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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墓志所记唐代石刻艺术家的资料 墓志首先记述了邵建和的刻石成就：“艺高出众，生贵遇时。当敬文之际，郊天祀地，旌善纪功，今少师河东柳公公权伟夫，朝廷重德，文翰高名，凡景钟之銘，丰碑之烈，至于缁黄追述，中外奏记，但树金石者，悉俾刊刻，无处无之。由是声价弥高，劳绩兼著矣。” 流传至今的邵建和参与刻石的作品有： 《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碑，令狐楚撰文，柳公权书，邵建和刊刻，开成元年(836)； 《苻璘碑》，李宗闵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镌字，开成三年(838)； 《玄秘塔碑》，柳公权书，邵建和并其弟邵建初刻，会昌元年(841)； 《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裴休撰文，柳公权书，邵建和镌字，会昌四年(844)； 另有《九疑山赋》拓本，一说是唐文宗太和二年(828)李郃撰文，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柳公权书写，邵建和镌刻，被称为歌颂九疑山舜帝陵的“三绝”(14)。 以上作品都由柳公权书写，这与墓志的记录一致：“今少师河东柳公公权伟夫，朝廷重德，文翰高名，凡景钟之銘，丰碑之烈，至于缁黄追述，中外奏记，但树金石者，悉俾刊刻，无处无之。”应该说，出土文献的记录与传世文献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邵建和的弟弟邵建初也是中书省玉册官，据曾毅公、程章灿等的统计，有记录的邵建初刻石作品有九件，加上他们兄弟合刻的《玄秘塔碑》，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只不过现存作品似乎可以看出，邵建和主要与柳公权合作，目前提及的他的主要刻石作品都是柳公权所书。而邵建初的作品则无此限制，各种身份的人所托，各类内容的都有。 除了对邵建和兄弟在刻石艺术史上的成就进行评价外，墓志铭还提及：“自唐来则有朱静藏、史华、徐思忠、卫灵鹤、郑振、陈英、常无怨、杨暄等，皆异代同妙也。”这实际是一个简略的从初唐到邵建和时代石刻名家排行谱，现依照志中所列的顺序简单注释，对前人研究中已经提及的，也略做说明。其中曾毅公《石刻考工录》所录用*号标注，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所录用◎号标注。 1.朱静藏 咸亨三年(672)刻怀仁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此碑为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行书，三十行，行八十五、八十六字不等。额刻七佛像。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后移西安碑林。今藏陕西历史博物馆。(15) 2.史华* 天宝十一载(752)刻《多宝塔感应碑》，此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唐岑勋撰文，颜真卿楷书，徐浩隶书题额，史华镌刻。唐天宝十一载(752)四月立。碑高7尺9寸，宽4尺2寸。34行，行66字。原在唐长安安定坊千福寺，宋代移西安碑林，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为国宝级文物。曾毅公《石刻考工录·自序》认为“史华就是颜的侍从之一”(16)，不知所据何出？ 3.徐思忠*◎ 开元九年(721)刻《兴福寺半截碑》，唐代僧大雅等集晋王羲之行书所成，立于长安。此碑又名《兴福寺残碑》、《吴文碑》，因碑仅存下半截，故又名《兴福寺半截碑》，“林郎直作监徐思忠等刻字”。计三十五行，每行二十三、四、五字不等，中空三行，原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清代杨宾谓唐代集王书者有十八家，推《圣教》为第一，《兴福寺》仅次于《圣教》。字行流畅，摹刻精良，是研究王羲之书法的重要原碑刻。此碑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西安，《墨林快事》谓：“集人大雅乃兴福寺僧，故世谓之《兴福帖》，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是以书家重之。”(17)旧拓本第二十行“四序”之“四”字完好，八行“断裁”之“断”字“斤”部未损，民国时期的文明书局、日本博文堂、艺苑真堂社、二玄社及日本《书苑》均曾影印出版。 4.卫灵鹤*◎ 开元二十年(732)刻《唐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此志由张九龄撰文，梁升卿书写，卫灵鹤镌刻。 盛唐名臣张说去世之后，由唐玄宗为其撰碑文，书法家梁升卿为其书写，著名刻工卫灵鹤为其刻石。卫灵鹤时任鄜州三川县丞，三川县在今陕西富县，而张说墓在东都洛阳附近，由此可见，卫灵鹤是被远聘去给张说墓刻碑志的。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刻《金仙长公主志石铭》。此碑志盖齐全，徐峤奉敕撰，玉真公主书，卫灵鹤检校镌勒并篆额，志文楷书，三十三行，行三十二字，志盖篆书“大唐古(故)金仙长公主志石之铭”十二字，四行，行三字。周边刻四神像及蔓草花纹。原石现藏于陕西省蒲城县博物馆。 又，开元十三年(725)刻工卫鹤等刻《伯夷叔齐碑》，署名原作“卫鹤”，一般认为当为“卫灵鹤”之省称。(18) 5.郑振 笔者目力所见的研究尚未提及郑振的石刻作品。 6.陈英◎ 开元十五年(727)，陆尚宾隶书《杨孝恭碑》，由朱曜乘、陈英等刻石。 7.常无怨 笔者目力所见的研究尚未提及常无怨的石刻作品。 8.杨暄 笔者目力所见的研究尚未提及杨暄的石刻作品。程章灿据《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录出刻《何德墓志》的杨萱或为另外一人(19)。 墓志还提及本墓志铭的文作者和书法作者：“乡贡进士王南薰述、翰林待诏朝议郎守率更寺丞上柱国董景仁书。”关于王南熏，已知《沧州节度使荆公(从皋)墓志铭并序》由王南薰述并书兼篆盖文，强颖刻字。当时王南熏为平凉县令(20)。还有新发现的《罗州玠墓志》也署名由乡贡进士王南薰述并书兼篆盖(21)。董景仁在唐宣宗时曾任翰林书待诏，《唐故庆王墓志铭并序》署名“翰林待诏朝议郎守率更寺丞上柱国臣董景仁奉敕书”(22)，《唐华严寺杜顺和尚行记》也署名“朝议郎试左武卫长史上柱国董景仁书”(23)。此外，《宝刻丛编》卷八还提及董景仁书有《唐宣宗女齐国恭怀公主碑》、《唐内侍杨公碑》等(24)。 由上可见，《邵建和墓志铭》叙述了墓主邵建和以及其弟邵建初的刻石技艺及成就，此外还提及从初唐到中唐的八位刻石名家，再加上本志的撰文作者、书写者名讳，应该是已出唐代墓志中保留刻石技艺和石刻名家信息最集中最丰富的文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结论 新发现的《邵建和墓志铭》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石刻艺术家邵建和及其家族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细化并深化对唐代刻工及石刻艺术家群体的了解。新出史料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首先，墓主邵建和的卒年及年龄有确切的记录，可以补史之不足。 其次，对墓主的卒葬地的记录清晰准确。 第三，对邵建和家族和醴泉邵氏世系有一个简明的勾勒。 第四，对唐代石刻艺术名家的简要罗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初唐到中晚唐石刻刻工的简单谱系。但有趣的是，对初唐以来的刻石名家多所提及，唯对同时代的天水强氏家族则不着一字。 第五，唐代是中古家族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世胄阀阅类家族逐渐式微，但寒庶技艺类家族的社会地位有了长足的发展。以石刻刻工行业而言，邵建和墓志铭述及的邵建和、邵建初兄弟，以及子侄辈的邵宗异等，此外还有天水强氏家族的强琼、强琮、强演、强审、强颖等，均可以成为支撑此观点的一个有力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