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校勘的理念与方法，基本从古典文献学延伸而来，以确立一个最接近作者原本的定本或善本为目标，校勘对象则以文字内容为主。通过对鲁迅“随感录”北新书局《热风》本和《新青年》刊本之间七处异文的校读，以及对《热风》在北新书局出版过程的考订，本文展示了印刷文化如何深刻参与了现代文本的书写，并对现代文本的校勘方法与目标提出了新的看法，主张在排比文字内容之外，将文本呈现为印刷书的物质形态与印刷样式也纳入考察视野。将传统校勘学与印刷的文化史研究相结合，将文本校勘视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或可为中国现代文本文献学开辟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地。 关 键 词：“随感录”/北新书局/《热风》/现代文本校勘/书籍史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留金发[2016]3035号)资助 作者简介：张丽华，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校勘问题，近年不断被学者提上日程。与传统文本的生产和流传方式不同，现代文学作品在结集出版之前，多曾在报刊发表。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又不仅只是在书房里撰写抽象的作品，他们经常亲身参与到书籍的生产过程中，共同制造出封面、插图、页边距等热内特意义上的“类文本”(Paratext)；此外，现代作家的作品往往还保存有大量出版前文件，如作者手稿、誊正稿和校样等。在整理现代作家文集或全集的过程中，如何选定底本，如何处理单行本与报刊本、印刷本与作者手稿以及底本与各种变本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文学的文本校勘要面对的新问题。 与欧美20世纪校勘学(Textural Criticism)针对现代文本所进行的方法论省察与反思相比①，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校勘尚无独立的方法论，其理念和方法基本从古籍校勘延伸而来，以确立一个最接近作者原本的定本或善本为目标，而校勘对象以校订文字内容为主。在整理作家生前出版的集子时，目前主流的做法是将初版本选作校勘底本，将报刊原刊本(下文简称“原刊本”)和作者手稿等一并视为“出版前文本”，用于参校；而在异文的取舍上，只要没有明显讹误，初版本通常被认为比原刊本更具权威——二者之间的异文，一般被理解为结集过程中作者的修订。然而，从原刊本到初版本的异文，是否可以不加甄别地视为作者的修订?在上述主流做法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种习焉而不察的将初版本等同于作者原本(乃至作者意图)的“古典”迷思?笔者在校读鲁迅“随感录”的《新青年》刊本与北新书局《热风》本之间的异文时，对目前学界广泛存在的这种“初版本迷信”产生了疑问，并感到有必要突破传统校勘学的理念，对现代文本校勘的方法和目标，进行一些新的思考。 《热风》是鲁迅第一部杂感集，1925年11月由北新书局初版发行②。此书收录了鲁迅1918至1924年在《新青年》《晨报副刊》所发表的短文41篇，其中，在《新青年》“随感录”栏目中发表的27篇短评③，全部收入，是厘清鲁迅杂感文源头和考察他这一时期思想的重要文献。笔者在阅读“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时，发现《鲁迅全集》本与《新青年》刊本之间，在文字上有不少差异，这些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对这篇作品意义的阐释④。好奇之下，遂以《新青年》刊本为底本，对勘了《热风》所收全部27篇“随感录”，发现《鲁迅全集》本出现异文的篇目不在少数。孙用先生的《〈鲁迅全集〉校读记》(1982)曾仔细列出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本与原刊本之间的文字异同，然而，由于孙先生并未勘清从原刊本到《鲁迅全集》本的文本流传序列，《校读记》只能校其异同，却无从定其是非。 在校读异文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鲁迅“随感录”“全集”本与《新青年》刊本之间的大部分异文，实因北新书局初版的《热风》本(下文简称“北新本”)而起；而北新本中几处较大的异文，又与《新青年》刊本的印刷形式密切相关，疑似因抄写或排版串行产生的脱文。这引起笔者的一个大胆猜测，即北新书局在编辑和排印《热风》时，27篇“随感录”的底本并非鲁迅的原始手稿或是经他认可的誊正稿，而是直接来自《新青年》刊本(通过剪报或是他人抄写)；二者之间的大部分异文，也很可能并非出自作者在编集时的修订，而是源于出版印刷环节的讹误。如若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在鲁迅“随感录”的校勘过程中，北新本在文字上的可靠性以及作为底本的权威性，便需大打折扣；而目前学界广泛存在的初版本迷信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也要得到审慎的省察与反思。 为行文方便，兹先将“随感录”北新本的疑似脱文列出，再举以内外证据加以论述，最后再对由此引出的关于现代文本校勘问题的思考，略作阐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 “随感录”北新本的疑似脱文 将《热风》所收27篇“随感录”的北新本与《新青年》刊本进行对校，其中有七处异文值得注意，它们疑似是因抄书或排印所产生的脱文： 1.随感录《三十三》：“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敬畏绝”下 脱“矣(。)敬畏绝”四字。 2.随感录《四十一》：“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现在”下 脱“受了外来的影响(，)形式上难于办到(。)社会上虽然深恶痛绝(，)却未必对面现出战士(，)迎头杀来(；)不过几支暗箭(，)连声冷笑(，)掷几粒石子(，)送”五十二字；“却不过是”为原刊所无。 3.随感录《四十八》：“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的时候”，“活着”下 脱“(；)活着”二字。 4.随感录《五十三》：“但他们既然自称美术家，即使幼稚，也可以希望长成”，“美术家”下 脱“总该有多少美术气(，)”八字。 5.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列宁不消说是过激主义哩”，“哩”原刊作“了”，下 脱“(，)然而我们这中国的残杀淫掠(，)究竟是根据着什么主义呢(?)”二十三字。 6.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笑着跳着，”下 脱“从死里向前进(。)许多人们灭亡了(，)生命仍然笑着跳着(，)”二十一字。 7.同上：“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不算什么；”下 脱“一村一镇的人都死了(，)在一府一省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二十三字。⑤ 以上七例异文，除例2之外，其余皆可归入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所说的“因同字而脱字例”，其共同特点是“所脱末一二字多与上文同”。对于古书的这种脱文现象，陈垣解释如下：“因钞书之人，目营手连，未必顾及上下文理，一时错觉，即易将本行或次行同样之字句，误认为已经钞过，接续前钞，遂至脱漏数字数行而不知。”⑥ 例2比较特殊，但若将《新青年》的印刷样式考虑进来，则一目了然：其中脱去的52字，在《新青年》的印刷版式中正好是一行的内容。《新青年》“随感录”栏目自6卷5号之后排版方式发生了变化：此前是直行到底，每行52字；此后则分上下两栏排版，每行52字。例2的“随感录”《四十一》刊《新青年》6卷1号；而例5、6、7的“随感录”《“来了”》《生命的路》分别刊于6卷5号和6卷6号，这三处疑似脱文，既符合陈垣所归纳的“因同字而脱字例”，同时也恰好是《新青年》“随感录”栏目改版后一行的印刷内容。 现存的鲁迅手稿中，并没有北新书局排印《热风》的直接底稿，要寻找上述疑似脱文的直接证据，十分困难。不过，鲁迅手稿中有一篇《新青年》“随感录”的未刊稿⑦，用的是“新青年原稿用纸”，稿纸为直行绿格，每行40字，每页16行，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例，即以上所列“随感录”北新本的七处异文，尤其是2、5、6、7四例疑似整行脱漏，和鲁迅的原始手稿关系不大，而和《新青年》的印刷样式关系更为密切。根据这篇未刊“随感录”的稿纸形态以及2、5、6、7四例异文的文本形式，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北新书局在排印《热风》时，鲁迅“随感录”的底本，乃是直接来自《新青年》刊本，而非鲁迅自己的原始手稿或修订稿。 鲁迅在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时，以报刊原刊本为底本，并不鲜见。在《热风》之后不久出版的杂文集《坟》，收入了鲁迅1907至1925年所作的论文23篇，在《题记》中，鲁迅便坦言，这些文章乃是由朋友们从报刊中代为搜集、抄写和校印的⑧。鲁迅手稿研究专家朱正曾指出，在将报刊文章结集出版时，鲁迅在誊正的“清稿”上很少作较大的改动⑨；王世家在校阅鲁迅《集外集拾遗》的誊抄稿时也提到，“鲁迅自抄的文稿，有字词、标点的改动，但绝无整句增删或重新撰写的情况”⑩。此外，众所周知，鲁迅对书籍出版极为用心，从封面设计、字体、页边距的设定，到校对，皆常亲力亲为，而北新书局又是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新文学出版机构。那么，何以上述“随感录”的北新本与《新青年》刊本之间，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异文呢?这些异文究竟是鲁迅在出版过程中的修订和校改，还是“钞书之人”的脱漏或是排版工人的误植? 上述七例异文中的1、3，根据句子文理即可断定并非鲁迅的修订，因北新本的文字直接造成了句子的不通。此外，对于2、4，鲁歌已作出校勘。他根据鲁迅作品的上下文，认为北新本的异文造成了上下文失却照应：如例2的“随感录”《四十一》下文依次出现了“冷笑”“暗箭”和“石子”等词汇，它们照应的正是北新本脱去的52字的内容，例4中的“总该有多少美术气”，也是为了照应上文“很望中国有新兴美术出现”；由此，他推断这两处异文“并不是由于鲁迅的删除，而是由排字工人排漏造成的”(11)。虽然鲁歌没有提供关于“排字工人”的外部证据，但根据鲁迅作品上下文的推断，亦合情合理。 遗憾的是，《鲁迅全集》并没有系统吸收包括鲁歌在内的学者们已有的校勘成果。对于上述异文，1956年之前的各版《鲁迅全集》，皆沿用了北新本的文字；1956至1958年版《鲁迅全集》，1、3两例据《新青年》刊本进行了校改，其余5例皆从北新本；1973年、1981年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则基本“萧规曹随”，正文处理方式皆与1956至1958年版相同，2005年新版对2、5、7的《新青年》刊本异文作了校注，但对于4、6则既未改订，亦无校注。 考虑到《鲁迅全集》这一校勘状况，我们有必要从上述疑似脱文出发，追踪《热风》在北新书局的出版过程及其产生异文的可能环节，以便在重建鲁迅作品的过程中，对异文的取舍提供综合的判断。 二 北新书局与《热风》的编辑出版 北新书局是一家与鲁迅渊源颇深的出版机构，鲁迅在此共出版了24种著译作品，占了其生前出版作品的绝大部分。据书局创始人李小峰的妻子蔡漱六回忆，1925年3月15日，北新书局以“立帐册”为标志正式开张(12)。史家一般据此将北新书局的成立日期定在1925年3月(13)。不过，北新书局从立账册到正式开业，其筹备实经历了一段时间。1925年9月7日，《语丝》周刊第43期刊出了一则《北新书局开幕前大廉价》的中缝广告： 本局同人，有鉴于目今出版界之混乱，印刷之不精良，与夫著作家与书贾间之隔阂，特创办本局，力图改善。筹备数月，略具规模。(中略)为使智识阶级与本局关系更为密切起见，特定九月七日起举行开幕前大廉价三星期，一律照定价八折出售。 随后，自1925年9月21日第45期开始，《语丝》的中缝广告便持续出现北新书局“新出书籍”和“将出书籍”的预告。这意味着，北新书局的正式“开幕”，要到1925年9月；从立账册到正式开业，其间有大约半年的筹备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热风》的编辑出版，几乎与北新书局这一筹备过程同时进行。对此，1925年的鲁迅日记有如下记载： 3月25日：上午访李小峰，选定杂感。 10月22日：下午品青、小峰、衣萍来。……夜校杂感。 11月14日：下午曙天、衣萍、品青、小峰来，并赠《热风》四十本。(14) 此外，9月24日，鲁迅为收入《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三》《望勿“纠正”》二文，写了两则补记。11月3日，作《〈热风〉题记》。《热风》的出版广告，则首次出现在1925年11月16日《语丝》第53期： 这是鲁迅先生的杂感集，大都是攻击混沌思想的文章，现已出版，定价四角，特价三角。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写道：“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留存，给我编辑起来了。”(15)这其实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热风》的结集出版，是“几个朋友”鼓动的结果，而具体的编辑工作，也是由他们完成的。陈漱渝根据鲁迅日记的上述记载，推测替鲁迅编辑《热风》的“几位朋友”，“至少有王品青、章衣萍、李小峰几位”(16)；实际上，关于这一问题，唐天然在1989年曾致信问过李霁野，李霁野回信说，他“并未参加选编《热风》的工作，那时孙伏园和川岛同鲁迅先生交往较多，或许所指的是他们”(17)。李霁野是未名社的成员，他从1925年2月开始与鲁迅通信，随后与鲁迅有不少接触，他的回忆虽然没有落实，但也值得重视。 以上诸位，北新老板李小峰的参与当确定无疑，因鲁迅在日记中明确记载是在李小峰处“选定杂感”。此外，孙伏园在《热风》出版后的几天，即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读〈热风〉》一文，其中写道：“鲁迅先生的杂感集出版了，内计：(中略)共四十一篇。不知怎样，我计算出了这个数目，觉得惊异了，为什么总数只有这一点。”(18)从发表时间的迅疾以及对篇目数的敏感来看，他参与(或者说参与商议)的可能性也很大——其时，孙伏园与李小峰同为《语丝》社的干将，甚至可能也是北新早期的股东之一(19)。至于王品青、章衣萍和川岛三人，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只能暂且备考；不过，他们与李小峰和孙伏园皆为好友，同时也是《语丝》周刊和北新书局的供稿人，这段时间与鲁迅的交往十分密切，也有参与的可能。总之，替鲁迅热心编辑《热风》的“几位朋友”，大概不出“北新”这个圈子之外。 李小峰后来在回忆中指出，北新书局初开办之时，资金极少，“仅靠发行《语丝》及《新潮社丛书》的一些利润和代售书刊的些微回扣以及我在新潮社出版的五六种书的一点版税”(20)；蔡漱六更是指出，北新初创之时还借用过新潮社的款项，“后来以售书所得应付开支和印刷费，后来营业逐步扩大，再归还新潮社的款项”(21)。这一捉襟见肘的经济情况，与上文提到的书局开幕之前在《语丝》中发布“大廉价”的售书广告，正可互相印证。上述广告在《语丝》中连续刊登了三次(第43、44、45期)，原定“廉价三星期”结束之后，又继续在第46期中打出广告，称“为学生阶级着想”，拟将打折售书时期延迟到10月6日(22)。九十月份正是各种大、中院校开学之期，北新此举，为书局筹措开办资金的意图，至为明显。 从这一角度来看，并证以《热风》的出版时间表(3月选定篇目、9月鲁迅撰写“补记”、10月校对、11月出版)，编辑此书的最初动议，很可能出自李小峰(或者再加上孙伏园)，是他(们)为北新书局筹措初期资本的另一举措。《热风》于1925年11月初版之后，在北新书局共印行了十个版次，但所有版次中均无出版日期，也无印数，后世学者只能根据北新书局地址的变化作为辨别先后版次的参考(23)。这在鲁迅的著作中十分罕见。据李小峰回忆，当时北新出版的书“一律采用版税制定期结算”，“所定的版税率一般按定价抽百分之二十，鲁迅先生等的著译则为百分之二十五”(24)。虽然在1929年鲁迅委托律师与北新书局进行版税交涉之前，北新与鲁迅之间的结算一直颇为模糊(25)，未必如李小峰后来回忆所说的那么清楚；但如《热风》一般从初版开始即不标印数，也不注明出版日期，则颇不寻常，因为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对鲁迅应得的版税进行结算。究竟是北新使用了小伎俩，还是鲁迅有意要将此书版税出让，以表示对书局初创之时的支持，已不可考；但无论如何，《热风》这一暧昧的版次说明，表明它的出版，不仅仅是一桩如鲁迅《题记》中所说的对时事痛下针砭的启蒙事业，同时也是北新书局的一单颇有远见的“新文学的生意”——当然这也埋下了后来鲁迅与北新书局之间产生版税纠纷的伏笔(26)。 翻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不难发现，鲁迅对《热风》的出版事宜，在当时投入的精力其实十分有限，不仅选文由“几位朋友”代为编辑，对其装帧设计，也不如同一时期对译著《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的用心。对于《苦闷的象征》，从1924年12月3日请陶元庆来谈封面设计，到1925年2月8日交出最终校正稿，鲁迅为此书的出版整整忙了两个多月，日记中关于校对的记录即出现了七次(27)；此外，从印刷版式的页边距到封面的印刷效果，他皆给予了事无巨细的指示，为此还专门写了一则杂感，谈论书籍印刷中留有“余裕”的重要性(28)。与此相比，鲁迅日记中涉及《热风》出版情况的记载，只有上引寥寥三条，这显得他根本像是一位“甩手掌柜”。 1925年9月29日，鲁迅在致许钦文的信中写道： 现在我已与小峰分家，《乌合丛书》归他印(但仍加严重的监督)，《未名丛刊》则分出自立门户；虽云自立，而仍交李霁野等经理。《乌合》中之《故乡》已交去。(29) 其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刚刚由北新书局出了合订本(30)，且就在几天之前，他为收在《热风》中的两篇文章写了两则“补记”。这意味着，在与北新书局合作不久，鲁迅即对其出版状况表示了不满。在同年11月8日致许钦文的信中，鲁迅又说：“《故乡》稿，一月之前，小峰屡催我赶紧编出，付印，我即于两三日后与之，则至今校稿不来。问之，则云正与印刷局立约。我疑他虑我们在别处出版，所以便将稿收去，压积在他手头，云即印者，并非诚意。”(31)根据上引日记，鲁迅去李小峰寓所“选定杂感”的时间为1925年3月，而他的校稿则在10月22日，他的这番“疑虑”，大概也是源于自身已有的经验。北新书局成立不久，鲁迅就将他特别看重的、以译著为主的“未名丛刊”独立出来，与韦素园、李霁野等人成立未名社，并出资自印，这表明他有意将介绍域外文学的志业，与北新“新文学的生意”区隔开来。 《热风》自然不在“未名丛刊”之列，但也没有编入《呐喊》《故乡》等所属的以文艺创作为主的“乌合丛书”。这一独特的属性(或者说“无归属”的特质)，提醒我们回到历史的原初状态，去思考“杂感家鲁迅”的形成以及“杂感”文体的确立与杂感集的出版之间的关系。很显然，在“编定《热风》”之际，鲁迅并未有意识地将“杂感”视为一种有着特定属性的文体，更没有想要将之纳入“文艺之林”。换言之，或许正是在《热风》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或者《热风》出版之后的意外热销，才促使鲁迅开始认真对待这种此前并不被他看好的“杂感”，并随后作为一种文体来着意经营。因此，当李小峰、孙伏园等北新书局的“几位朋友”，提议要将他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中发表的零散文章结集出版时，鲁迅大约并没有想见，这部集子将要开启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的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一直到《且介亭杂文末编》的蔚然大宗的“杂感文”的时代。从这一角度，我们便不难理解，对于书籍出版十分细心的鲁迅，何以在《热风》的出版过程中，乐于当“甩手掌柜”，将此书交由北新的“几个朋友”去编辑；再证以北新书局初创时期的运营情况，则在出版和印刷过程中出现一定的文本讹误，也就并不奇怪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