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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10多年来，基于使用取向的二语习得研究在国际上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动词论元构式研究上尤其如此，但国内同类研究才刚刚起步。为此，本文在阐述基于使用取向二语习得研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重点从内容和方法两方面系统梳理了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相关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学习者的构式知识和母语迁移的影响两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语料库、实验方法的分别运用与结合运用，以及计算机模拟等。最后，指出了今后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研究的五个方面，包括：（1）研究输入因素对英语其他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的影响；（2）研究更多母语背景下动词论元构式习得中的母语迁移；（3）同时考察输入因素和语言迁移的影响；（4）二语产出与二语加工研究并重；（5）创新研究方法。 关键词：基于使用取向的范式；动词论元构式；二语习得；频率 作者简介： 蔡金亭，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家宜，广州市南武中学。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母语迁移与语内因素对中国学生使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8YJA740001）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基于使用取向的研究（usage-based approaches）并不是统一的理论，而是对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等一系列具有相似观点的理论的统称。基于使用的取向认为，语言习得归根结底是对构式（construction）的习得。构式习得是儿童母语习得的重要形式和环节（Goldberg&Casenhiser,2008），儿童习得构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输入频率（input frequency）的影响（Theakston et al.,2001；Robinson&Ellis,2008；Boyd&Goldberg,2009）。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类似，是基于构式的理性（rational）、辩证（dialectic）的习得过程（Gries&Wulff,2005；Ellis,2006a）；同时，二语习得又深受母语的影响。 动词论元构式（verb-argument constructions,VACs）指动词（或动词短语）后接作为论元的名词（或代词），是由不同范例聚集而成的形式与意义/功能的结合体，动词与论元之间内在的语义联系是由构式赋予的（Goldberg,1995/2006）。如句子“Sam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因为该构式将致使移动义赋予了动词“sneeze”，而并未改变该动词的原有属性。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中，围绕动词核心形成了适用于该类构式的动词集群（verb island)(Tomasello,1992），且集群中存在一个典型动词，如双宾构式（ditransitive,VOO）以“give”为典型动词。在二语习得中，学习者通过归纳大量的构式范例，形成抽象构式，这类构式从语言体验中来，与说话者自身经验密切相关。 基于使用取向的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研究，既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又为二语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的改进提供了新的切入点。近10多年来国外对于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而国内相关研究却刚刚起步。为推动国内的相关研究，本文在介绍基于使用取向的二语习得观的基础上，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际及国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并指出了今后研究的方向。 一、基于使用取向的二语习得观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遵循两个工作假设：（1）语言习得主要以学习者语言使用中的语言输入为基础；（2）学习者通过认知机制从输入的具体语言实例中总结、归纳出抽象规则（Ellis&Wulff,2015:75）。 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Ellis,2015;Ellis et al.,2016): (1）构式习得是基于范例的（exemplar-based）。二语学习主要依靠语言输入，输入中范例的呈现促使学习者与之前接触过的相似范例进行比较，从而总结出规律，并抽象出其构式型式（pattern）。Ellis通过对语料库中构式型式的检索发现，同一种型式的构式频率遵循齐夫分布模式（Zipfian distribution)(Zipf,1935），即每个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其次序的常数次幂成反比，其中典型词在构式中占极大比重。比如在COCA语料库中检索“put it+prep.”(VOL）时，共出现了8 487个结果，其中“put it in”出现4 110次，“put it on”2 039次，“put it onto”789次（Ellis et al.,2016）。其中频率越高的构式，原型性（prototypicality）也越强，在输入中更为常见，也就越容易在学习者记忆库中建立起形式—意义表征，促进学习者的习得。 (2）构式加工是概率性的（probabilistic）。构式习得也就是对形式与意义/功能间联系（即或然性，contingency）的习得，这种联系越强，习得过程就越容易。频率是影响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语言输入中某一构式出现的频率越高，学习者对其印象越深，习得也就越快。此外，学习者对构式的感知也影响加工过程，比如后缀“-s”随语境变化可表达几种意义/功能（如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名词复数形式等），但学习者看到句子“he wins...”时能够迅速将其理解为第三人称单数形式，表明学习者已经形成了对这一构式的心理表征。但是提示（cue）与表征之间的联系有强弱的区别，比如“left”作为一个提示，较常用于主动语态而非被动语态，即它与表示主动意义的表征之间的联系更强，所以学习者加工句子“The car left for the airport 1 hour ago”的速度可能要快于加工句子“The money left for me was missing”的速度。 (3）构式加工是理性的（rational）。学习者对构式的知识来自构式输入，而他们加工构式的难易度和速度主要受到频率、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和语境的影响。某一构式在语言输入中的频率越高，学习者对它的加工就越快，也越容易。同时，根据遗忘曲线的规律，学习者接触某一构式的时间离现在越近，对其印象也就越深刻，加工起来越容易。此外，有合适的语境时，学习者对构式的识别速度会加快，也就是说，如果在学习者之前的语言输入中某一构式总是与另一构式一起出现，则学习者会倾向于使用联想学习机制（associative learning mechanism）将二者之间建立联结。如学习者在语言输入中总是遇到“win the game/competition”这类构式，则他在看到“he wins...”时就会预测之后的内容可能是“比赛、奖项”等词汇，但倘若出现句子“he wins her love back”时，学习者的加工难度就会变大。 基于使用的取向认为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是相似的，都受一系列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Ellis,2015:51～58）。其中，决定构式习得的认知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输入频率。学习者语言输入的实例频率（token frequency）和类型频率（type frequency）均影响构式学习。实例频率越高，表明该范例的原型性越强，加工难度越低、速度越快；类型频率则体现了构式的可产出性（productivity），类型频率越高，越有利于学习者产出新构式。其次是语言形式。主要体现为构式的突显度（salience）对学习者感知的影响，如表达一般现在时的时候，时间状语“today”的突显程度就要强于第三人称单数“-s”，因此第三人称单数这一形式易被遮蔽（overshadow）或阻挡（block），对学习者来说就会更难习得。再次是意义/功能。一般来说，属于基本范畴（basic category）和原型性高的构式更容易习得。在习得构式的过程中，对于构式义的识解（construal）取决于学习者对注意力的分配（Ellis,2015）。学习者在母语习得中已经形成一套注意分配机制（attention-directing mechanism），在学习二语时则要对该注意机制进行重新配置。最后是形式与意义/功能间的联系。如上文所述，构式形式与其意义/功能间的联系强度越大，学习者习得就越容易。 上述因素同时影响母语和二语的构式习得，但二语习得毕竟有其自身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Ellis,2015:59～61): 第一，语言重构。在二语习得过程中，需要再学习的内容很多。在此过程中，母语的形式和意义与二语的形式和意义出现差异，语言的负迁移就会干扰学习者对二语形式和意义的习得。 第二，对二语语义/语用概念的再思考。由于二语习得不仅需要掌握二语的形式和功能，还涉及二语概念的重构，即使二语中有与母语相似的构式，也会存在细微差别，在习得过程中会受母语构式的干扰。而在此过程中，母语构式中形式与功能之间的联系、学习者在母语习得过程中形成的注意系统（learned attention）以及即时思维（thinking for speaking）方式等都会对二语构式习得产生迁移（Ellis,2006a）。 第三，对二语形式的再思考。母语习得中已经形成的注意系统，使意义与形式的映射相对固化。当学习者要学习新的二语形式来表达原有的意义/功能时，形成的注意系统就会阻挡他们对新形式的学习。例如，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用时间状语表示时间是原有注意系统的一部分，这会阻碍他们在学习英语时用时体标记来表达不同的时间意义。 二、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内容 1. 学习者的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知识 基于使用的二语习得观认为输入中的构式频率、形式、功能、原型性等因素会影响二语习得。近年来，Ellis团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列实证研究。为了探究学习者的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知识，学者们多采取事后研究的方法，即在拟定研究问题时研究者并不确定自变量，而在讨论结果时用输入因素解释学习者对目标构式的使用情况。 Ellis&Ferreira-Junior(2009a）研究了二语学习者动词论元构式产出中动词使用的规律。他们选取欧洲科学基金会（ESF）项目中7名英语二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的口语会话历时语料，分析了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产出的三类动词论元构式即VL(verb locative）、VOL(verb object locative）和VOO(ditransitive），发现学习者的构式产出与构式输入有极大的相关性，且三类构式中动词的产出频率呈现齐夫分布模式，这与Boyd&Goldberg(2009）在母语者中发现的规律一致。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动词通常为学习者较早习得的，且为这些构式中原型性较高、语义较为泛化的动词，如VL中的“go”、VOL中的“put”、VOO中的“give”。这表明构式习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构式中大都存在一个典型范例，学习者在习得某个构式时，通过增加输入中的实例频率习得原型性高的范例，并将此范例作为基点，增加类型频率输入，逐渐概括出抽象的构式图式。 也有研究（Römer et al.,2014）关注学习者的动词论元构式知识，选取母语为德语和西班牙语的二语学习者为受试，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收集数据：首先检索学习者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库中动词论元构式的用法，继而使用词汇产出任务（lexical production tasks）测量学习者一分钟之内在构式中动词槽位（slot）上填写的所有动词。结果发现，在学习者的每个动词论元构式中，都有一个使用频率最高、原型性最强的动词，且这些动词与语料库类型和学习者母语类型有关。 这类研究对学习者动词论元构式知识进行了初步的实证探讨，表明频率、形义或然性和原型性等输入因素影响动词论元构式的习得，而这些因素具体是如何影响学习者构式习得过程的还需要通过实验方法进行考察。 2. 输入因素对二语产出中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 该类研究通常在研究问题中明确将输入因素作为影响构式习得的变量，继而通过实证方法探讨这种影响是如何体现在学习者构式使用中的（如Ellis,O’Donnell&Römer,2014;Römer et al.,2014;Ellis et al.,2016）。前人研究大都选取实验的方法，使用自由联想任务（free-association task），即让受试在类似“she＿＿＿across the...”构式中的动词槽位中填写第一个想到的动词来具体探究构式输入中动词的频率、原型性和形义或然性如何影响学习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习得。 Ellis,O’Donnell&Römer(2014）探究了二语学习者的动词论元构式与形式、功能、频率、或然性和原型性之间的关系。他们使用自由联想任务，测量了母语为德语、捷克语和西班牙语的学习者（各131人）对动词论元构式中动词的产出情况，并将其与母语者的动词产出进行对比，发现学习者和母语者的表现类似，通常输入中频率越高、与构式形义联系越紧密和原型性越强的动词，就越先产出。研究也证实了学习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习得受输入因素影响。不过，该研究把BNC语料库视为二语学习者的输入，以此为基础计算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形式、功能、频率、或然性和原型性，这种做法不太严谨，因为学习者接触的实际输入可能远少于BNC语料库。 此外，研究者还考察了动词论元构式的其他槽位如论元、介词等。如Ellis&Ferreira-Junior(2009b）使用学习者历时口语语料分析了构式中其他成分以及构式形义或然性对学习者构式使用的影响，用ΔP1(Ellis,2006b）对形义或然性进行量化，以体现提示（cue）与输出（outcome）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或然性与构式中的介词、宾语等成分也影响学习者对构式的习得。除此之外，还发现学习者构式产出中非动词成分集群的范例频率也呈齐夫分布模式，其中频率最高的范例为输入中出现频率最高、原型性最强的词。 国内学者中，张晓鹏（2015）还探讨了二语教学方式的不同如何影响学习者习得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研究中的不同教学方式（即“学伴”）实际上模拟了语言习得中的输入。研究发现，在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的初期阶段，不同水平学习者应先学习构式中的典型范例，再拓展学习非典型范例。但也有研究（Year&Gordon,2009）表明，由于课堂教学的复杂性和学生学习方式不同等原因，输入原型性较高的动词不一定会促进构式习得。 3. 母语迁移对动词论元构式使用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在基于使用的范式下探究学习者对二语构式的使用，需要考虑母语对二语产出的影响及两种语言间语言类型的差异。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对比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产出的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以探究其对动词论元构式使用的影响。 Römer et al.(2014）使用自由联想任务调查了英语母语者、母语为西班牙语、捷克语和德语的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使用，其中，英语和德语都属于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即运动路径或方式以附加语的形式体现，而西班牙语属于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s），即运动路径或方式编码在动词中，捷克语则没有明确的分类，介于二者之间（Talmy,2000）。研究发现，学习者倾向于使用较为常见或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如be、come、do），对于不常见动词的使用频率则远低于母语者（如slip、reach、crawl），且学习者对这些动词的选择受到母语中语义偏好的影响。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为母语者与学习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心理表征上的区别。此外，受试动词论元构式的产出结果与英语母语者产出结果的相关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母语为德语、捷克语和西班牙语的学习者，且同一个构式中的动词选择与母语者的拟合度从高到低的次序排列与上述相同。这一发现表明，学习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使用受到语言类型的影响，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类型越接近，就越容易内化目的语的语言结构，从而使其构式产出与母语者越相似。 这个研究是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研究在语言类型和母语迁移上的第一项成果，体现了母语类型差异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的影响。之后的研究（如Ellis,Römer&O’Donnell,2015;Ellis et al.,2016）以此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母语迁移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使用的影响，表明二语学习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表征受母语迁移和母语中习得的注意系统的影响。不过，不同母语背景的二语学习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使用情况不仅受到各自母语的影响，还需要考虑不同学习者语言输入、个人经验等因素。今后，应在排除学习者个人因素、厘清母语迁移对动词论元构式使用的影响方面进一步努力。 三、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二语习得的研究方法 1. 语料库研究法 语料库研究法是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因为这一方法最真实地反映了学习者的构式输入和构式产出。该方法在研究中有三个作用：一是作为编制实验材料的来源（徐承萍，2017），二是用来衡量学习者输入的指标（如Ellis,O’Donnell&Römer,2014），三是用以收集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的语料（如Römer et al.,2014）。使用语料库研究法时，研究者首先需要确定使用何种语料库，接着从语料库中提取目标构式，从而分析动词在构式中的频率分布、原型性及或然性，或将其与本族语者语料中的动词论元构式产出进行对比（如Ellis&Ferreira-Junior,2009a;Ellis et al.,2016）。如Ellis&Ferreira-Junior(2009a）查询了ESF语料库（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已包含在CHILDES之中）中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学习者与母语者的对话语料，将其中母语者的话语作为学习者目标构式的输入，结果发现学习者动词论元构式产出中存在典型动词，且不同动词在构式产出中的频率受构式输入的影响，呈齐夫分布模式。 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语料库研究借助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库如CHILDES、BNC等，对动词论元构式的特征描述也有其参照的依据（如COBUILD语法型式，Francis,Hunston&Manning,1996），给读者以直观的证据，使研究具备了可靠性与代表性。运用学习者语料库来研究二语习得可以进行多层面和多视角的对比，且为研究者提供了真实语境下的自然产出的语言。但语料库只能提供一小部分目标构式的语料，且这些语料受任务类型和文本类型的影响，这些都是研究者在选择语料库研究方法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2. 实验研究法 实验研究法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研究中也占据较大的比重。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语料库的缺陷，为了防止目标构式出现频数较少的局面，通过设计实验迫使学习者产出目标构式。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前，研究者首先需要根据研究问题开发实验材料，其次要确定以何种实验任务来进行具体操作。 针对动词论元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常使用的实验任务为自由联想任务（如Römer et al.,2014;Ellis et al.,2016），这一任务也成为判定构式原型性强弱的心理学依据（Römer et al.,2014）。Römer et al.(2014）使用自由联想任务，让受试在20个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动词槽位（如“she＿＿＿against the...”）中填写第一个想到的动词，任务在计算机上呈现，受试的反应也同时被记录。研究发现母语者与学习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心理表征不同，且学习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习得受到母语迁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Ellis et al.(2016）指出了自由联想任务的局限性，继而提出通过在线任务，如构式再认阈值（VAC recognition threshold）、命名（naming latency）和词汇判断（lexical decision）等方法，揭示动词论元构式中输入因素对母语者加工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这些实验目前只被应用于探究母语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加工上，但为之后相关的二语研究提供了范式和思路。 词汇产出任务由自由联想任务衍生而来，用以测量学习者的动词论元构式知识（Römer et al.,2014）。任务要求他们在一分钟内在构式的动词槽位中填写所有符合要求的动词，这有助于探究学习者构式知识的深度以及构式和动词间的联系强度，同时可根据所写动词的先后顺序推断动词在构式中的典型性。 此外，二语教学领域还重视通过教学实验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法，张晓鹏（2015）通过教学实验考察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学习者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的影响，让受试参加不同“学伴”条件下的学习（是否着重学习构式的典型范例）和测试任务，结果表明典型范例的输入有利于构建构式的表征图式，从而促进构式习得。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在外语教学中，增加学生对典型范例的输入有利于他们习得二语构式。 值得关注的是，基于脑神经的研究途径在心理语言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采取脑电、脑成像的技术（如ERP、fMRI）研究语言习得的心理机制成为一种趋势。Thompson et al.(2007）使用fMRI技术探究母语者在加工动词信息和论元结构信息时大脑活动的区别，发现受试加工不同结构信息时激活的脑区不同，且论元复杂程度会影响加工过程，为构式加工研究提供了证据支持。但这类研究目前多集中在母语者且较少在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范式下开展，因而今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实验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即收集的数据缺乏生态性，无法反映学习者对动词论元构式的真实使用情况。 3. 语料库与实验结合法 语料库研究方法与实验法已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习得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将语料库与实验方法有效结合是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的具体体现，大大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说服力。 语料库与实验结合的研究方式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两种方法平行使用（Römer et al.,2014;Römer,Skalicky&Ellis,2018）。作为这一类研究方式的代表，Römer et al.(2014）首先提出结合语料库与实验研究方法探究学习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使用。该研究选取了口语语料库（LINDSEI）和书面语语料库（ICLE）中母语为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英语学习者语料，实验采用了词汇产出任务测量本族语者与学习者的动词论元构式产出，探究不同母语背景、文本类型下学习者使用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区别。研究发现不同文本类型的语料展现了其独有的信息（如V about N中的“forget”，“forget”在书面语语料中使用频率更高），同时学习者在实验任务中也倾向于产出较多的动词（如V with N中的“run”“work”和“move”），弥补了单纯使用语料库方法和实验法的缺陷。第二类是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方法。徐承萍（2017）在开发实验工具阶段借助语料库，从COCA中提取目标构式并对构式的形符频率进行排序，随后对学习者进行两次测试，探讨了形符频率、词汇频率和形义映合凸显度对学习者构式习得的影响。 4. 计算机模拟方法 尽管真实的语言习得过程是在语境中进行的，但也有学者（Ellis&LarsenFreeman,2009）提出了计算机模拟习得的方法，展示了构式作为一种语言图式，是如何在语言学习、加工、使用中与输入因素之间相互作用而被学习者习得的。 Ellis&Larsen-Freeman(2009）使用了两种模拟方法来探究输入因素对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影响。第一种采用简单循环网络（simple recurrent networks,SRNs）模拟语言习得过程，系统根据输入的构式模拟输出结果，并通过计算机习得算法感知实际输出和正确输出结果之间的差别，以此调整算法中时间步2(time step）的大小，以不断提高计算精度和效率。这个系统架构包含一个输入层（input layer）用以模拟构式输入，一个输出层（output layer）作为构式输出，一个隐蔽层（hidden layer）进行输入和输出间的互动，和一个语境层（context layer）用以将之前输入的加工信息作为内部表征信息储存起来并建立联结。结果发现，该系统模拟出了学习者的简单学习机制，即通过语言输入建立起提示与输出间的联系，并逐渐抽象出构式型式的过程。第二种模拟方法与第一种类似，但去掉了语境层，探究在没有信息加工条件下学习者能否抽象出构式图式，研究发现随着输入次数的增加，计算机仅凭构式的排列组合关系也能逐渐抽象出构式结构，但速度相比于提供语境信息时较慢。 计算机模拟方法模拟了一种理想的习得状态，可以人为地将某个影响因素抽离出来单独考察其对学习者构式习得的影响，未来可深入调查输入因素在构式习得中的具体影响，如将构式输入变为非齐夫分布模式进行模拟。这一研究方法展现了习得过程的动态性，但在真实的构式习得过程中仍需要考虑学习者因素和母语迁移等因素的影响。 四、思考与展望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研究融合了诸多领域的理论基础，在研究方法上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支持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表明语言习得与目标语言的体验密不可分。结合当今国内外大环境以及目前动词论元构式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该领域的研究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可在以下五个方面着力开展研究： (1）研究输入因素对英语其他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的影响。前人研究普遍只关注动词论元构式中的三类构式（VL、VOL、VOO）和构式中动词的特征，未来的研究应跳出这个藩篱，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其他不同类别的动词论元构式甚至其他英语构式，探究输入因素对其他构式习得的影响。 (2）研究更多母语背景下动词论元构式习得中的母语迁移。由于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都以欧洲母语者为受试，对亚洲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的关注较少。因而今后的研究应把目光投向以汉语、日语等为母语的二语学习者身上，在此基础上探究其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的影响因素以及母语迁移对动词论元构式习得过程的影响。此外，在探究母语迁移对学习者使用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时，前人通常比较不同母语背景的受试在使用动词论元构式方面的差异来推断母语迁移，未来研究则可以考察动词论元构式的跨语言相似度对二语构式习得的影响。 (3）同时考察输入因素和语言迁移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都单独考察输入因素或母语迁移对学习者习得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影响，但这两种因素可能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使用产生交互影响，对此问题的解答还有待未来的研究。 (4）二语产出与二语加工研究并重。现有研究大多考察的是学习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产出，少有研究涉及理解与加工，未来的研究除了关注动词论元构式产出之外，还应参考针对母语者的研究，重视学习者对英语动词论元构式的理解与加工，从理解准确度、反应时等维度进行考察，编制实验材料，完成实验程序的设计，将行为数据与认知数据结合起来。 (5）创新研究方法。在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如Ellis et al.(2016）开发了一系列任务（构式再认、命名、词汇判断等）测量母语者动词论元构式的产出与加工，未来可以考虑将其应用到二语研究中。此外，Ellis&Ferreira-Junior(2009a）曾使用历时语料库（CHILDES）作为研究工具，但未分析历时数据，今后可以对数据进行纵向分析，探讨不同二语水平学习者的动词论元构式习得情况。再者，目前英语动词论元构式习得研究已经引入多元的数据分析工具，如Ellis&Ferreira-Junior(2009a）使用多样的计算机化语言分析（CLAN）工具区分语料中本族语者和学习者语料并标注目标构式，Römer et al.(2014）使用NLTK工具还原语料中单词的原始形态，Ellis et al.(2016）使用编程软件R对研究结果进行图示化展示分析等。正是由于上述研究将语言学现象与数据分析工具巧妙结合起来，才得出了多维度的细致结果和新发现，因此未来研究应将多种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将其应用到多语种的各类构式习得中。 参考文献 [1] Boyd J K&Goldberg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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