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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祭》:一只报春的燕子 赵玮婷: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翻译波兰文学作品的? 易丽君:我们在波兰留学的时候,五个同学(裴远颖、林洪亮、张振辉、艾青和我)在华沙大学办了自己的刊物,在上面写诗、译诗,也翻译其他文学作品。那本刊物叫《星火》。我们五个人是真正的文学青年,都热爱文学、发奋念书,都想弄出点名堂来。 但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起步的。就是五七干校的时候,学校停办了,大家都参加劳动。我们到了湖北沙洋,每天要干农活、挑砖,农村的生活条件又特别艰苦,但是晚上我还要搞翻译。因为这不是学校给的任务,属于干私活,所以得保密,我就找了一间晚上经常没人的小棚屋,躲在那儿悄悄地干。就在一个破房子里,点一个煤油灯。《先人祭》就是那时候翻出来的。这是我翻译的第一部波兰文学作品。 赵玮婷:翻译《先人祭》有什么缘由吗? 易丽君:诗剧《先人祭》是波兰19世纪伟大诗人密茨凯维奇的传世名作,讲的是沙俄残酷镇压波兰爱国青年的故事。1968年1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先人祭》,轰动了整个华沙,场场座无虚席。演出时观众也和演员一起朗诵剧中的诗篇,台上台下相互呼应,群情激奋,反苏的情绪很强烈。演出期间苏联大使很生气,就中途退席了。不久《先人祭》就遭到了禁演。这一来华沙大学的学生就发起了示威游行。华沙大学的号召力还是非常大的,最后闹成了很大的政治事件。 一部戏剧竟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把整个波兰社会都调动起来。在我国有关部门举行的一次外交官工作会议上,周总理问有谁读过这本书,结果无人应答。总理就说,这样的书应该翻译成中文。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叶明珍是我的邻居,她找到我,说主管外国文学出版的孙绳武托她来问我能不能翻译《先人祭》。我当时既高兴又担心。要是能把《先人祭》翻成中文,而且又是周总理提出要译的,在波兰的学习也就不算白学了。但是我又怕自己能力有限,翻译不好。叶明珍说,翻译这部作品确实很有意义,但是没有稿费,又有一定风险,你们要考虑清楚。我正在犹豫之时,我们家老头就说:你没有把握译好,也没谁更有把握译好。你在北外教书,有机会向波兰专家请教。没有稿费是无关紧要的。风险嘛,将来可以起个笔名。最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署名是用的“韩逸”这个笔名(“韩”和“袁汉镕”的“汉”谐音,“逸”和“易丽君”的“逸”谐音)。 赵玮婷:《先人祭》的翻译就是在湖北沙洋完成的吗? 易丽君:在那儿完成了初稿。回北京后就利用空闲时间补充完善,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1973年有个国内贸易代表团到波兰波兹南参加博览会,我去当翻译,于是开完会我在华沙留了几天,找我以前的导师萨罗尼教授请教,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我回到北京又作了修改,然后把稿子让我老头又校了一遍,他最后誊抄了一遍,他的字写得比我好。这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何其芳读了以后说,这真是一只报春的燕子! 赵玮婷: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又继续正常教学工作了吧?那时候用的什么教材? 易丽君:我们自己编的。我编的主要是文学教材,那时候教材还是油印的,很简陋。 赵玮婷:后来您还去波兰进修过吗? 易丽君:1984—1985年我在华沙大学待过两年。本来是波兰文化部邀请我去做三个月的访学,后来就说延长到一年,再后来华沙大学又让我再留一年。因为他们正好要换一个中国老师,以前的老师是学俄语的,给学生上课要转一道语言,而我可以直接用波兰语给学生解释词语。在华沙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在波兰作协图书馆抄了很多笔记,《波兰战后文学史》就是在那里写成的。那时候北外的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以及主管科研的何其莘副校长,都特别支持我。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就出了这个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