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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大西洋”:用文学拉近两国距离 赵玮婷:2007年,波兰格但斯克大学授予您荣誉博士学位,这是波兰高校授予中国人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学位。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您的心情? 易丽君:波兰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先得提名、论证,然后组成评审委员会,由校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再由校长、提名单位负责人和提名发起人一起签署授奖证书。最后由校长安排授奖日期,向国内外有关人士发出出席授奖典礼的邀请。当时北外校长和副校长因为迎接“211工程”验收不能前往,于是就决定由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赵刚和波兰语教研室主任李怡楠代表学校参加典礼,费用全部由波方负责。我们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女也从美国飞到了波兰。仪式是按波兰传统方式进行的。格大的校长、副校长,教授和学生代表都穿上了大礼服。波兰总统、议长、总理、大主教都发来了贺信。中国驻格但斯克总领事也致了辞,还有合唱团的表演。酒会上,很多老朋友都到了。我们一家人也特别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格大还专门为这件事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由格大的教授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参加,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得相当深入,有些情况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参加研讨会的有100来人,不只是格大的专家,别的学校的也来了。后来格大还把会议发言集结成书,扉页选用了一张我的照片,下方用中波双语写着“出于其类,拔乎其萃”。 赵玮婷:波兰方面给您颁了不少奖,比如您先后两次获“波兰文化功勋奖章”,波兰总统授予您“波兰共和国骑士十字勋章”“波兰共和国军官十字勋章”,波兰外交部为您颁发“介绍波兰杰出贡献奖”等。对您来说意义最大的是哪一座呢? 易丽君:2012年波兰图书协会颁给我的“穿越大西洋”翻译大奖。这是波兰文学翻译界的最高奖项,旨在表彰该年度为波兰文学在世界范围的推广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赵玮婷:您翻译了那么多波兰当代作家的作品,和他们都见过面吗? 易丽君:见过不少。进入21世纪后这十几年,中国和波兰的文化交流特别多,我们去的多,他们来的也多,所以和他们的作家交流很频繁。比如2005年我去克拉科夫参加第一届波兰文学翻译家大会,那一次见到了鲁热维奇(1921—2014)、希姆博尔斯卡(1923—2012)和托卡尔丘克。我和他们聊天,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作为译者对他们帮助很大,认为中国的读者群巨大,我给他们在中国扬名了。很多文学作品能在国外得到很高的评价,和译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能找到我这么一个合适的译者,这些作家都感到很开心。我很早以前就翻译了鲁热维奇的中篇小说《我的女儿》(1966),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后来《世界文学》的编辑杨乐云让我动员鲁热维奇写写《我的女儿》的创作背景,题目叫《迷惘》,后来也由我翻译,并在《世界文学》上发表。 第二届波兰文学翻译家大会于2005年在克拉科夫举行,那一次我就认识了西里西亚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慕尔德·楚达克和尤兰塔·坦博尔夫妇。他俩领着我们到处转,还参观了波兰的边境小城切申。我记得我们参观了一个城堡,里面有一个博物馆,展出有十字军骑士的整套武器、铠甲。他们知道我翻译了显克维奇的《十字军骑士》(1900),所以特别介绍这就是里面的兵器,让我亲眼看看书里面的兵器长什么样。 赵玮婷:您和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后来还见过吗? 易丽君:见过。有一年中国作协把她邀请到中国来,在北京给北外的学生作了报告。她到我家做客的时候,聊着聊着发现,她和我女儿是同一年(1962)出生的。她就说:“那我也是您的女儿了。”不过她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喜欢和人打交道。她和我说她并不喜欢大城市,所以常年住在乡下。她是一个思想非常单纯的人,更喜欢和大自然打交道。通过和她聊天,我觉得她的文学是一种“寻根文学”,要寻找波兰民族之根。她把波兰历史上的很多东西神话化了,她写的是梦,是神话,但其实写的都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2003年大块文化在法兰克福的书展上买了《太古和其他的时间》(1996)的版权,有人说你们去找易丽君翻。当时我已经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10年的波兰文学翻译作品。 翻译的精神:忠实且传神 赵玮婷:您翻译过这么多波兰文学作品,哪一部译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易丽君:我觉得译得最舒服的是伊瓦什凯维奇(1894—1980)的《名望与光荣》(1956),我和作者文风相近,所以比较默契。我和我的同学裴远颖合作得特别开心。伊瓦什凯维奇还有一篇散文叫《夜宿山中》(1958),我特别喜欢,翻的时候也很费劲,是很短的文章,很短,可就是好。它纯粹就讲山中的寂静,静得你都听得到那“静”的声音,这想象力可见一斑。我和一个波兰学生合作翻译了整整一个星期,一个词一个词地抠。翻出来以后杨乐云也特别喜欢,说这个“静”怎么写得这么漂亮,真是没见过! 赵玮婷:有一句话说做文学翻译是“戴着镣铐跳舞”。您怎么看? 易丽君:文学翻译跟写作是大不一样的,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不自由的。有的时候译者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语言的限制、环境的限制、历史的限制。但是你不能主动背叛原著。所以,我主张从波兰语直译,因为从别的语言转译时难免会失去一些韵味,甚至出现理解上的错误。 其实,忠实和传神并不矛盾。你真正忠于作家,真理解的话,就一定能用汉语表达出来。如果不能,那可能是译者母语水平不高、文化修养不高。因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词语转换,它背后有一个大的文化背景。所谓忠实不是一个字对一个字,不是查字典,而是要吃透精神,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 赵玮婷:作为波兰文学翻译的元老,能否谈谈波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史? 易丽君:波兰文学在新中国的译介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因为大家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翻的东西主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比如建筑工地上工人的故事。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起来了的时候。从80年代开始,林洪亮、张振辉和我三个人开始翻。我记得当时《名望与光荣》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部书,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书店里头都卖光了。短篇小说最有名的就是伊瓦什凯维奇(1894—1980)的《草莓》(1928)了。我以前有学生来考北外,就是冲着《草莓》来的。它那么受欢迎,是我完全没想到的,因为《草莓》还是我在波兰念书时翻的。后来我又翻了显克维奇的“三部曲”。80年代对波兰文学的译介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潮。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现在,将近20年,在中国出的波兰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波兰20世纪的大诗人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大量被翻译,除此之外,花城出版社引进了赫贝特的三本散文集。值得一提的还有拥有世界声誉的科幻作家莱姆(1921—2006)的科幻心理小说《索拉里斯星》(1961)也被译介过来。包括刚刚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的作品。从数量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确是波兰文学译介的又一个高潮。但我觉得现在的阅读环境不如20世纪80年代。 赵玮婷:波兰文学为何如此打动中国读者? 易丽君:波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幽愤文学”,我们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波兰人和我们一样,有很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尊感。波兰人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优秀民族,不能忍受被任何人压迫,二战时波兰从来没有投降过,而是抗战到底。 有人说“翻译小语种文学就像是坐在摩天大楼里吃炸酱面”,我不同意。波兰文学不是廉价的炸酱面,而是真正的美味佳肴,是可以和任何文学盛宴平起平坐的。 赵玮婷:您和袁老师在翻译上的合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易丽君:从显克维奇“三部曲”开始的。一是他的字写得好,可以给我抄稿,以前没有电脑,都是手抄译稿;二是他汉语好,从小就读古书。现在他退休了,有更多时间参与文学翻译——实际上他退休以后就转到文学上来了,因为原子能研究所的活不能在家里做。 赵玮婷:您和袁老师会经常回忆起在波兰上大学的事吗? 易丽君:我们经常说起,后来有机会也一起回过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暑假在格但斯克休息,旁边有一个叫奥利瓦的小城,那里有一条叫“情人路”的林荫道,我和袁老师并排在路上散步,那段时光无忧无虑,特别美好。 (本文为201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自主选题“早期留学东欧国家人员口述史”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