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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野草》的创作缘起

http://www.newdu.com 2019-10-21 爱思想 王彬彬 参加讨论

    
    
    摘要:《野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1924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军阀混战进入特别激烈的阶段,中国社会也进入特别黑暗的时代,民众的苦难也变得特别深重。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鲁迅写下《野草》的第一篇《秋夜》。这篇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1924年9月15日当夜情景的写实,但却不完全是写实,而是写实与想象的融合,或者说是外界现实与心理真实的交融。《秋夜》是灵感到来、一时冲动的产物。当写作《秋夜》时,鲁迅并没有创作一部散文诗集的构想。《秋夜》写完后,鲁迅才觉得类似的文章可以写成一个系列,才有《野草》这部散文诗集。《野草》不但蕴含鲁迅对社会现实的感受、认识,更表达出鲁迅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感。
    
    1924年9月15日,鲁迅写了《秋夜》,这是散文诗集《野草》的第一篇。1926年4月10日,鲁迅写了《一觉》,是为《野草》的最后一篇。鲁迅为何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这样一部散文诗集,已有研究者从时代背景、同时代散文诗创作状况、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鲁迅本人创作经历等方面做了不同的阐释。孙玉石的专著《〈野草〉研究》《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社会黑暗,被认为是催生《野草》的现实政治原因。李何林出版于1973年的《鲁迅〈野草〉注解》,首先论述《野草》产生的社会背景,其开篇第一句便强调,鲁迅在《野草》的《题辞》中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而这“地面”就是“产生野草的社会背景”[①]。孙玉石在《〈野草〉研究》中,也对《野草》的产生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鲁迅创作《秋夜》的时候,在江浙地区发生了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十天。而1924年9月15日至11月3日,张作霖与曹锟、吴佩孚之间进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趁机发动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吴佩孚。此后,段祺瑞重新成为中华民国执政府的总执政。孙玉石强调,从这时候至鲁迅1926年8月离开北京,北京处在段祺瑞政府的宰制下,“陷入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②]。
    黑暗的现实是催生《野草》的原因之一,“五四”时期散文诗创作已颇具声势则是《野草》诞生的另一种原因。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者,但在散文诗创作上却是步他人后尘。据孙玉石考察,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始于1918年,刘半农是最早尝试散文诗的创作者。刘半农最初的一批散文诗创作发表于《新青年》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大力倡导散文诗创作。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既开展关于散文诗的理论争鸣、探讨,也发表散文诗创作。文学研究会旗下的许多作家,诸如冰心、朱自清、许地山、王统照、徐玉诺、焦菊隐、王任叔、徐雉、孙俍工等,都有散文诗发表,而《语丝》《狂飙》等刊物也发表了孙福熙、章衣萍、高长虹等人的散文诗作品[③]。以往的研究者只是把同时代的散文诗创作状况,视作《野草》出现的文学背景,意在强调鲁迅在这样一种文学氛围中创作了《野草》。日本九州大学的秋吉收副教授新近出版的研究《野草》的专著《鲁迅———野草与杂草》,则在更深的层次上阐释了《野草》与同时代散文诗创作的关系。在该著的第一章《徐玉诺与鲁迅》中,秋吉收在细致地探究徐玉诺与鲁迅的关系后,指出《野草》中的不少篇什,在主题思想、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模仿了徐玉诺的某些散文诗作品[④]。秋吉收摘取两人作品中的片言只语进行对比,从而得出鲁迅的《野草》仿效了徐玉诺散文诗的结论。然而,这样的结论要让人信服,并不容易。
    不过,鲁迅的《野草》是明显仿效了一些外国作家的。散文诗是一种外来品种,先有对外国散文诗的翻译、介绍,后有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产生。既然中国现代散文诗总体上是外来影响的产物,鲁迅的散文诗创作当然也不会例外。李万钧的论文《论〈野草〉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对《野草》所受的外来影响有清晰的说明。鲁迅创作《野草》时,明显仿效了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其中蕴含的思想,也与尼采多少有些相通。李万钧还指出日本的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鲁迅的影响。鲁迅在创作《野草》的同时,也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压抑而产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表现这种苦闷、懊恼情绪的方法,则是广义的象征主义。鲁迅是比较认同这种观点的。在《苦闷的象征》中,厨川白村还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文艺创作中的梦幻情境,强调梦境与人类内心情感、欲望的深切关系。这些观点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鲁迅在创作《野草》时大量运用象征手法,频频写梦,都与厨川白村有关。李万钧更指出,《野草》中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明显受了《出了象牙之塔》中的《聪明人》和《呆子》的启发[⑤]。这样的看法是言之成理的。
    《秋夜》是《野草》之始,但却并不是鲁迅散文诗创作之始。早在1919年8月19日至9月9日,鲁迅便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以《自言自语》为总题的一组散文诗,它们是《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兄弟》,这才是鲁迅散文诗创作的最初尝试。1919年的《自言自语》与1924年开始创作的《野草》,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野草》中的《死火》实际上是对《火的冰》的重写;《野草》中的《风筝》则是对《我的兄弟》的重写[⑥]。
    尽管研究者从多个方面对《野草》出现的原因做了论述,但还是有些问题值得一说。
    
    在《月夜里的鲁迅》一文中,我曾说:《野草》写于1924年9月15日,查万年历,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七,中秋后的第二天,应该有很好的月亮,只不过月出稍稍迟一点。这一晚,鲁迅送走了来访的客人,提笔写《秋夜》,而时间已经不早,一轮圆月已在空中。所以,《秋夜》中枣树的树枝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其实是当夜的写实[⑦]。不过,如果把《秋夜》视作写实,也有难以解释之处。应该说,《秋夜》是写实与想象的融合。在阐明这一点之前,我想先指出:长期以来,《秋夜》中描述的情境,在研究者心目中并不是很清晰;抒情主人公“我”与“野花草”“枣树”的空间关系,在研究者眼中是有些模糊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⑧]。这是《秋夜》奇特而著名的开头。有的研究者解释说:
    这里的枣树是全篇传达作者情绪的主体性的形象。它既是鲁迅生活的现实中自然景物的真实写照,当时鲁迅所住的居所确然存在着两棵枣树;同时又是全篇主要揭示的孤独的战斗者精神世界的一种艺术象征。作者没有直接地说:“我家的后园有两株枣树”,而是用了现在的这种类似繁琐重复和非同寻常的表现方法,是有他表达思想的特别意图的。[⑨]
    《秋夜》里说的是“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怎能变成“后园有两株枣树”?这两株枣树是长在“我”的后园的墙外,并不属于园内的景物。当研究者认为可以说成“后园有两株枣树”时,是把这两株枣树想象成园中景物的一部分了。在《秋夜》中,“我的后园”里只有在繁霜欺凌下瑟缩着的“野花草”,战士一般的枣树是在园外。两株枣树是在小院里还是在院墙外,有着不能忽略的差别。
    确实可以试着回到鲁迅写作《秋夜》的现场。1923年8月2日,鲁迅搬出与周作人共居的八道湾寓所,迁往租住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⑩]。同时,鲁迅开始四处看房,拟购新宅。1923年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第廿一号[11]。1924年5月25日,由砖塔胡同迁居装修好了的西三条胡同新居[12]。《野草》就是在西三条胡同写的。
    西三条胡同第廿一号原是很破旧的小院,鲁迅买定后进行了改建,改建费超过了购房费[13]。这座小院,北房堂屋向后接出一小间房子,拖到三间北房后面,像拖条尾巴,鲁迅即居此小屋,并戏称为“老虎尾巴”。鲁迅睡觉和工作都在此室。小屋北面是两扇大玻璃窗,占了整个墙面,而窗外是一个小小的后院,院内有一眼水井和几株小树。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14]
    许钦文在《在老虎尾巴》一文中也回忆说:
    象在《野草》的《秋夜》上写的,后园有着许多花木和虫鸟。“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已成为大家爱诵的句子。“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从北窗到后园,连晚上都很热闹的。[15]
    鲁迅1924年9月15日日记:“昙。得赵鹤年夫人赴,赙一元。晚声树来。夜风。”[16]这一天白天是阴天。“赴”即“讣”,得到赵鹤年夫人的死讯,赙金一元。晚上,有客人来访。客人走后,时候已经不早了。日记特意记述“夜风”,说明风刮得不小,而不小的风当然能吹散阴云,于是夜空很蓝。俗云“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有时候则是十七这天最圆,农历八月十七的月亮,当然是很大、很圆的。送走客人后,鲁迅推开书房兼卧室的“老虎尾巴”的后门,走到后院。在十分明亮的月光下,鲁迅先是抬眼看见院墙外的一棵枣树和另一棵枣树,然后仰观天象,看见了蓝得有几分怪异的天空,接下来看见了稀疏的几十颗星星在诡异地眨眼。鲁迅又低下头,看见院里的野花、野草。野花草在有些寒意的夜里,显得柔弱、可怜。鲁迅于是又抬头看枣树,这回看得更仔细,他看见枣树身上最直、最长的树枝利剑般刺向天空。这时候,一只夜游的鸟发出一声怪叫从头顶飞过……此情此景,令鲁迅心中涌出丰富而复杂的感受,使他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转身回到室内,写下《野草》中的第一篇———《秋夜》。
    我认为,《秋夜》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夜的写实,而《秋夜》中的“我”,也就是鲁迅自己。粗读《秋夜》,容易想象成“我”在书桌前看见后园外的两棵枣树,看见天空的“非常之蓝”,看见枣树的树枝直刺天空,看见月亮逃跑似地躲开枣树……但情形并非如此。鲁迅,或者说“我”,是站在后院看见院里院外、天上地下的种种事物,有了无限感慨,随后才回到室内,一气写下《秋夜》。这一层,《秋夜》里是说明了的:“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鲁迅,或者说“我”,是在深夜的院里站了许久后才回到房里,这一点往往被研究者忽略。
    
    如果认为《秋夜》的景物描写完全是当夜的写实,却又有明显说不通之处。在《秋夜》中,夜已经很深了。蓝得怪异的天空对着园中的野花草恣意地洒下繁霜:“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还有,“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这些显然不可能是写作《秋夜》当夜的景象。中秋节前后的北京,气候还远没有进入深秋。气象资料显示,北京的农历八月,白天平均气温是摄氏26度,如果是晴天的正午,还会有些许炎热感;夜晚平均气温也有摄氏15度,虽然有些凉意,但不至于有寒冷之感。北京无霜期近两百天,初霜时间通常在农历九月底。所以,鲁迅写作《秋夜》的农历八月十七,北京还不可能有繁霜洒下,地上的野花草还决不可能在寒冷中瑟缩、发抖,枣树也不可能已经落尽叶子。
        
    
    
    如果说那一夜,鲁迅的确站在后院看天、看地、看树,并且在有所感后写下《秋夜》,那他写下的,就是亦真亦幻的景象,是现实与想象的融会。
    为何鲁迅在并不可能有霜的夜里感到了严霜,在并不寒冷的夜里感到了寒冷,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这表现的是鲁迅心理的真实。虽然自然界并未进入寒秋,但鲁迅站在那里,却感到有阵阵寒意袭来。“更极细小”了的、“瑟缩地做梦”的、“冻得红惨惨”的,并不是园中的野花草,而是鲁迅自己。此外,葱郁的枣树却落尽了叶子,也是鲁迅的幻觉。鲁迅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投射到天空、枣树、园中的野花草身上,又把这些用自己的主观感受重塑过的景物写在了纸上。另一种解释是,鲁迅写的是预感中的景象,是即将到来的现实。虽然天空还并没有繁霜洒下,但很快就会有风刀霜剑降临人间;虽然枣树还在勉强葱郁着,但很快就会叶子落得一片也不剩;虽然园中的野花草还显出生机,但很快就会瑟缩、颤抖、凋零。鲁迅预先写下了它们必然会面临的命运。
    至于鲁迅为何把并不寒冷的夜写得寒气袭人,原因当然并不简单,但时代、社会的混乱、黑暗的确可视作原因之一。《野草》诞生于1924年,而这一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不是从安定转向混乱,而是从混乱转向更混乱;不是从光明转向黑暗,而是从黑暗转向更黑暗。当时的《国闻周报》发表评论说:“民国十三年,战乱相寻,杀戮无穷,百业凋敝,民不聊生。”[17]罗志田、杨天宏等人合著的《中华民国史(1924—1926)》也反复强调1924年的转折性特征。该书以这样一句话开篇:“1924年春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18]而鲁迅的《野草》正创作于这一时期。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的较量在这期间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态势,力量的对比急剧变化着。1923年秋,曹锟以贿选当上总统,是造成政治军事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各路军阀分分合合、忽敌忽友,整个中国陷入战乱之中。局势的变化从1924年年初便开始,各种力量的冲突到了《野草》萌生的九月,便发展到必须战场厮杀的地步。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紧接着,9月15日,也就是鲁迅执笔写《秋夜》的这一天,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924年爆发的军阀混战,对黎民百姓的祸害较以前更为严重,这首先是因为双方使用的武器都极大地进步了。1924年8月30日,曹锟命令“装配全部飞机,准备作战”[19],于是,飞机作为一种作战武器出现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的中国天空。“第二次直奉战争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手段而且规模宏大,给社会造成的灾难空前严重”[20]。当时的记者有这样的哀叹:“此次东南东北之战事,杀人盈野,耗财千万,历时及两月,牵动遍全国。人民穷于供应,输卒毙于转徙,加以战地人民财产之丧害,与商业交通机关之损失,综其总数,殆不下数亿万元,元气斲丧,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复。”[21]
    正因为飞机作为作战武器出现在了北京的上空,所以它也就出现在了鲁迅的《野草》里:
    飞机负了掷下炸弹的使命,像学校的上课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飞行。每听得机件搏击空气的声音,我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
    隐约听到一二爆发声以后,飞机嗡嗡地叫着,冉冉地飞去了。也许有人死伤了罢,然而天下却似乎更显得太平。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叶梅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收拾了散乱满床的日报,拂去昨夜聚在书桌上的苍白的微尘,我的四方的小书斋,今日也依然是所谓“窗明几净”。[22]
    这是《野草》最后一篇《一觉》开头的两段。飞机嗡嗡、炸弹爆炸的世界,与自己身边的太平、明净形成对比,而身边小小天地的太平、明净,显得那样虚幻。
    
    鲁迅本来就对中国社会满怀悲愤。到了1924年9月,在鲁迅眼里,不仅仅是北京,就连整个中国也如一座地狱。各路军阀、各种力量的争战,无非是在争作地狱的主宰者。《野草》中的《失掉的好地狱》,正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隐喻。在写于1931年11月5日的《〈野草〉英文译本序》中,鲁迅说:“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尚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23]
    《野草》是一丛长在地狱边沿的小花,是鲁迅面对地狱的感受。现在我们回到1924年9月15日深夜写作《秋夜》的现场。那一夜,鲁迅走出小小的卧室兼书斋,站在后院,看着世界,仿佛置身于地狱的边沿。虽然节令并不寒冷,但鲁迅却感到了逼人的寒峭。于是,天空仿佛降下了繁霜;野花草仿佛苦苦挣扎、瑟瑟发抖;枣树的叶子也仿佛被寒风掳光,只剩光秃秃的树枝。《秋夜》中这样写天空:“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这当然是一种主观感受。《秋夜》里还有这样的表达:“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的嘴里。”这当然也是一种幻觉。所以,天空降下繁霜、野花草冻得发抖、枣树落尽叶子,也可以作如是观。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此刻虽然还并不寒冷,枣树还勉强葱郁着、野花草还勉强红绿着,但很快,北风就会刮起,繁霜就会降下。这与人间世界的步调是一致的。人间的世界也将越来越凄惨、越来越血腥。总之,仿佛站在地狱边沿的鲁迅,切实地感到了寒冷,或者真切地预感到了寒冷,才在其实并不寒冷的夜里,写出了寒夜的景象。
    在1924年9月15日深夜写下《秋夜》之前,鲁迅应该并没有创作一部散文诗集的打算。9月15日写了《秋夜》,9月24日写了《野草》中的第二篇《影的告别》和第三篇《求乞者》。《秋夜》发表于12月1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3期,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相距两个半月;《影的告别》《求乞者》同时发表于12月8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4期,这两篇的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也同样相距甚久。《语丝》周刊是鲁迅参与创办的刊物,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来了便立即发表的。《野草》中的篇什,都发表于《语丝》周刊,而从第五篇《复仇》开始,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通常都相距一周左右。《希望》写于1925年1月1日,发表于1月19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10期,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相距十八九天,已经是相距时间最长的了。从第五篇《复仇》开始,写作日期与发表日期相距一两个月的情形再没有出现过。
    《语丝》创刊号出版于1924年11月17日,这当然意味着《秋夜》等最初的篇什不可能一写出便在《语丝》发表。但是,从最初的几篇写出到《语丝》创刊,也有不短的时间。这期间,鲁迅不断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创作和翻译。这意味着,《秋夜》于9月15日写出后,鲁迅就把它放进了抽屉,没有马上投稿。同样,9月24日接连写出《影的告别》《求乞者》后,也暂时放进了抽屉。与《影的告别》《求乞者》同时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期的,还有《我的失恋》。《我的失恋》篇末注明写于1924年10月3日,本来是要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但正是《我的失恋》导致了《语丝》的创刊。鲁迅在写于1929年12月22日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我的失恋》写好后交给《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稿子已经发排,但代理总编辑却趁孙伏园外出到排字房把《我的失恋》抽去,导致孙伏园愤而辞职,便有了创办《语丝》之议。[24]
    《语丝》是孙伏园与鲁迅等人共同创办的周刊,编辑第1期时,当然很缺稿子,而鲁迅写文章也是义不容辞的。在《语丝》创刊号上,鲁迅发表了两篇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和《“说不出”》。前者写于1924年10月28日,其时《语丝》创刊号已在征稿,此文简直可认为就是为《语丝》创刊号而作。而《“说不出”》则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在《语丝》周刊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日期,也没有作者署名,当属补白性质。此文后来收入1935年5月出版的《集外集》。《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这几篇作品,写好后并没有立即投出去。《语丝》创刊时,鲁迅也没有拿出这几篇作品,而是另外写了《论雷峰塔的倒掉》。这似乎说明,《秋夜》是一时冲动的产物,而《秋夜》写完后,鲁迅感到类似的作品可以写一个系列,所以这第一篇暂不急着投出,因为需要想一想这个系列总体的基调。应该是在11月下旬《语丝》要发排第3期稿件时,鲁迅拿出了这篇散文诗。
    《秋夜》发表时,标题是《野草·一,秋夜》。作家零星发表作品的结集,通常是在结集时才起个书名,别人是这样,鲁迅一般也是这样,但《野草》这个书名,却是发表第一篇作品时就定下了。《秋夜》从写出到拿给《语丝》的这段时间,鲁迅创作系列散文诗的想法终于形成,并且把最后结集的书名也想好了。写于10月3日的《我的失恋》,本来只有三段,12月上旬,《语丝》要发排第4期稿件时,鲁迅加了一段[25],与《影的告别》《求乞者》一起拿给《语丝》,三篇同时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期,总标题则是《野草二—四》。《我的失恋》有着明显的游戏色彩,甚至可以说不无油滑意味,与《野草》的总体格调并不十分相符。鲁迅把《我的失恋》也放在《野草》的名目下发表,可能因为这时候,他对《野草》总体上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情感基调,还没有明确的意识。但此后,在《野草》的名义下,带有游戏和油滑意味的作品就再也没有了。此后各篇,在意旨上或许各不相同,但严肃、冷峻、沉郁则是共同的品质。
    至于鲁迅为何一开始就把预计中的散文诗集命名为《野草》,是一个颇费思量却又难以解释的问题。
    [①]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
    [②]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230—231页。
    [③]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第230—231页。
    [④]秋吉收:《鲁迅———野草与杂草》,九州大学出版会2016年版,第33—40页。
    [⑤]李万钧:《论〈野草〉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俞元桂、黎舟、李万钧:《鲁迅与中外文学遗产论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184页。
    [⑥]参见孙玉石《〈野草〉研究》,第243—244页。
    [⑦]参见王彬彬《月夜里的鲁迅》,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11期。
    [⑧]鲁迅:《野草·秋夜》,《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168页。文中所引《秋夜》原文均出于此。
    [⑨]参见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⑩]这一天日记有“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记载,参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11]这天日记有“午后杨仲和,李慎斋来,同至阜成门内三条胡同看屋,因买定第廿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的记载,参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92页。
    [12]这天日记有“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的记载,参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213页。
    [13]1924年1月15日日记:“与瓦匠李德海约定修改西三条旧房,工直计泉千廿。”(《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149页。)
    [1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15]许钦文:《在老虎尾巴》,《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1983年版,第62页。
    [16]参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277页。
    [17]引自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1页。
    [18]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第1页,第40页。
    [19]参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10页。
    [20]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第1页,第40页。
    [21]转引自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第40—41页。
    [22]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第2卷,第228页。
    [23]鲁迅:《〈野草〉英译本序》,《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3卷,第348页。
    [24]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1卷,第346页,第346页。
    [25]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1卷,第346页,第346页。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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