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满堂，著名编剧、作家。1955年生于大连，祖籍山东青岛。1989年担任编剧的《篱笆女人和狗》播出后引起轰动。随后陆续创作《家有九凤》《大工匠》《闯关东》《老农民》《温州一家人》《爱情的边疆》《老酒馆》等经典电视剧作品。 印象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在坚实的大地上起飞 中国电视剧有过创作上的黄金年代，其间孕育了一批优秀的电视剧人，高满堂就是横贯过去40年电视剧发展史的优秀编剧。他的作品《家有九凤》《常回家看看》等讲述了小人物的生存际遇，书写了平民情结；《大工匠》《钢铁年代》《温州一家人》《老农民》展现了工农商实现自我价值的壮丽史诗；《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闯关东》写出了几代人的漂泊和奋斗。 如果说当年的《闯关东》是前传，全面细致地回顾了一次人口大迁徙，带给我们对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移民潮的探究与思考；那么今天的《老酒馆》则是高满堂在历经十年岁月沉淀，将“后闯关东时代”的小人物大情怀，再一次呕心沥血地用如椽大笔写就的“压箱底”巨作。 观众对《老酒馆》呈现出的匠心品质交口称赞。高满堂坦言，自己在这部剧的创作中做了一些尝试：“这部剧除了外侵者，整部剧都没有坏人。为什么会这样？我问自己，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奔70岁的人了，看得太多，想得太多，就不愿意写一些恶人，即使写了恶人，我也想他最后转变为好人，向善、向高、向远。” 高满堂骨子里有着吃苦耐劳的秉性：一部《老农民》，他走访六个省份，采访二百多人才完成；为了《钢铁年代》《大工匠》的炼钢工人素材，他甘愿呆在钢铁厂工作三年；而堪称“封神之作”的《闯关东》更是历时十年之久，横跨黑、吉、辽三省，直至胶东和鲁西南，行程达上万公里，在苦寒之地，只能蘸着大酱吃豆腐充饥，半途疾病还差点让他命丧“北大荒”的无人之境。对此，高满堂有着自己执拗的坚持和不以为苦的精神头：“创作，应该深入生活，在坚实的大地上起飞，像老鹰抓地一样，能抓起一把土。” 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的浮躁行业乱象，快餐式的“爽文学观”正在影响着新一批的年轻读者和年轻观众。高满堂对此不无痛惜：“故事太虚，不扎实，都快成磁悬浮了。”于他而言，生活永远能赋予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只有感受、触碰、历练，才有创造的冲动。” 回望高满堂的将近60部作品，现实主义精神一以贯之。他在现实题材的创作和现实主义的守护中成就了自己，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川流不息。创作近40载，高满堂不忘初心，在生活的细节中发掘珍贵的故事，以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为观众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独特浪漫的人文世界和灿若星河的故事宇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愿意让创作速度慢下来，有了原创，中国的电视剧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老酒馆》阵容一出 我就觉得成了   《老酒馆》剧照 记者：陈宝国老师可以说是您剧里的标志性面孔，能一直合作的原因是什么？ 高满堂： 《老酒馆》中宝国共有600多场戏，在拍摄的时候他完全脱稿，刘江导演都非常佩服。我曾经找过跟宝国相仿年龄的演员，也是大腕儿，人家就说了，100场以内可以，最后谈了一个这个年龄的演员，最多200场，他说，我站不住，词儿也记不住。宝国洁身自好，常年不熬夜，晚上拍完戏，回去把门一关，谁都不能进，一是累，二是要准备转天的戏。我们俩关系这么好，他只要一回屋，我从来不进他屋。只有他喊我过去喝口茶，我才过去，等到他一看表，我赶紧起身。他在拍戏期间什么活动不参加，他需要保持这种状态。 记者：您写过的不少角色，都是为陈宝国量身打造的吗？ 高满堂：我们合作过六部戏，都是事先沟通，为他量身打造。基本上一部戏先聊一两年，到北京见个面，完了打电话，通一次电话得一两个小时，电话不打热就不撒手。确切地说，他在《老酒馆》中的这个人物，基本上是我们俩共同创作的。我凭经验说，他会这样演，这场戏他会这么处理，但是恰恰他这次又教育了我，他要那样演，给了我很多惊喜。 记者：这部剧会聚了冯恩鹤、牛犇、程煜、巩汉林、方清平、刘桦等演员，这个阵容您当时有没有想到？ 高满堂：我当年拍《闯关东》的时候，我一看这些演员，我说成了，大成。第二次就是《老酒馆》。在《闯关东》之后，我写了几十部戏，到《老酒馆》拍摄的时候，我一到现场，一看这帮演员，我说成了，又是像我当年看《闯关东》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三爷就是按着刘桦写的；老警察程煜，就是他；你看巩汉林演的杜先生，说评书，演得太像了。宝国说他天天在和这个组的演员学艺，这戏里头，夹着风来搭着雷走，都是带着玩意儿来的，没有怠慢之人。 记者：陈怀海这个角色原型是您的父亲，真实的部分有多少？ 高满堂：我父亲是开酒馆的，为人忠厚，喝酒的品位比较高，他朋友多，爱打抱不平，还会点儿功夫。要达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形象，这些显然是不够的，所以现在所呈现的陈怀海，在我父亲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艺术化了。我崇拜我父亲，更崇拜现在剧中的父亲。他是我最理想的一个人，我可能一直在仰望他，我可能一生都做不到他那种境界，那种胸怀，为人处世，我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但达不到才有前行的力量。我们一直在说，叙事是什么呢？是表达和抵达的关系。那么表达就是叙事，抵达就是境界和情怀。我一直在提倡写一部戏的时候，一定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彼岸。任何一部剧都应该朝着“境界、情怀”这四个字努力，不想就事论事，也不想写得那么狗血。 只有深入生活 才能讲出鲜活的故事 记者：关于农民的戏也有不少，但像《老农民》这样关注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世界发展演变历程的戏少之又少，这也代表了您的一种执着。 高满堂：看我们的电视剧挺热闹的，每年农村题材剧也有，但是没有一部长篇巨制。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写，我们的子孙后代需要这么一部剧，要了解中国农民这60年是怎么过来的。我就不断去采访，采访了六个省。我说，宝国，你演吧。他说，我就想演农民。应该说《老农民》圆了宝国一个农民梦，《钢铁年代》圆了他的工人梦。 记者：您比较喜欢自己的哪些作品，在《老酒馆》之前，观众可能最喜欢您的《闯关东》。 高满堂：《家有九凤》《闯关东》《老农民》我都喜欢。《闯关东》讲述的是当年人们闯关东的故事，这是我国著名的一次人口大迁徙。为了这部戏我去采风，走了七千多公里，还不算鲁西南和胶东，就在辽吉黑，我跑了半年。那时候上哪去找介绍信啊，人家愿理就理，采访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抢救了一部分资料，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已经是闯关东的后代了，我们录了一些他们的采访资料，山厂的、水厂的、淘金的、农耕的，全都采访了。 记者：您的作品中有不少写大时代当中的小人物，比如《老农人》《钢铁年代》《温州一家人》，您对生活的感受是不是比一般人都要敏锐？ 高满堂：仲呈祥老师在《老农民》研讨会上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见过的剧作家里，你是对情节和细节最敏感的一个人。当然，这是仲老师表扬和鼓励我，我做得还很不够。我在生活中是个敏感的人，可能我们大家一见面，握握手就走了，但是我就会敏感地发现一个人的特质，基本上逮住就跑不了。我每天都写点儿东西，存在我手机的备忘录里，写了几百上千篇，拎出来，就是个人物。我一直在做，以前是拿笔记本，现在拿手机了。 记者：很多影视剧大家都会觉得比较悬浮，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使故事有生活感和真实感的？ 高满堂：如同我们党所提倡的，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有感受、触碰、历练，才有创造的冲动。现在有很多编剧太依靠自己的小聪明，故事太虚，不扎实，都快成磁悬浮了。为什么这样？还是懒得深入生活。很多的素材他就从网上一搜，但这些素材和你是没有感情的，没有任何关系，也没办法互动，只有你去深入生活，接触那些鲜活的事情，你才能讲出鲜活的故事，才能流传下去。再有就是做一个有心的人，你在生活里非常敏感，别人以为不是故事，你就认为是故事，所有的故事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它才能成。有些年轻人说，我没有阅历写不出年代剧，我觉得这句话值得商榷。《闯关东》我也没经历过，《老农民》我也没经历过，我照样能写出来。要学会向历史发问，去历史中寻找素材。 编剧是体力活 但又是一件快乐的事 记者：您第一个剧本是什么时候？ 高满堂：我是知青，1977年考上了大学，当过老师，之后又到电视台工作。我原来小说写得很好，1983年到电视台后开始写剧本。第一个剧本叫《荒岛上的琴声》，失败了。当时不懂，写得像话剧似的，三页了还没转场。那就慢慢学习，见识多了，创作得多了，就会好些，每个人都有本血泪账，都不容易。我始终觉得写戏有意思，百味人生，百变人生，剧里人物的命运由我书写，其实挺过瘾的。 记者：您在创作中有过瓶颈期吗？ 高满堂：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螺蛳壳里摆道场，戏剧把你逼到死角去，怎么出去？但是我每回都出去了，也不会缩身术，就是出去了。我觉得这是经验，多少年写作积累的。也许有人会说，写不下去，最好的办法是“偶然”，是吧？太简单。我和编剧讲课的时候，我说慎用“偶然”，观众不信，我们有些电视剧小儿科已经到了不能让人容忍的程度。你实在没招，再用，但是你的“偶然”必须在一个大的逻辑里。 记者：像您这样成功的编剧，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高满堂：我这个年龄，其实面临一个问题，惰性。年龄增长，会出现一种艺术的惰性，紧接着产生了惯性。比如说我写完了，但总觉好像和我上一部哪个戏有点像，这种排除法最痛苦。写东西特别顺手的时候，特别要警惕，你可能走上一条熟路了，所以有时候就得停下来。要提醒自己找新的东西，新的表现形式，新的叙事手法，新的人物关系的处理，从命运逻辑、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三个逻辑的重新梳理。 记者：写了这么多戏您觉得累吗？ 高满堂：编剧是个体力活，一张白纸，从什么都没有，到最后五六十万字，过程很漫长。我现在觉得体能、智慧都没太大问题，就是眼睛不行了。电脑我用一个小时就泪流满面，字就重影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做提纲，一个剧本提纲大概8万字左右，完成后我让我的学生李洲去扩展，我再修改，我们俩合作了五部戏。到现在这阶段了，我觉得，写戏，还是件快乐的事。 高满堂有话说 回溯中国走过的路程 对年轻观众尤其重要 从《闯关东》到《老酒馆》，讲的都是父辈的故事。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历史，从我们出生那天起，其实已经带着家族命运，包括我们父辈、前辈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伴随着我们，这是一种伟大的文化滋养。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并且越来越兴旺，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我们在童年、少年、青年的阶段，得到的文化滋养，包括我们父辈、前辈们的这种文化魅力的影响，应该说是潜移默化的。 《老酒馆》离不开酒，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李白斗酒诗百篇”到今天，我们离不开酒这个话题。我父亲喝完酒的那种美妙，至今我记忆犹新。他有把破二胡，他一拉，如果唱《空城计》，我妈就说“喝美啦”，一唱《徐策跑城》，我妈就说“差不多啦”，再唱吕剧，我妈就说“该睡了”，非常有意思。父辈这种文化的传达，对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直击心灵的，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我们那条兴隆街，在日伪统治时期是最难治理的，都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好汉，性格粗犷，爱打抱不平。我父亲就说，这条街上日本人也很少来，就是查税时过来看看。 《老酒馆》从1928年写到1949年，以陈怀海为代表的这些关东汉和熙熙攘攘的来自天南海北喝酒的人，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一幅中国东北的民俗画卷。为什么我对年代剧情有独钟？我们中国近代史是极其复杂，极具灾难性的。“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我想通过这些大的背景，让我们今天特别是年轻观众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我们那段屈辱史，他们就更加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我们才能奔向光明。我们应该回溯一下以往走过的路程，这一点对我们年轻的观众尤其重要。 我想，勿忘历史，是说不忘那段历史，也勿忘那些人。可能老酒馆酒味很浓烈，故事很浓烈，情感很浓烈，我相信年轻的观众也会喜欢，因为年轻观众想了解父辈和祖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奔向哪里？我觉得现实题材、最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归根结底就一句话，你必须具备现实意义。《老酒馆》就有现实意义。年代剧，我觉得越写越提气，越写越有精神头，我还要写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