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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诗文研究七十年(2)

http://www.newdu.com 2020-02-12 《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 吴承学 参加讨论

    二、明清诗文的现代发现与价值重估
    纵观七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其重点是如何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发现明清诗文的独特性,实事求是地评价明清诗文的地位和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探讨明清诗文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及其现代性(或近代性),是持续近百年的重要话题。周作人最早把“五四”新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晚明文学中的公安三袁、竟陵派与晚明小品,认为八股文作为对立面出现,倒逼新文学的出场[1]。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同时也针对程朱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与五四确有相似之处。不同在于,晚明的变革只是中国传统内部一次自我调整,而五四则是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其思想原动力主要来自近代西方。在思想上,大众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五四”新文学所谓口语化、走向民间等思潮,就是在文学上的大众化表现。明代复古派提倡民歌,李梦阳所谓“真诗乃在民间”,冯梦龙编辑民歌集《挂枝儿》,这些情况确实和“五四”新文学有相通之处。只有晚清乃至“五四”西方现代性涌入中国,形成崭新的思想境域,才有明清现代性的话题。只有近代以来中西的相遇,中国学者才可能跳出自身局限,站在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并发现了自身迥然不同的特质。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论述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各种研究。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明清属于“近世文学”,该书的重点在于“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乃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快了它的出现而非导致了中国文学航向的改变”(第1页)。
    在近代文学研究中,很少人明确使用“现代性”概念,更多的是讨论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过程中的特质。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把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视为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认为这一进程发轫于近代。他认为:“五四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从反孔教到反复古主义文学,就中国固有的传统来说,实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2]此后,关爱和不断推进研究,成为该领域的代表,如《从古典走向现代:论历史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等。黄霖给近代批评史的定位是:“中国文学批评在近代发生新变,即急遽地从古代型向现代型过渡。”[3]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文学观念近代性”的概念及“近代性”十个主要标志,并以“近代性”来构建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体系。
    现代人可以从“水平”与“接受”两个不同维度去评价明清诗文的独特价值。就艺术本身而言,明清诗文的确达到很高的水平。钱仲联对清诗的评价是“超明越元,抗衡唐宋”[4],并非虚语。但从接受的角度看,明清时代早已过了诗文文体发展的巅峰期,诗文被边缘化是难免的。明清诗文研究的兴盛,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七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重在探讨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并取得不少重要的成果。但站在学术史的角度看,对中国文学的经典形塑与文本阐释是明清诗文极为重要而尚未完全受到重视的价值。由于我们的时代离明清较近,许多文学经典观念明显受其影响。比如,复古派对秦汉文与汉魏古诗、唐诗的经典化、唐宋派以及桐城派对唐宋文的经典化、清代的学人之诗、宋诗派对宋诗的经典化等。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心目中的中国文学经典谱系,大致源于明清两代的形塑与阐释。
    从经典形塑与阐释角度看,明清诗文选本的繁盛,是对前代诗文的总结并完成经典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使许多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明清选本非常关注。讨论选本与唐诗经典化关系的,有《明代唐诗选本研究》(金生奎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清代唐诗选本研究》(贺严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讨论选本与宋诗和唐宋词经典化研究,有《清代宋诗选本研究》(谢海林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清人选宋诗研究》(高磊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清代词选研究》(李睿著,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唐宋词选研究》(高春花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
    注释是清人对前代诗文的经典化及阐释的重要方式,考据风气又促成诗文注释和整理的繁盛。清代诗文注释的贡献在于完成了前代重要作家注本的经典化进程,其所反映出的集成化、总结化特性,对于推进古代诗文经典进程起了积极作用,其中所确立的部分经典注本,也一直为现代所接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书社2000年版)等。
    从接受史入手,考察明清时期对前代诗文的经典形塑及阐释是一个重要路径。有些研究揭示了明清经典接受史的独特意义,如《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刘毓庆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清代〈诗经〉学研究》(何海燕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诗经学》(宁宇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元明清楚辞学史》(孙巧云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明清文选学述评》(王书才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清代〈文选〉学研究》(王小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明代唐诗接受史》(查清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明代唐诗学》(孙春青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刘重喜著,中华书局2013年版)、《清代杜诗学史》(孙微著,齐鲁书社2004年版)、《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米彦青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陈伟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苏词接受史研究》(张璟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清代辛稼轩接受史》(朱丽霞著,齐鲁书社2005年版)等。
    从诗文评经典化角度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是近二十年来明清诗文批评的新开拓。吴承学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代表古代晚期正宗正统的学术思想,其集部诗文评类考辨精微,评价公允,基本构成古典形态文学批评学术史的雏形,大致体现出传统诗文评研究的学术水平。它既可以说是传统诗文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现代形态文学批评史学科形成的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虽然借鉴了外来文学批评的形式,但《总目》提供的许多内容、观点及文献也为批评史家所普遍接受和充分利用。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少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以此为底本和基础的。这是今天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史所不可忽视的[5]。他还讨论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6]以及《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7]等问题。此后,从文学批评角度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形成学术热点,专著如《〈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司马朝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权力、知识与批评史图像:〈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的文学思想》(曾守正著,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版),《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何宗美等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相关的论文数量更多,探讨《总目》对历代作家诗人、文学流派的评价,或探讨其批评标准及影响,内容相当丰富,但都与讨论《四库全书总目》经典化相关。
    近年,有些研究从原先处于比较含混、边缘的地位,进而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如“南明文学”,早期研究仅有“遗民诗”“遗民文学”,没有“南明文学”概念。自著名历史学家何龄修首次标举“南明文学范畴”之散文、诗歌、小说等各体杰作,明确提出“南明岁月虽然短暂,但耿耿丹心、殷红热血却造成了许多文化珍品”[8],潘承玉又提出“一个完整的南明文学观”[9]。以南明抗清英雄和苦节士人为主要作家的南明文学,沉淀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怀,也折射出一个民族在特殊时代的审美思考。“南明文学”提出之后,明确、自觉研究南明时期文学的成果日见增多。许多此前极少被留意的南明领袖人物、殉国忠烈、遗民文学家,以及南明存在和消亡时期的大多数文人结社,纷纷成为各地学者关注的对象。

 
    注释:
    [1]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36—53页。
    [2]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3]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4]钱仲联选,钱学增注《清诗三百首·前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页。
    [5]参见拙文《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6]参见吴承学、何诗海《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7]参见拙文《〈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8] 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 潘承玉《一个完整的南明文学观》,《学术论坛》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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