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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1世纪，出现很多新移民作家或异域土地上第二代华文创作者，他们的经历与父辈的时代已不同，这些新华侨华人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怎样的趋势？ 黄万华：我们现在习惯称呼的“新移民作家”和“华人新生代作家”实际上是两类作家，前者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在中国大陆的“移民潮”中产生的新华侨华人作家，他们主要活跃在欧美、大洋洲；后者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海外居住国出生的华文作家，他们主要活跃在东南亚各国。2008年，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新移民作家”和“华人新生代作家”比较研究一书，也有就此展开东西方华文文学比较的想法。新世纪10年中，陈大为、黎紫书、钟怡雯、黄锦树、吴耀宗等华人新生代作家和严歌苓、虹影、张翎、刘荒田、陈谦、林湄、欧阳昱等新移民作家都创作实绩不凡，其艺术水准、历史深度都不逊于同世代的中国作家，其影响超越了中国本土，确实引起了海外华文文学格局的一些深层次调整。 华人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与居住国的关系已摆脱了过去的紧张性，他们写作方式的本土性、多样性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生存空间。 欧美华文作家基本上是第一代移民，其作品在中国很有影响，而在居住国则少为人知，这自然与以往第一代移民“无根放逐”“叶落归根”等心态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居住国也始终处于“边缘”状态。然而新移民已有了多元身份的自觉意识，即使他们最终落根于何处还取决于故国、新家和自我之间文化、社会张力的变化。他们有“中心”和“边缘”相依相成、“故乡”和“异乡”兼容互补的意识，写作上就会有身居“边缘”心入“中心”的努力。以往第一代移民中很少的双语写作在新移民作家中较多出现了，严歌苓、欧阳昱等都有不凡的表现。与以往第一代移民作家基本上是以学生或其他知识阶层身份开始移民生涯的情况不同，新移民中还存在一个庞大的“草根”阶层，即一直以各种“打工仔”身份生活奋斗在居住国社会底层。刘荒田、章平等就是其代表性作家，其创作不仅有力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的题材领域，而且以移民劳力阶层的乡野土气、适性任情表现出在居住国主流价值社会中的自信、旷达。 华人新生代作家与南洋各国主流社会的关系较为复杂，有长期华文教育、华文写作传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与20世纪90年代后才解除华文禁令的印尼等国的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但总起来讲，新生代作家有更强烈、自觉的国民意识，要求平等享有居住国国民权利和积极参与居住国主流社会事务，改变了以往单纯争取族群利益和权利的意识和方式。与前辈作家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矛盾冲突中的痛苦抉择有所不同，新生代作家一是在亲近南洋土地的真挚人性中来看待华族的身份认同，由此呈现自己心灵与南洋土地的深切联系；二是从身份认同的“民族性”和“国家性”（本土性）的历史割裂中摆脱出来，其创作常常强烈地暗示出，华人和居住国原住民如何在“民族性”和“本土性”上逐步构成良性互动，强调民族性如何审察、拓展自身，甚至把对立面的“他族”也纳入可供吸纳的文化资源体系中；三是真正关注文学自身，只有文学自身的提升、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参与民族性的建设和提升。 华人新生代与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引起海外华文文学格局深层次调整的第二个方面，是创作的“边缘”空间有了大幅度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双重（母国和居住国）“边缘”的存在，新生代、新移民显然更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本质上是“边缘”的，他们甘于“边缘”的姿态，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层面上，“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东西方之间”，这种“对两方都保持距离”的姿态表面上看强化了双重边缘的处境，却避免了落入文化陷阱的危险，从个性出发去吸收消化中西文化的价值，这才是文学对融合中西文化所能做出的最好努力，而文学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边缘”状态中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这在严歌苓、虹影等新移民作家笔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创作无论是回望中国本土的历史，还是体察海外漂泊的命运，也无论是对传统题材的现代的处理，还是关注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节的困境，都沉潜至人之根性深处，以“边缘”对想象力的引发，来颠覆正统的叙事结构、方式等，实现对于中西双重现实的超越。相比较之下，华人新生代会更多地关注“边缘”的历史，他们从先辈移民不断迁徙、漂泊，从而面对多个“中心”的历史中开掘“边缘”蕴蓄的力量，例如陈大为、黎紫书等的创作，无论是呈现黄河、长江构成的语言中国，还是“叙说我们血汗淘洗过的南洋”，或是突入马来亚共产党武装斗争历史这样的“禁区”，都清醒而深入地开掘着自己拥有的丰富“边缘矿藏”，其历史解读在利用着远离“中心”的自由度中显示出罕见的大度。 总之，新生代、新移民都将“边缘”的“放逐”状态转换为一种“自由自在”的创作状态，“边缘”不再是流放的无奈困境，而是独异的文化财富和有价值的生命归宿。新生代、新移民既各自代表了东、西方语境，又在内部存在诸多差异性。他们在记忆、想象中如何处理东方和西方、现实和传统的关系，如何呈现世界语境中的乡土世界和民族语境中的世界潮流，如何对待建立融有“中国文学传统”和“海外本土文学传统”的“双重传统”，如何协调多元化和跨文化的关系等，都揭示出新世纪东西方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承接的不同层面，而这些都包含了超越于东西方文化二元对峙的“第三元”的丰富内涵，也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大环境的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