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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梳理了2014—2018年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内取得的成绩，对相关研究加以评论，以辨认新的问题域、方法与增长点。 关 键 词：中外文学关系/问题域/方法/增长点 作者简介：秦立彦，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中美文学关系，中英文学关系，英美诗歌。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向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中之重。过去五年，这一领域亦取得了斐然成绩。本文将对这一时间段内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其成果、走向、问题域与方法，发现新的增长点。 最突出的成绩是钱林森、周宁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丛书2015年出版，集合了国内的优秀学者，是此前中外文学交流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乐黛云先生称之为《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之后的“第三波”。①丛书共17卷，其中东南亚、希腊-希伯来、意大利、葡萄牙、中东欧、加拿大、西班牙语国家诸卷，是对《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范围的扩展。这不仅代表研究空间的展开和学术视野的拓宽，也包含对西方中心的挑战。丛书的一大特点在于历史的勾勒。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已积累了大量史料，开辟了很多问题域，如何将之整合，进行总体性的叙述，是一个重要问题。丛书各卷都覆盖了较长时段，每卷后附有“大事记”，不仅对主要问题加以总结和推进，更努力给出分期、断代等较清晰的历史叙述。 对照此丛书与此时期的其他论著，会发现两者的某种龃龉。丛书拓开视域，但当我们集中阅读这五年的其他论述时，会发现其空间和问题域比较集中，视域的打开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在中国周边以外，探讨中国文学在异域的研究，欧美几乎占据全部，关于南欧、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地区的论文少而又少。这是一种整体局面，但一些新的问题域、增长点正在出现。 就“中国在欧美”而言，有关法国的研究最为丰富。过去五年，中法文学关系领域有一套丛书出版，论文数量也较多，处理的问题主要集中在18世纪与20世纪，涉及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对法国的影响。 孟华主编的《中法文学关系》丛书201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展现了这一领域的中国学者薪火传递的实绩。其中，罗湉的专著《18世纪法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表现了令人赞佩的广度。②此书将戏剧视为文本和一种商业、社会行为，将18世纪的“戏剧热”与“中国风”两个热潮联系在一起，在分析戏剧文本的同时关注剧场与演出效果，探索了从宫廷到民间的各种戏剧空间里中国元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龙云的专著《钱德明：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聚焦法国在华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③钱德明在北京四十多年，是18世纪后半叶中西文化交流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专著分析钱德明如何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多方面著译，参与到欧洲当时关于中国的一些核心问题的讨论。书中关于钱德明与欧洲学者通讯的部分最有特色，勾勒出当时关于中国的知识与议题的形成过程。作者在法国多个图书馆搜集到大量一手资料，其搜集和处理难度均相当高。 “中国在法国”领域的另一个热点围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是派》(Tel Quel)杂志与当代中国的关系。由于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等既是重要理论家，又是七十年代有机会到中国的少数来客，以及较新的材料《罗兰巴特中国行日记》(2012)的出现，这一热点继续升温。对象是具有颠覆性的理论家及其文本，与大众想象之间有距离，研究的难度较大，中国学者的处理方式也具有了更多理论色彩。如何找到处理这批文本的更多新角度，是值得未来继续探讨的课题。 法国之外的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思想史的方法是可使文学关系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一方面，周荣胜的文章《博尔赫斯的“庄周梦蝶”——一个西方人的“中国梦”分析》值得称道。④作者不只追踪“庄周梦蝶”作为故事的转移，更勾勒出中西思想的共振与碰撞，映照与阐发。论文包含对庄子和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两个方向的体察，从“庄周梦蝶”出发，引出世界文学、世界哲学的一场对话，写得深刻而引人入胜。 对中国周边的考察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与日韩的长期密切关系催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其中张哲俊的研究相当醒目。其论文《高句丽瑠璃王〈黄鸟歌〉：汉诗还是汉译诗？》是一篇令人惊喜的学术佳品，讨论了韩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并推断被称为韩国历史上最早诗歌的《黄鸟歌》是汉译诗歌。⑤张哲俊此时期的几篇文章都涉及东亚体系内知识的共享与流变，将汉语文化圈时期的中日韩材料同时使用，触及物质文化层面，有博物之趣。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表明，对自我的认知是进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牢固基石。 中日文学关系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王升远的专著《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⑥此书提供了北京研究的一个特殊视角，主要聚焦于昭和时期日本文化人在北京的活动和对北京的书写，其中关于佐藤春夫、周作人的章节尤为精彩。作者勾勒出日本侵华时期北平复杂的文化政治，追踪了日本文化人的战争责任问题，体现了坚持中国立场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周作人的两章，从日本角度分析了对周作人的形象塑造与翻译，为周作人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贵面向。 中国与中亚的关系是中国比较文学新的增长点，国家层面的“一带一路”政策也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过去五年，该领域有数篇论文发表，丰富了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版图。中国西北曾是多个文化发生、发展、交融的地方，是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沃土。目前看，已发表的论文较好提出了一些问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一领域的难点所在。最大的障碍可能是语言。多年来，我国在西方语言的培养方面下力气最大，效果显著，而在中亚语言(尤其是古代语言)与文化方面投入不多。若不能面对古代文本，研究则不易深入。成果的出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仍需从人才的培养开始。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从六朝到当代中国文学与异域的关系，均有相关研究问世。 范晶晶的论文《“缘”：从印度到中国——一类文体的变迁》，梳理了佛教的因缘、譬喻故事的产生、流变，及其对六朝以降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是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一大贡献。⑦刘耘华的专著《依天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研究》是作者此前发表的多篇论文的集中呈现，考察具有地域特点的江南文人，以入教儒士和一般儒士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方法。作者采取地域史和思想史的思路，以丰富扎实的资料，对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面向进行了梳理。⑧ 马晓冬的专著《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以晚清小说家，同时又是20世纪20年代文坛“新人”的曾朴为研究对象，从曾朴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入手，经绵密扎实的双语对读和文本分析，以“跨文化”为线索，勾连起曾朴的翻译、出版、创作活动。⑨作者把曾朴的翻译策略放在晚清民初的文化语境中，描绘出一个变动中的“中文”，使读者窥见这一文化转型期的复杂局面。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颇多，在此无法一一讨论，只谈一些具有方向性的成果。蒋洪生的《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是对一个重要争鸣问题的有力介入，推断《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文虽为冯雪峰执笔，但经过鲁迅当时的确认、事后的承认，符合他对托派看法的变化。⑩宋炳辉的专著《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研究了中国从晚清至今对以东欧为主的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11)此书既有全面的历时梳理，也有个案分析，为未来的探讨提供了诸多生发点。关于抗战时期，杨慧林的文章《抗战岁月的国际意识与文化远见——重读汉英双语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角度新颖，讨论中共《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的国际视野。(12)对共产党控制区的研究是民国研究中相对较弱的部分，杨慧林此文提供了开掘史料的新视角。 总之，五年来，中国学者不仅在传统领域继续深入，且正在开拓新的领域与方法。除传统重镇外，空间的拓展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中体现最明显，但就论文而言，东南亚、非洲、拉美、南欧都是相对空缺的区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处于上升势头，日韩方面成果丰硕；与中亚的关系已经在开垦，尚需长期培育。具体而言，侵华时期日本文学、中东欧地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共产党控制区的研究等，都是本时期的亮点。从方法上看，比较文学与思想史的交叉产生了新的成果。 有学者表达了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正在边缘化的某种担忧。从过去五年的情况看，这一领域仍有很多学人热忱参与，做了扎实的工作。部分因为问题的持续性和分散性，此领域不易形成热点，不那么热闹，但这也许并无大碍。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仍将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点似乎是可以放心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