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燕玲  先锋是一种精神气质 何 平：广东是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前沿。《花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花城》创刊之初，其“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的办刊方针显示出它视野的开放和包容。《花城》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赋予《花城》怎样的精神气质？ 朱燕玲：《花城》诞生于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人激情昂扬，个个摩拳擦掌，创造力被大大激发。广东人思想开放，在历史上有革命的传统，此时划为改革的前沿试点地区，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更加凸显。又因广东地理上毗邻港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客观上得到海外资讯的便利大大强于内地，这才使得创刊初期的《花城》有可能设置那么丰富的栏目，打破常规，迫不及待地向读者介绍国际文坛的作品和思潮。40年后的今天再翻看，仍然能感到一股海洋之风扑面而来。可以说《花城》诞生在一个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根植于沿海的土地，先天就带有了开放的基因、敢作敢为的精神气质。 何 平：《花城》有诸多有影响的栏目，比如1983年的“作品争鸣”，1994年的“新小说”，1999年的“实验文本”，2004年的“花城出发”，2016年的“新媒介文艺前沿探讨”，2017年的“花城关注”……《花城》被文学界称为“先锋文学的摇篮”。事实上，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先锋”具有复杂性和流动性，作为《花城》“先锋转型”的参与者想必你对此有自己的理解，能具体谈一谈吗？ 朱燕玲：在我看来，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作品与争鸣”栏目来自于创刊早期打破禁区的强烈愿望。“新小说”栏目设立后推出了小说家韩东以及新人朱文和李冯，可以说及时抓住了上世纪90年代先锋小说重整旗鼓“续航”远征的契机。为什么大家现在常说《花城》是先锋文学的摇篮或者先锋文学的重镇？我想是因为《花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刊登先锋作家的作品，虽略晚于《收获》，但保持先锋的姿态更持久，而这些在《花城》成长起来的先锋作家，也更持久更鲜明地保持着先锋的个性，直至今日。我觉得，不要狭隘地理解先锋。先锋应该是一种精神气质，它是年轻的，勇敢的，也是理性的。它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单说技巧，它在今天也已经不知不觉融入到几乎所有作家的写作之中。这也许就是你说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吧。 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和发现 何 平：《花城》四十年并不是只追求先锋性和实验性，我的阅读观感，《花城》同样是改革开放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重镇，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你有着怎样的理解？ 朱燕玲：这里的先锋性和实验性，都是指文本意义上的。而我更愿意将先锋扩大至一个精神性的层面。这样理解，才更能看出《花城》40年办刊，其实有一条线贯穿始终：40年来，虽历经多任主编，风格和侧重点有所不同，由现实主义基调、报告文学主打，到实验色彩渐浓、鼓励文本创新，到文学策展、品牌运营，都无不保持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和独立担当勇气，每一任主编都很珍惜这个纸墨园地，不敢懈怠。 何 平：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新世纪前后，毕飞宇、李洱、韩东、北村、吕新、陈染、林白、艾伟、东西、鲁羊、朱文——这个名单可以开列得很长，这些当时的青年作家最重要的小说几乎都发表在《花城》。他们的年轻锐气带动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绝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花城》今天依然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和发现，你觉得今天的青年作家群体和当年这个青年作家群体之间有差异吗？ 朱燕玲：是的，现在看，这个阵容十分强大。但当年他们也是一个个扎扎实实冒出来的。现在，最大的“90后”也快30岁了，而当年那批作家，在这个年龄，已经各自有非常不俗的表现。虽然“90后”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却又是模糊的，也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他们自由而分散。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和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是必然的结果。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更有个性的作家一个个脱颖而出，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花城》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寻找这样的新人。 何 平：《花城》的诗歌栏目对汉语诗歌，尤其是长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早期朦胧派诗人第三代诗人到现在，几乎所有重要诗人都在《花城》有诗作发表，《花城》有没有自己的择选标准和尺度？ 朱燕玲：《花城》确实一直保持对诗歌栏目的高度重视。《花城》之所以坚持刊登组诗、长诗，是觉得推出一个诗人要有充分的说服力。组诗或者长诗才能较完整体现一个诗人的风格和面貌。我认为好的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应具有崇高的精神力量，感知众生，悲悯为怀。我不反对写日常、写细小的事物，但我反对口水诗。我还认为所有好的文字都该有诗性——小说、散文、甚至评论。优秀的诗歌是可贵的，因此诗歌不能沦为版面的补白。 希望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 何 平：《花城》是重视文学文化批评的文学杂志，设有“花城论坛”“现代流向”“思无止境”等栏目，这两年还有“域外视角”，诸如陈晓明、程光炜、谢有顺、王一川、陶东风、南帆、王岳川等人都在《花城》上发表过评论文章，《花城》的文学文化批评更注重什么？ 朱燕玲：《花城》这一块的栏目名称多变。“现代流向”栏目曾经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学者的文章，既有学术性也有思想性。而“思无止境”栏目，可以看成是“花城论坛”和“现代流向”的合体，再加上“花城关注”栏目里的点评部分，一起形成每期刊物里有点有面的效果，反映出对当下文学现场的观察、对文学和文化思潮的评判。“域外视角”注重的是海外资讯，我发现对同一个问题的解读，海外有可能提供非常不同的视角，在思维方式上对我们有很大的启迪。而和北大网络文学研究院的合作，则源于我的一个想法：要研究青年写作就必须研究青年兴趣，而青年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领域。这个特约栏目，借北大师生的视野，引进他们对前沿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一本原创文学期刊里的文学文化批评，往往是点睛之作，应反映出办刊者的观点、眼界和趣味。《花城》首先排除掉太学院派的学术论文，更注重发现和表达，希望既有思想性也有可读性，实际上接近学术随笔。 何 平：2017年，我开始和《花城》合作“花城关注”栏目，你的预期是“集《花城》品牌栏目‘花城出发’的年轻态和‘实验文本’的实验性为一体”。时至今日，这个栏目已经坚持快3年了，不知道这个栏目是不是达到你的预期了？ 朱燕玲：这个栏目的效果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成为了我们的王牌栏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原来的设想是做一个能够及时反映文学现场的栏目，尤其是反映青年的写作状态，相当于一个文学观察员，这个观察员不能是个书斋里的评论家，必须要有巨大的阅读量和新锐的学术思想做基础，要非常关注年轻作家并有经常的互动，要既敏锐又有行动力。“花城关注”栏目除了有访谈，还增加总评，突出问题意识。 何 平：《花城》以“独立精神，人文立场，新锐主张”为办刊宗旨。面对当下的文学生态和文学形势，《花城》的办刊理念会作出怎样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文学现实？ 朱燕玲：载体的改变固然会影响对内容的需求，但内容为王不会过时，我们仍然有用武之地。相反，网络的发达，反而使纯文学的传播也有了新的途径。我们应好好利用这些途径。虽然纯文学小众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多元的社会提供了拓展文学边界的机遇，跨界的、跨阶层的、跨年龄的……不断革新的文学才会有生命力，开放、融合才会推动社会发展。原有的办刊方针依然适用，那是我们追求的精神高度，是《花城》的品牌价值所在。我们会以纸刊为核心，做更多尝试，搭建一个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总之我们在做的是有关心灵的事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