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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玺虽然到广东东莞多年，心和笔却依然留在陕西的黄土高原上，自美国作家福克纳“邮票说”之后，中国作家也纷纷命名自己的“邮票”，如商洛是贾平凹的“邮票”、高密是莫言的“邮票”，陕北塬上，也应该算陈玺的“邮票”。而且，不同于贾平凹笔下传统的商州，莫言营造之传奇的高密东北乡，陈玺的黄土塬，是世界最厚的黄土层，中华文化之起源地与积淀最深之所，同时也时时为外界风气所感染。尤其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现代科技手段与思想观念无处不在的今天。因此，陈玺的黄土塬，是传统与现代交织、老观念和新事物对接、新形象和老样子并存的模样，特别在底层。 关于底层，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名词，“国民性”“零余者”“小人物”“中间人物”“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等等，当然，也有许多“新形象”，如梁生宝、孙少平等。但这些人物，都带有作者理想化的色彩，或多或少，有些高大上的品质或小资的格调，身份虽在底层，面目却有些超脱了，行为方式更加理性或者周全。而陈玺这两篇小说中的多数人物，其思维方式，行事逻辑，依然停留在地道的底层，而超越者，又走了邪路。 《欲醒之殇》故事的结局，谁也没有料到，志宏居然开着车，撞死了水秀的儿子。儿子死了，杀人者志宏被判刑，水秀疯了。在传统观点看来，出轨者终受惩罚，恶有恶报，大快人心。然而，深入思考下，这样的结局为什么会产生？本来是件小事情，即使出轨，也不是要命的事，在当今社会，即使偏远的农村，也很能接受了。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当事双方的不知妥协，各不相让，而这，正是底层思维的典型表现。因为微信，结果造成人命大案，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上停下来，都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后果。 事情从一开始，就被底层思维控制了。担心老婆被她曾经的追求者，现在做结扎手术的医生接触，德胜代替妻子去接扎，结果被医生暗下黑手，废了功能。无论农民德胜，还是县医院做手术的胖医生，一个满脑子“男女授受不亲”的旧思想，一个假公济私，故意伤人，完全不考虑将造成的后果，或者认为，一个农民，翻不起大浪，自己的背景、资源完全可以摆平。 事情的确不了了之，然而，后续的后果是严重的，虽然始作佣者已退场，大幕却才徐徐拉开。 男性功能的丧失，使一对原本恩爱的夫妻各寻出路。德胜迷上了打麻将，水秀则看着手机视频自慰。两种形式，一早已有之，一属于新兴，性质其实一样，都在借助其他人暂时摆脱或忘记欲望的尴尬。结果，德胜先赢后输，越陷越深，欠下巨额赌债。水秀同样越陷越深，先通过微信邂逅志宏，发生婚外情，本来是久旷之后的性欲释放，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怀孕、私奔、生子，每一步，单独看来仿佛都是理性的，甚至可视作真爱的结晶，可同时，每一步都在错误的路上愈奔愈远。 当德胜发现了妻子和外人私通怀孕后，再次启动了底层思维，不通过法律解决问题，而是先在医院当着儿子和众人的面，不顾一切地痛打已怀孕多月的妻子，本来因欠下赌债害怕妻子怪罪，做小伏底、满腹愧疚的他，一下子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别人给的侮辱，无论被残废的还是欠钱的，都仿佛找到了最佳发泄和补偿渠道，完全不顾及妻子的生命安全和自己，还有家人的脸面。作为底层人，德胜缺乏应对突然变故的理智和能力，驱动其行为的，只有情绪，以及以暴力和争执显示自己所谓力量的价值观。鲁迅说，在凶兽面前显羊样，在羊前又显凶兽样，德胜就是这样。 在医院打老婆，不仅没有让德胜更强大，反而落入黑社会催债的陷阱，水秀和她肚子里志宏的儿子，成了债主“黄鼠狼”手里的猎物。后面的事情，便不由德胜作主了，虽然他理直气壮地和志宏发微信、谈钱。 同样，尽管已经算乡村的“成功人士”，小包工头志宏的思维，还停留在他出身的乡村，依然在底层。底层思维一个主要特征，是不知妥协，其根源，在于仅从自己的立场、需求、利益考虑问题，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和习惯。面对水秀和自己私通并怀孕的事已经暴露，水秀和腹中胎儿被人控制，不知下落的情况下，不是全面了解情况，思考怎样解决问题，最大可能保护水秀和胎儿，而是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向法律和事实都占据主动的，水秀的丈夫提出要水秀和孩子，然后又提出让水秀把孩子带到六岁。 当德胜同意，事情本来可以稳妥协调解决时，志宏却又不想出钱了。钱的数目巨大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作为一个包工头，向人借钱，筹措工程款是日常工作，相比打工者德胜，志宏无疑具有强得多的筹款和挣钱还款能力。可志宏并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水秀是他借助微信聊天“免费”获得的，只送了一部新款智能手机，因此，他依然延续着固有思路。志宏是爱水秀的，更珍惜梦寐以求的儿子，但他和周朴园不同，周董事长知道鲁妈就是梅侍萍时，第一反应是开张三十万元的支票，用钱摆平危机。志宏却开着车跑到和水秀第一次幽会的地方，回忆、哀求，爆发。他爆发的表现，是“他彻底绝望了，拿起手机，对着话筒喊道：狗日的，看我怎么收拾你，咱就来个鱼死网破！他晃悠着走到槐树下，对着树干，啪啪将手机拍碎，扔到山沟里。他颤巍巍站在山坎上，瞪着赤红的眼，跺着脚，双手举起来，捶打着头，垂下来在胸前舞着，好像要将这山川揉碎。”典型的，战国时期就被批评过的“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的“布衣之勇”。 结果，最悲惨的一幕出现了。志宏开车撞死了水秀的儿子。还是鲁迅说的，见羊就是凶兽样，只能将不理智的愤怒发泄到最弱者身上，伤害最弱者，即使对方是无辜的。 可贵的是，陈玺写出了虽然同样身处乡村或小城镇，却出离底层思维的人，比如《欲醒之殇》里的“黄鼠狼”和《塬上》里的栓栓，尽管他们两位都是“混混”，是黑社会性质的人，并且犯下严重罪行。这并不矛盾，做坏事，也需要能力和眼界的，而且“盗亦有道”，所谓“道”，不仅指道理或者规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道”更多意指超越了具体日常经验之上的智慧。 赌场庄家“黄鼠狼”是将德胜和志宏逼到绝境的关键人物，而且他在县城里民间和官场拥有的资源，包括姐夫是县卫生局局长等，都使他将底层者德胜夫妇玩弄于掌股之间，并通过他们威吓没有见面的志宏，要他拿出钱来。 “黄鼠狼”的行径无疑触犯法律，但与德胜、志宏不同，他始终没有真正伤害谁。只是恐吓，并未真的人流掉水秀肚子里志宏的儿子。遗憾的是，志宏会意错了，把恐吓当成真实发生的事，并且迁怒于德胜，甚至水秀，心里想，你不让我儿子活，我就不让你儿子活，于是发动车子，撞死小男孩。 我们看小说中“黄鼠狼”的危机应付。“黄鼠狼听到德胜儿子的事，他知道事情弄大了。他赶紧跑回家，将水秀叫到楼下，体贴地说：姐，我哥欠我的钱，我只找他，跟你无关。你娃住院，你又是这个身子，我怕他伤亏你，才让你吃住在我这里。这样，德胜回家了，我也就不留你了。水秀出了麻将馆”。“事情弄大了”，出了人命，人命关天，不是钱的事了，最重要的，是自己不要卷进命案中去，所以，本来是罪魁祸首的黄鼠狼，马上狡猾地脱身了。更高明的，“过了半个月，黄鼠狼的弟兄，趁着夜色，溜到德胜家门前。看到德胜弯着腰，咳咳着走出来，将他拉到边上，揽着他的脖子，塞给他一沓钱说：听好了，公安局已经知道了你和那个人的事了，以敲诈罪可能要抓你。你拿上钱，赶紧跑，再也不要回来了。德胜咯抖了一下，不解地看着，晃着身子说：那是我老婆，我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那人瞪着眼，揪着他的脖子，捏着说：那是你的愚昧，公安局可不这样看。”这个场景和对话，最准确、鲜明、生动地刻画出两种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底层思维，让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家破人亡，彻底破碎。 在《欲醒之殇》里，黄鼠狼是次要人物，到《塬上》，“混混”栓栓，就上升到主人公的地位了，而栓栓的行为，彻底超越了向所从来的底层思维。 行为是思维的外化，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行为方式的差异，行为也透露着思维。因和塬下工厂子弟里的混混打架受伤，栓栓离开家乡，先到洛阳工厂做临时工，后去少林寺学武。当他再回到故乡农村时，已完全和以前一起打架斗殴争强好胜的对手或者伙伴完全不一样了，具有本质“代差”。 栓栓建立了自己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不争强斗狠打打杀杀，而是温文尔雅，即使在侵害他人、违法犯罪时，依然礼数周全。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其实正是他高明的地方。他看重的是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知道表面的虚张声势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落下坏名声，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不能长久，“我栓栓办事，什么时候打打杀杀啦！那样层次太低，显得没有教养。” 于是，栓栓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塬上的许文强，“上海滩的情节，印在栓栓的脑海中，他不但会算计，而且会把握火候。” 回到家乡，面对曾捅了自己一刀的仇人，毫不犹豫地夹下了他的小指，却不忘明确指出让赶紧到医院接指头去。既下马立威，又把损失降到最小，分寸把握非常得当。高明的手段立即带来明显的效果，“赶集的人懵了，呆呆地盯着栓栓，慢慢地散开了。回到饭馆，店主给他加了几个菜，提着捆啤酒过来，笑着说：你算给咱塬上人争气了！那一帮混混，这两年不知在我这儿白吃白喝了多少了！这顿饭，我请客，你们随便吃！” 栓栓礼数周全，很有“修养”。“自家村里，栓栓就是联社的儿子，见到谁，他都按照辈分招呼，乖巧得很。”小说一开头，劈空而下，就是栓栓偷杏的情节。说是偷，趁夜而来，却明确告知看杏园的人，说是抢，却彬彬有礼。只能用中国传统的“盗”来界定，而且是讲文明、懂礼貌的盗。更绝的是，栓栓结婚，居然有心让人送菜给看杏园的五爷，不是道歉，而是关怀，五爷果然受宠若惊。 栓栓受到女孩子们的真心喜欢，因为他和塬上如父亲翻版的老实巴交的后生不一样。“栓栓成了塬上的名人，也成了姑娘们心目中的英雄”，“见到心仪的姑娘，他不但会吹口哨，还会在弟兄们的帮助下，精心制造出偶遇或侠义救美的情节，像电影里一样，合了姑娘们浪漫的诉求。半年后，他交了几个女朋友，她们互相嫉妒，争相献宠。他喜欢看着她们，互相掐算。争斗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将姑娘召集起来，嘟着脸，宣布纪律。她们就像挨了主人责斥的小猫，温顺地低着头。”可以说，栓栓俨然成了塬上的统治者，有自己的队伍，还有“后宫”。但栓栓除了在仇人面前显过一次身手，再未动粗，对他人使用暴力。他用的，是脑子和手腕，本质是高出周围人的思维层次，“老实巴交的农民，见栓栓骑着自行车，后面跟着伙兄弟，后座坐着不断更换的女朋友，再看着身旁扛着铁锨的儿子，他们迷茫了。村里人觉得自己的儿子，老实本分，有教养。栓栓从小便是村里人不齿的对象，而今人家风风火火，自家儿子却找不到对象。” 栓栓俨然成了侠客，成了乡邻们遇到困难时求助、依靠的“救星”，“槐树寨你堂姐有个娃，叫栓栓，现在成事了。听说帮人打理这些事。你骑车去看看你姐，问问这事该咋办！”而且，栓栓做事的确稳妥、可靠、有分寸，甚至可以说高明。把顺生的媳妇小琴绑架回家，这么抢取豪夺的事，却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没有耀武扬威、威吓恐吓，而是包了一辆中巴车，用“专车”客客气气地把小琴“请”了回来，“中巴停在路边。栓栓站在，指着车门说：妗子，我顺生舅总觉得对不起你，专门雇了辆中巴，请了这么多人，过来接你。我相信，你们山里，除了你，没人有这么高的待遇了。你知足吧！人生就是活个排场！”栓栓这做派，简直已超越许文强，直逼上海滩大佬杜月笙“情面”“场面”“体面”“三碗面”的“境界”了，“顺生爸拉着栓栓的胳膊，瞅着他，竖起拇指，憨笑着说：联社厚道，要了个争气的变了门户的好儿！”栓栓受到以前看不起他的乡亲长辈由衷的钦佩。 栓栓还很有正义感。当顺生借栓栓的影响力做苹果生意挣了钱，和四川女客商混在一起，小琴又跑到甘肃平凉，顺生拿着礼品想让栓栓再把小琴接回来时，得到的反应却是，“栓栓捏了几下，腾然变脸，抡起袋子，扔到树沟的雪堆上”“栓栓不顾旁边的人拦挡，抬起脚，踢着车子后轮的瓦圈，挥手瞪眼，吼道：顺生，告诉你，我没你这个舅舅。以后你再敢说我是你的外甥，我断了你的腕筋。”结果不出栓栓所料“串亲戚的人驻步瞭望，嘀咕着知道了事情的因由，窃窃着夸赞栓栓是条汉子。” 栓栓的势力渗透到了基层政权。他开饭馆，摆麻将桌，借钱给乡镇干部赌博，抓住干部的把柄，向镇长告密，并从经济上控制参与赌博的干部。更厉害的，是成功帮农机站长要账，说明栓栓所代表的黑社会势力，已部分取代了基层政府治理功能。栓栓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塬上混混”，而是经济攫取、政治渗透、威望塑造、形象洗白的全方位黑社会势力代表。 栓栓被扫黑除恶扫掉了。塬上的人却始终没有看清他的实质，只知道“瞄着一直风光的饭店，纳闷这些年，在塬上人五人六的栓栓，咋就没了踪影。”这就是思维层次的差异。 《欲醒之殇》和《塬上》写得很冷静，既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没有对黄鼠狼、栓栓义正词严地斥责，作者客观地叙写底层思维的局限，及其变异的超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