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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报纸为物质基础的发生于近代的报告文学，在其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等基本的文体特征。“全媒体”时代媒体传播的多态化、媒体生活的泛化以及由此形成新的非虚构审美文化，显著地推进了中国报告文学的转型。原有的新闻性有所弱化，代之以非虚构的故事性，非虚构叙事成为文本文学性建构的基本方式。写作主体性退隐，全知式作者的“报告”渐变为有限视角的“对话”，作品的政论性淡去。书写对象向现实和历史漫溢，题材的窄化已被打开，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消解着既成的模式化，报告文学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达成新的价值定位。 关键词：“全媒体”；报告文学 ；文体转型 中国报告文学在近代发生，定名于20世纪30年代，自成一体、蔚为大观则到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新时期，推衍至今有百余年的历史。时代生活及其特定的社会存在不仅规制着文体的“兴”与“废”，也影响它内在的“文变”。相比其它文体，报告文学与时代关联更为紧密。作为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报告文学的与时俱进，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报告文学又是基于新闻传媒生成的文体。近代而今，新闻传播的载体和方式，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也直接导引着报告文学文体的转型开新。言及文体有所谓大体须有，定体则无之说，大体须有，指文体有其不变的基本定性，而定体则无，意谓文体流转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定格。就报告文学而言更是这样。它的“大体”就是原初基于新闻文学的客观真实性，即非虚构性，这规定了这一文体的根本属性，未可弃置，而其它的属于某个时段所特有的一些体性，都可能有所变异。全媒体时代不单是媒体技术和传播形态有了史无前例的创新，而且也部分地改变着时代生活和人们的价值取向。它也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直接改造着报告文学的内涵和书写形态。本文将报告文学置于全媒体时代这一语境之中，考察在此时空中报告文学转型的具体情状，并分析促成这些变化的因素及其意义。 一 “全媒体”语境与报告文学 “全媒体” 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它更多的是作为媒体传播形态的一种描述。“全”对应的是单一，全媒体“具体来说，是指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如文、图、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1］全媒体以现代信息、通信、网络技术为前提，“是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全媒体通过提供多种方式和多种层次的各种传播形态来满足受众的细分需求，使得受众获得更及时、更多角度、更多听觉和视觉满足的媒体体验。”［2］这里的诠释，大致上给出了“全媒体”的生成模式和基本特征。 21世纪是信息传播的全媒体时代。全媒体的信息传播，实现对受众最为迅捷的全方位的，最具吸附力的传播效果。全媒体语境对文学的写作、传播、消费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而显著。从发生论的原本看，报告文学（Reportage）是一种新闻文学样式。“报告文学乃至通信文学的名称，是Reportage的译语。这，是从外国语Report而新造的术语，大概，在外国字典上还没有这个生字”；“这种文学形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3］由报告文学的文体定名，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它具有先在的新闻基因。报告文学是基于近代新闻传播而发生的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报纸是其时报告文学的基本载体，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报纸吸引读者的是它承载的最新而重要的新闻信息。原先过于简略的消息，已不能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这样一种既新闻也文学的新的写作方式就应运而生。从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其关键词是新闻。报告文学是新闻的衍生品，或者就是新闻的一种品类。 作为一种独特的新闻文学样式，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媒体方式以及特殊的媒体生态有着直接的链接。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媒体存在着更多的有限性和制约性，报告文学承担着独特而重要的新闻传播功能，报告文学文体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其特殊的新闻性“红利”。我们耳熟能详的报告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有时被指称为散文特写或新闻通讯，这正是报告文学新闻化的例证。其时的作品大多为“文学的”报告（新闻），中心词是新闻，取事关注新闻题材，篇幅多为快捷而成的短制。在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中国的“小皇帝”》《国殇》《伐木者，醒来！》等“问题报告文学”，与其说是报告文学的成功，倒不如说是新闻借报告文学的形式而代偿的特殊影响。新闻性奠定了这些作品的基本价值和功能。及至“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便捷化、多态化、即时性等，显著地改变着报告文学的写作和接受，报告文学原有的写作制式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先是有评论家发出极具刺激性的“恐龙已死”的预警，“有一种文体确实正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让我们确认‘恐龙已死’”［4］。此后，曾经发表过《哥德巴赫猜想》等重要作品的《人民文学》，弃现成的报告文学之名不用，开设“非虚构”专栏，“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5］。一时引发了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称名之争。 也许，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此。无论是预告报告文学消亡，还是干脆弃之不用，这都可以促使报告文学作家反躬自省，审察既成的写作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非虚构倡导者“希望”开拓的“更为宽阔的写作”之中，所包括的“个人”“微小”“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正是报告文学所缺失的。时代性是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因此自然需要报告现实的重大题材，相应地构建宏大叙事。这是现实存在和主流意识形态定制的一种具有某种合法性的规则。但如果只偏至国家叙述这一端，忽视现实生活的广阔、丰富和复杂，这并不符合客体世界的总体性真实，陷入一种“高大上”的窄化。与这种窄化不无关联的是基于宣传功能预设的某种新闻性叙事，此为既成的定势和定式。无论是题材的偏窄，还是叙事的模式化，既脱离了报告文学反映对象的实际，又搁置了在新的时代，新的媒体语境中，接受者对写实类作品的新需求、新期待。文体的某种固化，必然会导致它活力的弱化。这样，报告文学的转型，就不只是现实变化的客观使然，也是这一文体葆有内生动力的需要。 全媒体时代是文学纪实转向的时代。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人类创造的种种奇迹和现实存在的光怪陆离，超出过往人们的想象和虚构。全球化、信息化的便捷，将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性、传奇性，以实时的、全媒体的方式传输给受众，这些真实存在的故事和传奇，部分地替代了原先虚构的文学世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真实就不只是一种“原型的”真实，而且本身也构成一种“艺术的”真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说以往时代的读者还能基本满足这种虚构的真实的话，那也只能说以往的人们对真实性的要求首先在一种艺术性，而不在真实性。但是在今天，当现实本身充满了艺术化的虚幻感的时候，‘现实真实’本身便成为当代人对艺术性的一种追求和苛求。”［6］我当然不会认同虚构艺术已经终结，就像报告文学 “恐龙已死”一样，但可以切实感受到的是，纪实俨然成为现时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由此，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或是非虚构文学，就有了更大的书写空间和更多的读者需求。正因为这样，非虚构写作日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 这是当代文学需求侧这一方面所出现的一种大势。因此，从写实性文学，这里主要是指报告文学供给侧这一端看，需要提供更有质量、更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才能切合顺应这种大势。所谓“切合”，其中包含诸多议题，如果从文体内部来看，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如何在报告文学文体审美性建构中，凸显它自身独特的、优长的文本魅力。在全媒体时代，信息的发达使报告文学本来赖以立体的新闻性优势明显减弱。更多的时候，报告文学是在新闻结束之处、热点消隐之时，开始展现它的文体功能。与此相应，其文本的形态与内质等都发生着新变：比如从原先重视“初始的”新闻性到重视新闻背后的故事性、从重视当下叙事到注意开掘历史叙事、从强调宏大叙事到关注“小微叙事”；从重视新闻报告到强化故事叙说，以文学思维统摄报告文学写作，重视叙事本身的表现力；从单一的语言文字叙事到多媒体叙事（摄影、影视、图像等）、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微信公号等。 这些变化使报告文学能更开阔地拥抱多样多质的现实与历史，漫溢生活的四面八方；更重要的是它以与时俱进的方式，从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深度细分中，以文体新魅力的创造和增值，有效地吸附了读者的关注和社会的视听。报告文学正是在诸多变化转型中，激活了它内在的活力，开启了文体的新景。至此，如果不是虚无或偏激者，就不会再对这一文体存在的价值无言漠视。相反，我们能看到有论者能对报告文学作出这样的肯定：“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一家独大，优势明显，尤以总结成就、颂扬英模、反映新气象的作品增长较大，有的也确实产生了不小影响。”［7］我以为报告文学倒不必自得于“一家独大”之说，但可以乐见的是报告文学不再被歧视，具有了它应当有的文体地位。 二 题材转型——现实与历史的多向拓展 全媒体时代新闻多形态传播的强势，改变着既有的传播和接受的格局。不用说纸媒已没有了曾经的垄断性，就是电视媒体、广播媒体，也受到了网络媒体、移动智能手机终端等严重削弱。这样对原先相对依赖于新闻性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必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早先新闻媒体无法报道的一些材料，可以借道报告文学的形式推出，现在这种报告题材的初始性基本不再具有。原先报告文学写作比较多地倚重于题材的重大，现在由于多媒体对其多维度多形态的挖掘，使读者减弱了接受兴趣和期待。这些情况促使报告文学在题材摄取方面出现相应的变化。作者注意对写作题材从现实和历史两个端面作总体性的双向拓展，同时，在现实题材和历史书写两端又各自进行开疆拓土。在现实题材报告方面，既重视重大题材、时代杰出人物等的写作，如徐剑的《东方哈达》、何建明的《浦东史诗》、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等作品，分别记写青藏铁路建设、浦东开发开放、汶川大地震和袁隆平、南仁东等重大典型人物，其中有的作品以史诗之笔书写史诗性的伟大创造，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讲述展示中华力量、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故事，其时代新“史记”的价值不言而喻。与此同时，又不唯重、唯大是取，也关注有价值的日常生活题材的叙写，展现更具广泛性、典型性的基层大多数人的生存景象和精神世界，由此开拓报告文学的话语新空间。《人民文学》等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其积极意义在于顺应了报告文学存在语境的新变化，打破报告文学渐显僵化的写作模式，为报告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伦理和新的表达可能。如陈庆港的《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历经10年，跟踪调查采访对象，记叙的是中西部4省14家10年间虽有进展但依然艰难的日常生活状况，作者以社会学田野作业的方式和功夫，以小见大地反映现实中国另外的真实存在。 在题材向现实生活做多向拓展的同时，报告文学作者还致力于从历史的回溯中挖掘材料。通常认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意指着它应当再现行进中的当下现实。这样的理解大体上是得体的，但是又不够完整。这里我们需要对新闻的概念作一基本的规定。新闻是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有价值事实的报道。新近发生是指即时的或近时的新闻，而新近发现其关涉的时差具有很大的弹性，这也为报告文学的历史书写提供了逻辑依据。历史报告文学或者说史志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已经存在，主要是一些历史反思性的报告文学。其时，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春风开始解冻冰面下的历史，历史书写因其现实与历史的对话，主题关联着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 进入21世纪，历史非虚构写作数量激增。“鲁迅文学奖”是一个风向标，也是我们观察文学创作变化的一个有效视窗。2010年第5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初评入围22部（篇）作品中，有9部是历史题材作品。2014年第6届“鲁迅文学奖”参评报告文学奖的作品190多部（篇），历史题材的作品有60部（篇）。2018年第7届“鲁迅文学奖”参评报告文学的作品有230部（篇），其中《西长城》《围困长春》《守望初心》《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长征叙述史》《此岸，彼岸》《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大写西域》等为历史类题材作品，占比也比较大。这些作品对历史的涉面是多向的，有的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有的则是存留在历史皱褶里的微尘，但却是可以洞见社会巨大存在的化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首先是因为历史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魅力。现实是历史的流向，历史是现实的背景。读者的精神心理往往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之中。其次是全媒体更多关注当下发生的五光十色的新闻，而对沉寂的具有某种弱新闻性的历史题材关注度相对较低。正是在这里，丰富的沉入时间地平线以下的人与事等，成为报告文学不竭的写作资源库藏。 关于报告文学历史书写的可能性，学界和评论界存有质疑。“‘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极难或几乎不可能实现‘非虚构’的叙述要求。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特别是场面或细节的描写，在完全失去了采访当事人的情况下，要实现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具体生动的‘非虚构’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8］持论者提出的问题在性质上又回到了“报告”与“文学”能否一体相生的本源。对此，大量得到读者和专业读者认可的作品已经作出了回答。这里的关键点之一是有一些历史写作无法采访当事人，如何达成“报告文学”？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事实上，有不少史志类作品很明显存在着“穿越”和“演义”，与非虚构的原则相去甚远。但这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能采访到当事人，当然更能达成写作的真实性，但这也并不能保证充分的真实性。真实性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报告文学的写作是一种需要作者诚实的写作，在主观上不能故意虚构。历史写作在实现非虚构方面更具难度，这就需要作者更多地采用田野调查、知识考古、文献研读等方式，逼近写作对象，尽可能历史地还原历史存在本身，不能因为片面求取文学性而伤害其根本的历史性。我们也不能依据普适的文学性标准，来要求报告文学，尤其是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只要遵循其写作的基本伦理，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富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