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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比想象的难。遗迹留下来不多，寻找也困难。《觅经记》中所写的寻找经学家的遗迹，一半以上是第一次写成文章公布出来。有些重要的遗迹找不到任何痕迹，或者当你绝望的时候突然找到了线索，赶快奔去，真能体会到“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愉悦。通过寻访我的认识立体化了，开始系统地思考地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藏书和寻访相行不悖，循序渐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断提高。  《觅经记》，韦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第一版，360.00元 作家访谈 藏书家韦力拥有一个六百多平方米的“藏书楼”，收藏有八千余部、七万余册古籍善本，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 韦力做了很多不止是藏书界也是文化界“开疆辟土”的事情。 写《觅宗记》，是他首次书写藏书界外事，酝酿已久的宏大的“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写作由此开启。韦力将历代高僧先做时代上的划分，以八宗一教的成立为界限，用尽各种方法，查找落实与高僧有关的历史遗迹，而后做出寻访计划。列出寻访路线后，以每程十天，每月一程的速度，边访边写，如此陆续跑了近三年，逐渐寻找到了所列目标的大半。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遗迹大多处在深山峻岭，这给他的寻访增加了相当大的困难。 最新出版的《觅经记》，是韦力“觅系列”中最独特的一部。他把中国儒家学术思想悠悠数千年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全面专业又亲和平易的脉络梳理，在“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中，探索出一种“人物生平所处历史语境与实地寻访游记相结合”的不可复制的模式，既是对文明的保存，也是对现代中国的留影，藉由这些人物描画出作者个人对古典中国的整体认识。 韦力说：“我的寻访之旅，同时也是我的学习之旅。”比如《觅宗记》，原本是高山仰止、遥不可及的高僧，而今他们鲜活地出现在眼前，尤其是他们为了弘法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以及面对磨难所表现出的那种绝不放弃的勇气，都给韦力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使他的寻访之旅，实实在在变成了“洗心之旅”。 中华读书报：高中的时候就攒了4个月的零钱购买《古文渊鉴》，它吸引您的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古书有了系统理性的认识？ 韦力：我是1960年代出生的，那个年代书很少，对书简直有一种饥渴症。后来有了古旧书市场，对我来说不亚于饕餮大餐。后来也渐渐明白了，一是书买不完，二是能力有限，金钱、时间、空间都有限。书是要有选择的，有了分别心，懂得了鉴别。这也是开始写作的萌芽。有限的空间买什么书是最有价值的，这门学问是版本学。 中华读书报：1960年代出生的人有很多，成为藏书家的可是屈指可数，这里有什么必然性吗? 韦力：天性热爱收藏。很多人有天性，还要看后天有无机缘。二者迭合才可能有所成就。我小时候听爷爷讲了很多老故事，小伙伴们坐下来时我就给大家讲，包括《西游记》《水浒传》，他们为了听到更多的故事，会给我带很多吃的。这是知识最初给我带来的成就感，既能赢得尊重，也能带来实惠。 中华读书报：是从什么时候致力于藏书？ 韦力：总体而言，和我贪多求大的性格有关。收藏、写书、生活都不经意地体现了这种性格的特点。有朋友说，如果买书的钱买房，就赚大钱了。他说得对，但那不是我；也有朋友说，赚的钱买卖几轮书也赚大了，现在是活钱变死钱。我说那么聪明的话，又不是我了，我只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最初寻找古代的藏书楼，看到遗迹损毁的过程，很痛惜，我就分成体系，用了十几年时间，寻访历史的足迹。 中华读书报：如何摸清古书的门道大有学问。 韦力：古人说“观千剑而后识器”。目录版本学需要长期积累，识别性强，是门“眼学”。古籍是艺术品收藏中的一种，最需要丰富的知识。要懂得古文，才体会到古书的妙处。比如绘画瓷品，即使没有美学训练的人，也知道它的美。古书不同，如果不懂识文断句，欣赏不了。加上我们的文化几十年断档，懂古籍鉴定的人少得多。 中华读书报：古书价值不菲，您所做的一切，需要付出很多吧？可否谈谈您的经历？ 韦力：我曾经办过公司，但不算是经营人才，我看人的眼光还行，就扬长避短，找既可靠又有能力的伙伴一起投资，我分到一点钱，买自己喜欢的书。迄今为止，我一直不参与市场交易，不愿意把书作为商品买卖。我不认为这是多高尚的行为。我不反对交易，我反对把卖书道德化。红尘滚滚，我希望内心有一个干净角落，我只把心思用在爱好上。当然我也不会为一时之兴不顾一切借钱买书。 中华读书报：2013年，您在寻访时被石碑砸中左脚，后因治疗不当截肢。会不会有时候也觉得，自己为藏书为寻访付出太多了？这种付出，您觉得值得吗？ 韦力：去安阳是了寻迹灵佑大师，他跟玄奘有很大关系。历史上的玄奘和我们熟悉的《西游记》相反，西天取经时，只有他一个人。很少有人想，语言不通怎么办？实际上玄奘在国内拜了八个师傅学习语言，灵佑大师是他第八个师傅。为了这个故事，我到安阳找到灵佑大师的古寺。寺庙偏远荒凉，修寺庙时刻了很多功德碑，碑很薄，我走过去的时候恰好被一块倒地的碑砸中脚面。治疗的过程耽搁了很长时间，最后只能截肢。 我对这个事情想得开。一是命该如此，能让自己安省；二是我认为是当年做了好事，上天对我眷顾，还给我留了一条腿。我不是假装勇敢，既然事实不能改变，就坦然接受。 值得吗？伤口化脓久不愈合，我住院期间痛苦不堪，睡不着觉，反复思考过。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路。后来经过三个月的康复，能走路了，想法又变了。我想这个事情才进行了一部分，如果不继续，腿就白残了。我不甘心。我决定把事情进行下去，给自己一个交待。 中华读书报：您在寻访觅书以及写作中收获了什么？ 韦力：过去的认识支离破碎，没有系统化。现在的寻访按体系写下去，要读通史，看不同的人写的同名著作，看相关的参考书，尽量写得饱满。人文史要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体系。古代的专家是在强大的人文基础之上治学，现在因为分科，不能完全完整地理解传统文化。现在的学术“纵着走”，“横着走”在学术上是贬义词，我就是横向走，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面貌，这是和当今学者的不同。边访边写，模糊的东西清晰化了，我慢慢对很多东西有了不同的认识，藏书的观念也变了。我受到黄永年、黄裳等老先生的影响，过去考虑版本是否独特，没有从文本本身进行考量。以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是知其所以然。这是寻访带来的收获。 过去古人在我来说是悬在空中的星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现在发现，原来他们离得这么近。比如说唐代李杜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杜甫夸李白多，李白夸杜甫少。我们谈杜甫，谈他关心百姓疾苦，他在疾苦时谁帮助他？寻访让我思考他们走过的路径和境遇，理解他们不同的追求，更多地体味古人生活的空间，地域、人文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会感同身受体会他的作品，他的喜怒哀乐。总之通过寻访使我的认识立体化了，开始系统地思考地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藏书和寻访相行不悖，循序渐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断提高。 中华读书报：这也是您的写作比较接地气的原因？ 韦力：这种写作有刻意的一面。一是这类书分为学术和通俗，通俗的书人们会觉得不解渴。知识爆炸阶段，各种资讯都能搜寻来，继续走通俗之路很难吸引人关注；学术的写法能体现研究成果，又只是小圈子里的阅读。既让每个引文有出处，也不凌空高蹈不要让人觉得冷冰冰，让把自己的寻访过程融入书中，让读者觉得好玩，发现还有这样的遭遇和现实，和我一起喜怒哀乐，这是我的出发点。遗迹寻踪只是噱头。我希望唤起更多的人对历史足迹的重视，让更多的人热爱传统文化，我也明白这样的写法是冒险的，可能通俗学术两头不讨好，但是销售码洋证明还是很多人喜欢。 中华读书报：藏书怎样和现实发生联系，怎样在当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您有什么看法？ 韦力：既然这个民族在世界五千年文明史上没有断档的体系，按照“存在即合理”的逻辑，肯定有她的道理。我既不反对西学对中国的影响，同时我也知道本民族的辉煌。本着客观的态度，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我以寻访的方式，通过写作和读者一起分析本民族的优缺点。我笔写我想，我以我的真诚和读者共同交流。一路走过来，发现不少人喜欢上了寻访，很多朋友最初带着我寻访，后来在当地组成文物保护小组，我通过自己的行为感染更多的人，更坚持了自己的路。 中华读书报：经学涉及到了多个学科，为此，也就成为了中国人文学科的最高标准所在。它几乎涉及到了中国思想界的方方面面，并且成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最高标准。《觅经记》的阅读对于大众读者可能有一定的障碍，如何更好地进入阅读并理解，您有好的建议吗？ 韦力：有一段时间，经学因其特殊原因衰落了。我以为专写经学的著作不会有太多读者。有认识的朋友，直接问我：写过大藏经了，为什么又写经学？可见大家把古代的经学等同于经，对经学的常识已经不存在了。黄永年就强调经学的重要性，经史子集是等而下之的关系。经学对中国影响两千年，新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只有一百多年，但是从1919后，经学最终被扬弃。我们怎么能只谈一百年的事，而不谈两千年的辉煌史？我必须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读者接受它，我在故事中融入经学的理念。有朋友说这本书像是给孩子吃糖衣丸。 中华读书报：最早的经学是由《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所组成，孔子却因用了一个“治”字，后世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韦力：这种争论是对“治”字的不同理解：孔子究竟是撰述了《六经》，还是编辑了《六经》？不过从老子的“先王之陈迹也”可知，《六经》是在此之前就已有存在的历史资料，所以有人认为孔子对于《六经》而言，只是编辑而非著述。更何况有人强调，孔子曾说过“述而不作”。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孔子跟《六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待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韦力：“六经”虽然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但是经过了孔子的修订与传播才成为了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而何耿镛所著《经学简史》中引用了苏渊雷先生的论断：“经古文学家以史学眼光看待六经与孔子，经今文学家则以政治哲学眼光看待六经与孔子，难怪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可是两种说法都有它对的一面。说六经只是‘周公旧典’，说孔子只是抱残守缺，补苴掇拾，那是古文学家之蔽；说六经主要是孔子制作，前所无承，那又是今文学家的偏见了。我们认为所谓‘述而不作’，乃明其有所依据，并非一仍旧贯，抱残守缺的意思。这样，赋新理想于旧事物，或托古人以立言，课徒授学之暇，加以补订删定，正是意中事。孟子、司马迁以来相传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等工作，不是没有根据的。” 因此说，无论孔子是编“六经”还是作“六经”，“六经”都是因为经过孔子之手，才成为了儒家的核心经典。虽然“六经”原文并非孔子新创，但是“六经”义理，却是孔子新创的，就文本而言是“述而不作”，就义理而言则是“作而非述”，孔子于“六经”是既“述”且“作”、亦“述”亦“作”，故今文家说“孔子作‘六经’”乃就其义理而言，古文家说“孔子删‘六经’”乃就其史料而言，都各有所据，也各自成理，但也都不很全面，应当修正互补。 中华读书报：写作寻访中是怎样的状态？ 韦力：寻访比想象的难。遗迹留下来不多，寻找也困难。《觅经记》中所写的寻找经学家的遗迹，一半以上是第一次写成文章公布出来。有些重要的遗迹找不到任何痕迹，或者当你绝望的时候突然找到了线索，赶快奔去，真能体会到“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愉悦。 中华读书报：您写的时候是打算成系列的吗？对于“觅系列”，您有怎样的规划？ 韦力：还需要5年。寻访要走20年。做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规划，我最初只是写藏书楼，表示对藏书家的敬意。我有些不自量力，但是，遗迹的寻访，没有跟上来，那我就我接着干。 中华读书报：从《觅文记》一路写来，不同的寻访对写作的要求也有不同吧，是否需要不断调整写作的状态？ 韦力：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语境，需要不断的转换。写《觅经记》的过程，关于经学史的书读了很多，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读完后拉出一个长名单，按重要程度从五星标到一星开始寻访，五星的我要想法方设法找到，三星以下找不到也不遗憾。有一次我到湖北荒山上找遗迹，去了发现什么都没有。当地的人告诉我，半年前才把遗迹推平。我听了心里极其难受，很懊悔为什么半年前不来？寻访是遗憾的艺术。 寻访回来继续思考通过什么方式写作，避免使用共同材料。在写作时保持客观，尽量把态度隐在文字后，否则会有主导意识。前提是对文本必须熟悉，对整个体系烂熟于胸。我以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