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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本位与多学科融合 立足文学本位，融合多学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是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开拓途径。 基于文本细读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与文学史研究，是明清诗文研究的主体部分。文本细读的典范是钱锺书，他细读并评点过的明清诗文集的数量目前恐无人可及。《谈艺录》1948年初版（开明书店1948年版），重印增入《谈艺录补订》（中华书局1984年版）、《谈艺录补订补正》（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版），后又增入《谈艺录补订补正之二》（中华书局1993年重印版），增补内容极为厚重，其中对明清近代诗文如竟陵派、王士禛、赵翼、袁枚、钱载、龚自珍的评点，如老吏断狱，极为精当，堪称经典之作，胜过多少煌煌巨册。另外，《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二十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其中明清诗文集的读书笔记占了大半，其评点吉光片羽，弥足珍重。 就文学批评而言，清代诗学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其要者如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湾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与《清代诗话知见录》（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无论是理论还是文献研究，皆着先鞭，颇有开拓之功。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大陆对该专题较早的系统研究，比较清晰地梳理了清代诗学发展的脉络。近二十年，蒋寅在清代诗学研究方面，无论是文献研究《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个案研究《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还是总体研究《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都取得非常丰硕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文学思想与思潮是近四十年来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也是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开拓。罗宗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文学思想史研究，以思想史的方法治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创作实际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结合起来。作为系列研究，他的《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提出政教实用的工具论和抒发自我性情的抒情论两条线索，概括出“性其情”与“情其性”两个命题，全面系统地展现和论述有明一代文学思想演变之轨迹及其演变之原因，对明代文学思想的历史还原与价值判断做出整体性的贡献。受其影响的有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则特别提出“思潮史”研究。他认为，研究明代文学思潮史，应着重考察文学社团的兴替及其文学观念的高度自觉，政治、理学、科举等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地域文化、商品经济和市镇繁荣对文学的影响。明清文学思想与思潮研究的成果还有：《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饶龙隼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周群著，巴蜀书社2000年版）、《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孙学堂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黄卓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李瑄著，巴蜀书社2009年版）、《明代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演变》（陈书录著，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清初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张如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文学思想研究》（周海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等。 21世纪以来，文体学研究大大拓展了明清诗文批评领域。吴承学认为，就文体学研究的规模、范围与系统性而言，明清两代远在南朝之上。明清文体学的辨体意识特别突出。“辨体”是明清诗文批评的“关键词”之一。如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孙鑛《排律辨体》诸书之名，不避重复，都标榜“辨体”。受复古思想的影响，明人严于辨体、强调文体古今正变。明代文章总集的编纂与序题形式，集中反映明代文学批评界的“辨体”之风与集大成的特色，是明代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文体批评方式。明人许多总集编纂总结唐、宋以后出现的大量新文体，同时又突破《文选》所设置的文体框架，把经、史、子、集都置于文体学视野之内，挖掘和总结出大量早期文体或文体形态，成为古代文体分类学的经典范式[1]。 除文体学理论的研究之外，文体形态的研究，也是近几十年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创获。李贽、袁宏道、王思任、艾南英及焦循等以为八股文乃有明一代之文学。郭绍虞认为八股文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明代的文人，殆无不与时文发生关系，明代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殆也无不直接间接受着时文的影响”[2]。八股文在20世纪30年代已引起宋佩伟、钱基博、周作人、卢前等学者的讨论，80年代以来又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热点。除了老一辈学者如启功等《说八股》（中华书局1994年版）、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外，一些中青年学者也投入到八股研究行列并发表了系列论文和专著。仅专著言，就有《八股文与明清文学论稿》（黄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八股文史》（孔庆茂著，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明清制艺今说：“八股文”的现代阐释》（吴伟凡著，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文体学视野下的科举八股文研究》（高明扬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这些成果，在描述八股文的发展历程，探讨八股与明清文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知识结构及文学创作的关系等方面，较前人更为系统、深入和细致，对八股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功过是非的评价，也更为理性、客观。 骈文兴盛于六朝，嬗变于唐宋，自唐宋古文运动后，经历元、明之间数百年的沉寂，至清代迎来全面复兴，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可是，民国时期的一些研究著作，涉及清代的内容不多，更遑论系统研究。1949年之后，台湾学者张仁清《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目清代为“骈文之复兴时期”，并分六朝派、三唐派、宋四六派、常州派、仪征派来描述清代骈文之盛。此后，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络绎不绝，专著有《清代常州骈文研究》（曹虹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乾嘉骈文研究》（颜建华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骈文理论研究》（吕双伟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骈文史》（杨旭辉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路海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清代骈文研究》（吕双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在清代骈文作家作品、骈文史、骈文理论、骈文与思想学术及地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重大进展。 辞赋创作经元、明两代的衰落低潮期后，到清代又走向繁盛，作品搜辑整理和赋学理论探讨也达到高峰。但是，由于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明清辞赋的地位未得到客观评价，相关研究也比较冷清，主要依附于文学史、骈文史研究中，没有独立的地位。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根本改观，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都设有专章讨论明清辞赋和赋学。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批明清赋学专著的面世，如《清代律赋新论》（詹杭伦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明代辞赋述略》（孙海燕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清代赋学研究》（孙福轩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作赋津梁：明代万历年间辞赋选本研究》（王欣慧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等。这些论著，对明清辞赋的独特成就发抉尤多，对明清赋学理论也做了深入探讨，但与汉魏六朝乃至唐宋辞赋研究相比，整体而言还是比较薄弱，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明清词学研究向来较弱，但在21世纪渐成热门，关于词人、词派、词集、词论、词谱等皆有众多研究成果。仅以词史而言，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第一部全面梳理明词发展脉络的断代词学史。清词研究成果尤多。严迪昌《清词史》是开拓清词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在理论上有所创新。21世纪以来，《清代词学批评史论》（孙克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清代吴中词派研究》（沙先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常州词派通论》（朱德慈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清代临桂词派研究》（巨传友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近代词史》（莫立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朱惠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都是比较有代表性词学研究成果。 就学科的融合而言，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在明清时代特别兴盛，新时期以来，这类文学逐渐受到重视。地域是文学的大环境，家族则是其小环境，二者共同构成文学活动的空间。廖可斌认为：“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与几种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化集团的兴替是分不开的。”[3]曹虹《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开了清代地域文派研究的风气之先。21世纪以来，渐成学术热点。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是较早对地域望族的文学研究，有以小见大之功。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以江南为中心，对清代家族与地域文学研究贡献颇多。《晚明江南诗学研究》（张清河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江南诗学：中国文化意象之江南篇》（胡晓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江南文化诗学》（胡晓明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诸著作，更明确提出“江南诗学”的概念。近年来，徐雁平、张剑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及《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为家族研究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世家百位诗人考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以一门之风雅赓续，见数百年文学之盛衰，为研究吴江沈氏家族文学打下坚实基础。陈广宏《闽诗传统的生成——明代福建地域文学的一种历史省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是近年该领域的代表作。 党社运动的兴盛，是明代较有时代特殊性的社会状况。以复社、几社为代表的明代党社运动，参与者包含官僚、文人等，而结成复杂的人际网络。党社运动既包含社会、政治关系，也与诗文的创作、流通及文学观念的消长密切相关。参照历史学科对明代党社运动的关注与考察，明清文人结社的学术空间非常广阔，在近二十年的诗文研究中，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如《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何宗美著，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何宗美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何宗美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南社研究》（孙之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活动年表》（杨萌芽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复社研究》（丁国祥著，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尹奇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古典诗歌的最后守望：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杨萌芽著，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词社研究》（万柳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明代文人结社考》（李玉栓著，中华书局2013年版）、《月泉吟社研究》（邹艳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南社诗人群体研究》（邱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陆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王文荣著，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晚清民国词人结社与词风演变》（袁志成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其中一些著作较好地阐释了文人结社的诗文创作与不同的政治、社会、地缘、学缘、风格流派之间的张力。 清代学术呈现繁盛态势，涌现了大量以经学为主体的研究。清代经学家对文学既有贡献，也有反动，与文学之间关系呈现出的张力，是清代文学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考察朴学萌发、鼎盛及衰微的全程，从宏观层面对朴学与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清代文学的演变与清代朴学的内在联系。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姚鼐与乾嘉学派》（王达敏著，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近代经学与文学》（刘再华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杨旭辉著，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乾嘉经学家文学思想研究》（刘奕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等。 制度与文学是明清诗文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增长点，已出现了如《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叶晔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郑礼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潘务正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年轻学者的著作，值得继续深入探索。此外，科举与诗文的关系，也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 注释： [1]参见拙文《明代文章总集与文体学——以〈文章辨体〉等三部总集为中心》，《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2]郭绍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21—422页。 [3]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