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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丽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4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54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到波兰华沙大学文学系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苏联东欧部任编辑、记者,1962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欧语系(今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任教至今。 易丽君教授长期从事波兰语教学、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著有《波兰文学》《波兰战后文学史》等,译著有亚当·密茨凯维奇诗剧《先人祭》、史诗《塔杜施先生》(合译),亨·显克维奇的“历史三部曲”(即长篇历史小说《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十字军骑士》(上下,合译),维·贡布罗维奇《费尔迪杜凯》(合译),奥·托卡尔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合译)等数十部。2012年,她获得波兰文学翻译最高奖——“穿越大西洋”翻译大奖,2018年获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1962— )。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光又一次照亮了波兰,使人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到波兰文学。同时引起大众关注的,还有这位女作家的中文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资深波兰文学翻译家易丽君。 早在2003年,易丽君教授就从波兰文原文翻译了托卡尔丘克的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1996)、《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1998),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后于2017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再版。易丽君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就曾用笔名“韩逸”发表了许多广受欢迎的译作,她所翻译的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的诗剧《先人祭》(1822)是“文革”后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开启了中国读者争相阅读外国文学的热潮,被何其芳称为“一只报春的燕子”。近日,笔者有幸拜访了易丽君教授,就早年的留学经历、波兰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波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等话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难忘求学路:从武汉大学到华沙大学 赵玮婷:您是新中国最早公派去波兰学习的留学生之一,从事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长达60余年,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大量波兰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令我们深感敬佩。那么,您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如何与波兰结缘的呢? 易丽君:还是从我的童年谈起吧。我的家庭算是农村知识分子家庭,10岁以前我都住在乡下。我祖父是留日学生,是搞技术的,父亲是中学老师。小的时候爷爷非常宠我,他主张的教育方式是让小孩自由发展,家长不要指手画脚管得太严,所以我的家庭环境比较宽松。10岁以后我就到武汉念书了,中学和大学都在武汉念的。我是1953年考的大学。对于我们武汉的学生来说,最理想的大学就是武汉大学。她确实很美,校园里湖光山色,一边是东湖,一边是珞珈山,一到樱花季节就更美了。我高考第一志愿填的就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一开始我爸爸不希望我学文学,他的看法是女孩子学文,将来工作不能独立,要成为别人的秘书,他认为女孩子当秘书不是一个好出路。但既然我考上了,他也不好再反对。 在武大念了一年,国家就在学校选拔去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我们班被选上的有包括我在内的六个人。他们五个人都特别高兴,我当时还小,母亲不希望我离家太远,所以还在犹豫到底去不去。老师说,出国留学是好事,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于是我才下了决心。 赵玮婷:您被派到波兰留学之前对这个国家了解吗?知道这个国家吗? 易丽君:知道。当时人民民主国家里头,苏联是老大,波兰老二。另外我还“认识”波兰几个名人:密茨凯维奇、肖邦(1810—1849)、哥白尼(1473—1543)。所以波兰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大概是1954年8月22日前后,我们出发到波兰留学。不过到了波兰后,对华沙大学感到有些失望,觉得它比起武汉大学小太多。同学劝我别因为学校小就否定它。其实,我看到的校园只是华大的一个校区,是校本部,主要是校长办公楼、文学系、历史系和汉学系,别的系都不在那儿。当时我们家老头(袁汉镕)在华大物理系,就在华沙科学文化宫里上课。我、艾青、裴远颖(中国驻波兰前大使)、张振辉和林洪亮(二人皆为波兰文学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则分到了华大文学系。 赵玮婷:在华大文学系的学习顺利吗? 易丽君:开始学习以后,我就越学越来劲。但是文学系淘汰率相当高,最开始有90人,到最后只有十几人顺利毕业。第一年的学习真的很艰苦,我被逼着读了许多波兰文原著。我还记得那时为了考试,曾没日没夜地读显克维奇(1846—1916)的“三部曲”,一共有260多万字。那时候学业特别重,一年级的第一天,老师就开了一个100多本书的书单,并告诉我们,以后考试内容就从里面出,100多本全在考试范围内。 大学5年我们像是在岩洞里度过。应该说,那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5年。当时的学习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仅课下读得多,上课老师还讲得好。有一个老师讲课特别棒,给我们上了三年的课,从来没有带过讲义,上课时手上就拿着几张小纸片,上面写着提纲。她会先讲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特点,然后告诉我们这个时期都有哪些重要的作家,最后列举其重要作品,一本一本地分析,非常详细。最后到了要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会有小班的论文研讨课,一个班只有八个学生,里面七个是波兰人,就我一个中国人。 赵玮婷:波兰同学对您照顾吗? 易丽君:我觉得我们都是平等的,无所谓照顾不照顾,他们考试前还抄我的笔记呢,因为我做的笔记更详细。上大课的时候主要是老师讲,上研讨课的时候主要是互相讨论,是比较自由的。我记得有一次讨论鲍·普鲁斯(1847—1912)的长篇小说《玩偶》(1890)里的男主人公,我说这个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个暴发户,是反面形象。但是波兰人认为他是正面形象,他的一切东西都是自己通过努力争取到的。 赵玮婷:在波兰学业很重,那生活条件怎么样? 易丽君:我们的宿舍在华沙近郊的友谊村。这是当时建科学文化宫的那批苏联人给自己盖的房子,他们撤走后,这些房子就给学校做宿舍了。房子很漂亮,一幢一幢像童话里的彩色木头房。宿舍条件也不错,一个房间住三人,我记得房间里的红漆木地板特别漂亮。 从宿舍到学校,每天要坐一个钟头公共汽车。由于学业压力太大,我们平时的业余生活很少,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偶尔会出去听歌剧、上戏院,比如去看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 那时候经常有中国领导人来访问,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都来过,他们都会和留学生见面。我记得朱老总像个老爷爷,他说,同学们在外面学习不容易,远离家庭远离父母也很辛苦,你们要注意身体。这是朱老总的口气。周总理讲的就是国家派你们出来,国家有国家的计划,你们有你们的使命,你们每个人都应该考虑自己肩头上担负的使命,就知道该怎么学习、怎么工作、怎么表现。周总理的讲话让我们觉得压在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 赵玮婷:国家对你们有着很高的期望。 易丽君:是的。总理说培养一个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30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产出。总理每次都鞭策我们,并告诉我们,国家希望我们留学生回国能够为外交服务,或者从国外学习先进知识,回来为国家服务。我们家老头在波兰跟着一位搞原子物理的教授学习,回国以后他就从事核物理方面的工作。 赵玮婷:从华沙大学毕业以后,您回国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易丽君:在电台当过记者,在苏联东欧部。每天要背着20多斤的录音箱去采访。我采访了好多名人,有艺术家、科学家,现在也记不清都有谁了。 赵玮婷:是做给波兰人听的节目吗? 易丽君:没有波兰语,统一都是俄语,我当记者当了两年,从1960—1962年。后来中央搞了一个政策,说很多留学生回来“学非所用”,要重新分配。这个问题就涉及我当时的工作调整,问我愿意上哪儿,当时还有社科院可以选,我说社科院我不去,已经有两个同学了,张振辉和林洪亮在那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当时北外有波兰语专业,我就到了北外。就是现在的办公室,都没动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