在国家社会这一桥梁和纽带中，人们才能够创造出更多成果以及在发展中产生更加复杂的社会情感。所以，这种联系本身既有着内在的逻辑性考虑，也体现出一定的层次感。 而且，体系的第三层级与谚语含义的吻合度非常高。除了在类名设计上花费功夫外，还综合运用了语义场的相关理论进行建构，尤其是对类名的排列进行了细致的考虑。比如，人的“生命过程”是“婴幼儿—青少年—中老年”，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一定的顺序，同时也是既定的人的生命所经历的一般过程，所以在谚语的收录时会特别注意时间上的安排。例如“婴儿爱食，孩童爱衣”“青年时种下什么，老年时就收获什么”“十五岁不要推说年轻，一百岁不要抱怨年老”等谚语，就是在“生命过程”这一类名下按照时间进行收录和安排的。尽管对人的“生命过程”采用了顺序义场进行排列，但事实上，婴幼儿时期、青少年时期以及中老年时期的划分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这是由于词义的模糊性导致的。而最典型的采用顺序义场的应该是反映季节和节气的谚语。“正月寒，二月温，正好时候三月春；暖四月，燥五月，热六月，沤七月；不冷不热是八月，九月凉，十月冷，寒冬腊月冻冰雪。”这则谚语虽然与当下的季节变化有一定的出入，但它却基本将旧历的廿四节气在每个月的气温特点进行了大致概括。 （二）类名的提取对体系科学性的直接作用 将共性提取出来，并寻找一个更贴切的词加以概括，这个词在选取时会更抽象、更模糊。但这个词必须不仅能够对自身义场进行高度概括，而且必须和其他语义场区分开来，这样的词也就是每个语义场的代表词，我们将其称为“类名”。 按照义类进行划分，共性是内部的，而作为整体的语义场则成为一个个新的独立的个体，与其他语义场进行区分。但从下一层级向上一层级“仰望”时会发现，尤其是在第三层和第二层中，语义场之间总是在内部寻求着共性，在外部凸显着差异，但差异又总是在一个更大的语义场里找寻着共性，而这样一些共性又被更大的语义场所包容。 我们在分类时会发现，类名的提取其实并不容易，总是会有个别类目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交叉虽然不可避免，但却是有限度的。交叉过多，或者一个语义场所能包含的范围足以容纳另一个义场时，那么最终体系所呈现的效果必定是混乱的。如果类名提取使彼此之间有严格而明显的区别，其实，这样的类名在提取时是非常困难并且实现的几率也十分渺茫，因为谚语的使用与说话人的语境以及人们日常的交际是分不开的，如果完全区分开，那么就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交流。如果划分得泾渭分明，那体系必定是不完整的，因为彼此之间分类明显，就会有缺口和漏洞存在，这样势必会出现一些谚语没有合适归属的现象。 类名不仅仅是该类谚语的代表词，更是揭示这一类谚语主旨、思想的代表词。类名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能够让读者一看就明白这一类的主要内涵，所以类名的设计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比如，《常用谚语分类词典》中“家庭亲族”“婚姻爱情”“男人女人”“老人青年”等类目的划分，会给读者造成类名提取不明确、范围相互覆盖的情况。我们在建构谚语义类体系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5万条谚语不论是表层含义还是深层含义，彼此之间都会有所关联。提取相同点进行高度概括，并选用十分贴合的词语作为共同性的体现，这个词在选取时随着层级的增高会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模糊，但概括能力却越来越强。所选用的词语不仅要体现它所容纳的这一类谚语的主要意义，还要拥有足够的独立性与其他的类名进行区别。比如，“优良品质”“品行不良”“社会意识”“宗教信仰”“哲理事理”等，前两类体现的主要是个人品质的塑造，后三类则是更大的、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价值观的体现，五类所共同体现的就是所谓的精神意识的内容，所以，概括五个二级类目，我们得到了“精神意识”这个第一层级的类名。 在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体系中，“国家治理”“官职权势”“政治斗争”“规律法则”四类属于“国家社会”类下设的“政治权力”这个第二层级的类目；“战争情景”“战略战术”“作战状态”又属于“国家社会”类下设的“军事战争”类目；“风俗风化”“礼俗文化”“红白喜事”“传统节日”“生活常识”“生活理念”“社会陋习”“违法犯法”等类目属于“国家社会”下设的“风气习俗”。这些处于同一语义场的三级类目，彼此之间不仅相互独立，而且相互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关系。在“国家社会”类当中，绝大部分类名的提取以及语义场的切分主要表现的是对立关系以及相对无关关系，尤以“风气风俗”这个二级类目下所设的一系列子项最为明显，毕竟“红白喜事”“传统节日”“违法犯法”等类并无直接的关联性。而“政治权力”“军事战争”这两类二级类目所统领和控制的语义场则明显存在包含关系，但这种包含并不与其他类的包含性质一样，而是一种子项相加等于母项的基本结构。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作战的情景、作战时所采取的策略以及作战的状态、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是一场战争的基本过程。所以，对于军事战争来说，类名的提取主要围绕以上三点展开。而在政治权力系统中，权力、法律以及规则通常是管理的有效机制，所以体系设计者在设计类名时分别从国家治理、官职权势系统、政治斗争形势以及规律法则的建构对“政治权力”这一语义场进行填充。 “精神意识”类中的第二层级“优良品质”和“品行不良”在大的方向上存在明显的对立关系，两大义场之下的各次一级语义场之间又存在明显的意义相反的特征。比如，“勤劳付出”对应“好吃懒做”、“慷慨大方”对应“自私吝啬”、“善良美好”对应“虚假伪善”、“勤俭节约”对应“骄奢淫逸”、“知恩图报”对应“忘恩负义”、“不骄不躁”对应“狂妄自大”、“谨慎谦虚”对应“疏忽大意”、“乐观豁达”对应“悲观消极”、“孝敬孝顺”对应“忤逆不孝”、“珍惜时间”对应“玩物丧志”、“团结友爱”对应“挑拨离间”，等等。谚语是根据日常见闻积累、总结而成的，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均可以通过谚语表达出来，所以自然会产生出好的/坏的、赞扬的/批评的谚语。而且，由于我们对谚语的收录是从其深层意义着手的，所以在类名提取时，对于褒贬意义的明确划分，对于反义特征的明显区别也多是为了更加系统和完整地收录谚语，并且做到在谚语收录完毕后可以为读者呈现一个体系划分清晰的效果。语义场在谚语内部呈现出的层级性，使得每一个义位相互联系，最终使得最大的语义场能够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不仅是体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切分，同时也是由谚语对世间事物全面而细致的反映所决定的。 三、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体系的实践价值 尽管辞书的编纂体现在专家层面，但谚语却是全民性的。谚语辞书与大众日常生活、学习工作息息相关。语言文字的应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辞典的编排有利于人们共享辞书资源，共享谚语成果。 谚语义类体系的建构主要是基于时代的发展，信息化和网络化对于古典文化的淘汰速度实在太快，许多民间文学来不及被发现和保存就已濒临亡佚，这其中就包括谚语。虽然谚语的数量庞大，但很多谚语早已不被使用或已经消失，所以，我国多民族谚语的大规模搜集整理就是为了保存文献，为今后的研究搭建一个平台，从而尽可能真实、全面、准确地反映中华多民族谚语流传的面貌，体现民间谚语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水平和成果。 目前，在学界还未见科学、公认、公开的谚语语义类体系的构建范本。尽管谚语辞书有不少是根据义类编排和分类的，但各家在分类之后，并未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其体系的科学性，且在成型的体系中，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按照义类划分，功用性目的的直接体现就是解决人们的“词穷”问题。人们在交际中，有些感情、思想是无法用普通的句子表达出来的，再或者一句谚语在某个语境中可以代替许多苍白无力的句子。人们在交际中，随时都有可能使用谚语，个人的记忆水平终究有限，就算对某个谚语烂熟于心，但也无法保证在说话时让它脱口而出。那么，义类体系的效果就是帮助人们进行系统性的“记忆”，人们只需要从中挑选符合口味的谚语即可。这样看来，义类词典与着重进行谚语罗列或是重在解释意义的词典终归不同。其实，谚语本身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一种十分“亲民”的文化，并没有太多生僻的谚语需要进行专门的意义解释，所以，对于谚语词典的建构不能说义类体系最恰当，但它一定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毕竟在给出类名时就已经明晰了一系列谚语的意义，也没有必要将词典做得太过繁复。 在语言教学方面，中华多民族谚语义类体系也将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要想学好一门外语，不能仅从语言本身出发，同时还要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学等进行学习和了解。谚语通俗易懂且十分地道，而语义体系恰恰是以中华多民族谚语为基本单位的，并且符合学习的规律，所以在学习中国文化时，对外国学生进行谚语的教授可能效果会更好。如果按照义类进行谚语讲授，不仅能够让学生真正地理解谚语的含义，而且更加精进对汉语的学习。 语义系统本身就是学界一项重大的科学研究，但大部分学者都是从词汇入手，目前学界未见有学者进行谚语义类体系的研究。谚语和词汇一样，拥有多重语义、多重感情色彩，但谚语毕竟是短句并不是词，它不仅在使用频率、流传背景和词汇上有所不同，甚至很多少数民族谚语的语法使用也与汉语谚语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样一来，义类体系的构建也为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打开了大门，除了在语义学方面有借鉴意义外，在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甚至方言、少数民族语、古语的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原文参考文献： [1]朱介凡.中华谚语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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