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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逝世60周年。伏尼契的小说《牛虻》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牛虻成为无数中国青年的偶像。 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谱曲 1889年，伏尼契在英国开始创作《牛虻》。1897年，小说《牛虻》在纽约出版。同年9月，《牛虻》在伦敦出版。后来，《牛虻》在苏联和中国拥有了数以亿计的读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受到了《牛虻》的影响，中国的读者最早是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知道了牛虻的名字。 1953年7月，《牛虻》的第一个中译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译者李俍民。李俍民译本扉页背后的《内容提要》如此阐述：“十九世纪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曾产生了很多的爱国志士，这本小说就是拿那些志士的故事做题材的。作者通过小说的主角‘牛虻’这个形象，把当时那些志士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深刻地表现了出来，使这部作品浸透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其中描写牛虻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难和英勇牺牲的部分，可说是这部小说最优秀也最动人的篇幅。” 1953年，《牛虻》中译本印数超过50万册，至1959年，先后发行100多万册。 1955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将小说《牛虻》搬上银幕。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是苏联最重要的电影厂之一，曾经荣获列宁勋章。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创作《牛虻组曲》（The Gadfly Suite,Op.97a）。《牛虻组曲》中的《浪漫曲》（Romance）是最著名的乐章。《浪漫曲》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在影片的开头，亚瑟坐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蒙太尼里神父目光中充满了慈爱： 蒙太尼里：你听我说，亚瑟。你还年轻，你的能力还薄弱。不过你的心倒很热，很纯洁。我祷告天主愿你永远不要消失对不幸的人的那种关怀。这就是说对一颗破碎的悲痛的心不要拒绝。 亚瑟：神父，我跟你在一起总是觉得很快乐，我亲爱的神父。你知道我在家里很孤独，我不喜欢我的哥哥，尤其是嫂子。我的母亲死了之后，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蒙太尼里：你知道我在世界上除了你也没有别的人了。我把你当作儿子一样。你是我的光明，我心里快乐的源泉。 电影中的这个场景也是小说《牛虻》第一章的内容。亚瑟和蒙太尼里的情感线贯穿了全书。电影结尾，蒙太尼里到监狱劝说牛虻，表现亲子之爱，肖斯塔科维奇的《浪漫曲》再次出现——电影的细节比小说更浪漫、更戏剧化。 “牛虻”是怎样炼成的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作者注）完成电影《牛虻》的配音译制。当时，在我国翻译的外国故事片中，苏联电影所占比重最大。1955年，我国拍摄故事片23部，翻译外国故事片46部，其中苏联影片就占了28部。精心译制的《牛虻》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影片中的经典台词成为了观众里的流行话语：“为了上帝和人民，始终不渝。” “为了上帝和人民，始终不渝”，这是小说《牛虻》中“青年意大利党”的口号，也是革命党人的接头暗号。亚瑟在卡尔狄神父前忏悔的时候，听到卡尔狄说出这句口号，以为卡尔狄是同路人，就把党内的秘密说了出来。亚瑟被捕后醒悟到卡尔狄利用神父的职权从事间谍活动，但为时已晚。走出监狱的亚瑟见到他所热爱的琼玛。琼玛把亚瑟当作叛徒： “琼玛，你不明白！”他突然迸出一句话，一面凑近她去，但她发出一声尖叫急忙避开了。 “不要碰我！” 亚瑟猛的一下抓住了她的右手。 “听我说，看上帝的面上！这不能怪我；我——” “放开，放开我的手！放开！” 随即，她的指头从他手里挣脱了，而且就用她脱空了的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一阵雾也似的东西遮住了他的眼睛。一时他除了琼玛那张惨白而绝望的脸和她那双在衣裙上狠命揩擦的右手之外，什么都感觉不到。后来，白天的光亮恢复了，他四面一看，发觉他一个人留在那儿。 《牛虻》全书贯穿着一条反教会的线。亚瑟制造自杀的假象离家出走，流亡海外13年后回到意大利参加推翻意大利专制政权的斗争，化名范里斯·列瓦雷士，绰号“牛虻”。小说作者通过牛虻之口，说出除奥地利侵略者之外，天主教会就是他最大的敌人。在苏联，小说《牛虻》是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但根据《牛虻》改编的同名影片则对小说结尾做了改动，让蒙太尼里跪伏在牛虻的尸体上失声痛哭，发狂地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就是对我罪孽的报应。我没有儿子了！我一个人站在荒漠中，我从染着鲜血的大地上，抬起眼睛望着那空虚的天空，你在哪儿啊，天主？在哪儿？你是没有的！” 小说《牛虻》中的蒙太尼里和亚瑟互相热爱，但是这种爱是有限度的。在亚瑟和上帝之间，只能二者选其一的时候，蒙太尼里选择了上帝，递交了通知同意举行军事审判枪决他的儿子。电影《牛虻》却让蒙太尼里喊出了“天主？在哪儿？你是没有的！”1958年，苏联文学界人士到美国纽约伏尼契的寓所拜访作者，并架设放映机，为伏尼契放映电影《牛虻》。伏尼契如何评价这部影片，我们不得而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国内外严峻复杂的形势，或许也受到小说《牛虻》的影响，我国拍摄的国产反特故事片，只要里面出现教会，那些教士几乎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和特务。1954年的《斩断魔爪》、1958年的《古刹钟声》和1978年的《斗鲨》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作为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牛虻》在艺术上的成功，不仅仅表现在描写牛虻忍受苦难、英勇牺牲的部分，也表现在描写牛虻和蒙太尼里的父子之情以及牛虻和琼玛的男女之爱。牛虻和琼玛的爱情悲剧是全书最打动人的篇幅： 琼玛手里拿着信，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坐下来读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写得很挤，有些地方而且还难以辨认。但是，信的抬头儿几个字非常清晰，是用英语写的： “亲爱的琼，” 信中的字迹忽然变得模糊不清，像一片迷雾。她又一次失去了他——又一次失去了他啊！ 这是小说的结尾部分。琼玛泣不成声地读着牛虻临刑前写给她的信。信的末尾写着他们小时候坐在一起念过的一首小诗：“无论我活着，或者是死亡，我永远都是，快乐的牛虻。” 1981年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牛虻在流亡中》，译者张礽荪、顾治洲。《牛虻在流亡中》是伏尼契创作的第二部关于牛虻的小说，首版于伦敦，时间是1910年。这部作品英文原名为《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中断了的友谊》）。小说《牛虻》第一卷结束时写到亚瑟离家出走，时间是1833年5月。第二卷开始的时间是1846年7月，副标题是《十三年之后》。《牛虻在流亡中》讲述了亚瑟离家出走后流亡十三年的生活，讲述了多愁善感的亚瑟怎样变成了坚强无畏的牛虻。 与伏尼契的孙辈做邻居 伏尼契晚年在纽约定居。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辗转寄给伏尼契一笔五千美元的稿费，伏尼契回信表达了由衷感谢。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纽约去世，享年九十六岁。伏尼契本人无缘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她的孙辈韩丁、寒春在1940年代就先后来到中国，将他们的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66年，寒春和丈夫阳早从西安草滩农场回北京。寒春到对外文委工作，阳早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做翻译。从1966年到1972年，寒春、阳早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朝阳区三里屯东区三号楼一单元201和202，和我们做起了邻居。笔者当时住五号楼，经常能见到寒春和阳早。笔者的三个小学同班同学陈欣、孟承光、李朝晖和寒春阳早夫妇住在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据陈欣回忆：我家住501。有一次，我从五层楼梯上摔下来，摔得很重。寒春和阳早用他们的车把我送到医院。每次去医院治疗都是坐他们的车。寒春和阳早品德高尚，和街坊四邻相处得非常好。我的姥姥是湖北人，经常在家自己做米酒，把做好的米酒送给邻居，也送给寒春和阳早。 寒春和阳早是外国专家，他们本来可以住九层大楼（九层大楼指坐落在东三里屯的外交公寓——作者注），但他们愿意和中国老百姓住在一起。现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的孟承光当年住在寒春家的楼上。孟承光回忆说：“寒春和阳早家的卫生间是铺花砖的，有陶瓷洗手盆。经常去他家玩儿、吃糖果。每年9月30日，楼下停着外交部接他们去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上海牌小轿车。他们是好人，中国话说得非常好。” 1972年，寒春和阳早离开了三里屯，到北京红星公社从事他们热爱的畜牧业。阳早和寒春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在中国逝世，他们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奶牛事业，我们至今怀念着这两位儿时的邻居。 今年是艾捷尔·丽莲·伏尼契逝世60周年，我想起了《牛虻》，想起了牛虻临刑前写给琼玛的那封信，还有信的末尾的那首小诗：“无论我活着，或者是死亡，我永远都是，快乐的牛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