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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世间是做什么来了？ 如果此问题摆在红柯面前，我能想象出他的回答。翻开他的自述，你会看到一个为文学而疯狂的痴迷者形象。说起自己大学四年的读书生涯，他豪情万丈：“那是我的青春疯狂期，疯狂地读书，常常读通宵，一个人在教室里开长明灯，一夜一部长篇，黎明时回宿舍眯一会儿，跟贼似的轻手轻脚，但钥匙开门声还是惊醒有失眠症的舍友；几乎没有午睡。”真是癫狂！一个人为了某种热爱的事业，竟至于此！你能想象这种疯狂和迷醉到了何种程度，他甚至超越了人世间所有能带给一个人的快乐体验。比如，抽烟喝酒、搓麻打牌、吃喝玩乐，这等事，他断然不会沉溺其中，甚至连应酬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要将自己旺盛的精力和时间，全部投射到读书写作这一件事上。我们俩曾探讨过关于作品中气韵涌动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在别的地方泄了气，作品就会干瘪，气韵就难以充盈饱满！他攒着自己的能量，要十二分地用到写作上。这样的人，你怎么说他好呢？我想，这大约就是命意，一种上天赋予的禀赋，他就是为写作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不仅是一个人有了对天地万物的知解力，更要命的是，他有了任何东西都无法使其中断的持久不衰的磅礴热情。 生活里的红柯，可能“低能”，不大会应酬，不大会逢迎，不大会说出那些讨人喜欢的话，不大会打理社会人际关系和各种俗务。他遇见一些琐碎私事，常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让我帮忙出主意。我本和他差不多，也不知出的主意是否恰当奏效。红柯就这样，一门心思扑在写作上，这就是他的天命吧，生命与创作合二为一，通过创作，生命意义彰显。 红柯为文学而癫狂，延续到他的整个生涯里。1985年他大学毕业留校于宝鸡师范学院。翌年秋，去了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到一所技工学校任教，一呆十年。1995年冬，他从伊犁再回宝鸡师院。但从此，他的创作与大漠天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偶然的人生机缘，仿佛前世锁定。这儿的山水和这儿的习俗，这块土地上呈现出的异样的民族风情，如此契合了他的心境，当然，更造就了他的创作风格。小说尽管描写的是一个客观化世界，但说到底，这个所谓的客观化，是创作主体眼中的客观化，从一定意义而言，作品是作家心造的一个世界。对于红柯的创作，尤其如此。 2004年，红柯调入陕师大，真正跟红柯熟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见面机会多起来，他很信任我，会说说自己的一些苦恼。人的自尊，常常藏在苦痛里，不便告白，能向朋友诉说，有一份信赖在其中。但大多时候，我们的话题是文学，我喜欢听他聊文学名著，他的解读，视角总是很独特，故尔印象深刻。 他特别喜欢《史记》、喜欢《红楼梦》，他说曹雪芹的作品里有宇宙意识，他写人间，这个人间不简单的是日常生活，这些少男少女们，与天地万物、众多神灵相勾连。太虚幻境与大观园相映对，上天入地，贯通了天、地、人的意识，红柯认为这是真正的中国小说精神。聊起莫泊桑的《项链》，他对小说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充满理解和同情，极不赞成教科书中的那种所谓的主题判定——揭示了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虚荣，为了出席一次晚会而丢失借来的项链，从而付出一生的辛劳作为代价去偿还。 他说：“女人爱美，人之天性。一个小职员的妻子戴首饰去跳舞很正常，穷人美一下就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但这样的灾难，玛蒂尔德有勇气默默承担，好多男人也不容易做到。”我觉得他的解读的确视角独异，于是留下强烈印象。2016年底，我还专门邀请他到西安音乐学院搞了一次文学讲座，将他的精彩与音乐学院的同仁们分享。人与人相交，一定暗藏着心的契合，暗藏着彼此的肯定与接纳在其中。 与红柯的话题，还常常涉及他的新疆之行，提起这些往事，他就来了劲，浑身激荡起不可遏制的激情。我深深感到，天山北麓的那些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族一定唤起了红柯身上某种沉睡的气息，那种狂野和率真，那种彪悍和冒险，那种被文明抑制了的粗犷豪放，从他的心底被唤醒。他感到了某种极致的欢畅，是的，欢畅！这种感受，红柯多次说起。在随笔《从黄土地走向马背》中，他说：“文学是一种生殖器，人与大地产生血缘关系才能获得一种力量。” 我想，他一定有过心灵的对撞和历险，有过独特的心路历程。他所沐浴浸染的这种异族文化面貌，使他获得了精神上的一次洗礼与解放。要知道，红柯生长的母地是陕西岐山，这是周公制礼之地。在这样的儒教文化圈长大，却行居于完全异样的文化背景下，能想见其惊诧的神情。红柯善于讲故事，说起那个遥远而又广袤的边陲，说起当地的风俗人情，以及那些哈萨克、维吾尔同事的趣事，红柯眉色飞舞。 有一次，他的房门钥匙忘在房间了，人却出去带上了门，只好求邻居——一个哈萨克同事帮忙。这位哈萨克小伙子从自己的房间窗户翻到红柯的房间，在桌子上拿到钥匙，然后又从窗户翻回来，将钥匙交给红柯。红柯很疑惑地问他：“既然你翻到了我的房间，为什么还要从窗里翻出来？”哈萨克小伙子疑惑了一阵，问：“不从窗户出来从哪儿出来呀？”红柯说：“直接打开我的房门不就得了。”小伙子想了想，瞪大吃惊的眼睛说：“你们汉人真狡猾！”红柯讲着笑着，十分开心。他本是一个单纯的人，也是一个汉人哈萨克。由对大漠西域的喜爱，对哈萨克、维吾尔、锡伯族、蒙古族等的兴趣，他收集了大量散落民间的少数民族歌谣、史诗、童话、音乐、传说、舞蹈等，有文字、有图片、有录音。他曾不无自豪地向我炫耀他的珍藏之宝，说：“你们音乐学院，若有人想研究西域音乐舞蹈，第一手材料在我这儿呢！” 我最早读红柯的作品，是他早期的成名作《西去的骑手》，作品中那个17岁的尕司令马仲英，身上有一种令人颤栗的彪悍力量。他带领的骑兵马队，如从天而降的神兵，洪流一般席卷而来。大漠的苍茫，骑兵的狂野，西天的血色晚霞和拔地而起的飙风，这就是我当时的阅读感受，极为壮美，极为粗豪，极为蛮野！这正是红柯小说风格形成的标识，是他小说世界的审美调质。一部好作品，就是一种召唤，唤起读者内心沉睡的某种意识。红柯唤醒了我们内心被长期压抑的本能欲望，他作品构成的那种蛮荒的野性力量，让我们感到了几千年儒教文明下被碾压被抑制的灵魂。任一文化，必成范式，这一范式的长期运行，它既是一种文化的秩序安排，又势必沿袭成为囿禁和囹圄。一种文明形态，即使在其发生期，曾经充满活力和生机，但其长久的演变发展，也会固化为禁锢人们精神思想的无形力量。 法国启蒙主义时期的领袖狄德罗、卢梭等，他们高举的旗帜，恰是“回到自然”，“回到原始生活”。认为需要蛮野和粗犷，来对抗改造以路易十四的宫廷生活为标志的那种“文明”“文雅”。狄德罗说：“在魄力旺盛方面，野蛮人比文明人强，希伯来人比希腊人强，希腊人比罗马人强……”启蒙主义的领袖们要反对的正是17世纪以来的法国古典主义所代表的宫廷矫揉造作的所谓文明。上述之意，正可映对红柯创作所面对的两种不同调质的价值形态，红柯的价值意义盖出于此！他曾说，“我的一半同事是哈萨克、维吾尔和蒙古族人。每年下去招生，可以去伊犁塔城阿尔泰。边远的山区牧场，从来没有走出大山的牧民，没有我们‘文明人’所想象的烦恼和自卑，那种睿智而沉静的眼神所显示的高贵，粉碎了一切文明社会和大都市的‘杞人忧天’。中华文明中中原文化仅仅是一部分，还有辽阔的为人所忽视的部分”。由此可见，红柯是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向度的。 后来，红柯将他的目光转向了母地，写出了长篇《凤鸣岐山》。但红柯的审美判断没有变，依然坚守自己的批判性原则，用原欲对抗那些“文明”，对抗那些对人性构成压抑的规范伦理，他要毁坏那种捆缚人的锁链，要谋取人的精神解放。他总是能敏锐地触及到这种秩序压抑下呻吟的灵魂，他要替沉潜地下被压在黑暗王国的幽灵陈冤。这个暗黑王国，就是人性与原欲，它被作为黑暗恶魔的象征，被铅封在瓶子里沉入海底。红柯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生命诗意的沉寂，他奋力呼喊，要将这种蛮野之活力释放出来。 红柯不侈谈思想，只说感受，但是他强大深沉的感受力中，就包孕强烈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思。他的小说，少见有无物的故事敷衍，比如，他对我们文化中弥漫的特权意识极为痛恨，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家福泽渝吉一改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告诫日本人：一个人人想做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之，他对帝王争霸而带来百姓灾难，也是充满清醒的尖锐批判。我极为喜欢他的《天下无事》，敬佩他解构历史的智慧。我在一篇文章这样评述：“同样的三国故事，同样的刘禅，在作者笔下，刘禅眼里是‘天下无事’。你要天下我给你，不就无事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打打杀杀呢？从现代人的眼里，我们重新认识了这段历史，重新认识了刘禅，觉得他实在是荒唐里带着可爱，也实在是谬误里含着真知。可惜天下充满了太多欲霸天下的人，这样只有杀得血流成河了。”那些如河之血往往被忽略，因为他们太渺小，太微弱，而成为残酷的代价，红柯的立场，却恰恰站在这一面看取历史。什么是现代性？这就是。 公元2018年2月24日，红柯竟然离我们而去！这年，他仅仅56岁。听到消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月26日，是红柯的追悼会，来了许多人，大家神情凝重，透露出惋惜与悲哀。送别红柯归来，我与杨乐生、马玉琛诸友同车，杨乐生仔细算了算，说红柯自开始创作至今，大约平均每两年一本书。他的骤然离世是不是和他的疯狂写作有关，我说不明白，但隐隐约约总觉得其中有着某种牵连。 作为60后作家，他成为衔接陕西文学荣光的一个可期待的明星。然而，如此英才，竟遭天妒！在对红柯深情的回望里，我只有一声深长的叹息了。 （原文有删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