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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生态活动的理论与实践越来越受到重视，因而生态题材书刊的出版也愈加流行。相关图书文献编目的不足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误认识，即有关生态问题的文献是近期才出现的。本文从文献类型学视角，对15—18世纪出版于欧洲及俄国的生态领域文献进行了研究，追溯了该领域图书出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图1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中文译本  图2 老普林尼《博物志》原版扉页 对生态题材的关注最早见于以下论著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Аристотель）的《动物志》（由三部分组成：关于动物的器官、动物的起源、对动物的描写）；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Теофраст） 的《 植物志》；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Плиний Старший）的《博物志》。正是这些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的观点对现代学者的生物生态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的作品可知，他们创作这些作品的时间与生态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时间是一致的。这些自然科学家的论著包含许多错误的描写和论点，中世纪时这些论著被完全教条化，因而未能促进生态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尽管内容不尽准确，但这些作品仍长期受到关注并十分抢手，在15—16世纪这些作品被多次再版，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上述作品出版的相关数据见表1。  表1 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斯、老普林尼作品出版相关数据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对于世界以及人类在世界中位置的认知。早期在陌生国度游历而得的新发现，促使研究者对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对动植物的新奇世界产生了浓厚兴趣。瑞士自然学家、环境科学教授К.格斯纳（Conrad Gesne，К.Геснер）的作品《动物历史》和意大利学者、博洛尼亚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第一所植物园和动物博物馆创建人У.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У.Альдрованди）的作品《鸟类学》，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生态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К.格斯纳的作品《动物历史》共五卷，用拉丁文写成，是百科全书式的出版物。第一卷里附有著者参考的文献索引。第二卷和第三卷里附有插画，其页数占全书总页数的1/5。书中的插画或是作者自己完成，或是借用П.贝隆（Pierre Belon，П.Белона）、Г.郎德勒（Г.Рондле）、А.丢勒（Albrecht Dürer，А.Дюрера）的插画。《 动物历史》 出版于1551—1587年，19世纪前曾是生态动物学（生物学分支，研究生物体在自然和人造条件下的构造和功能）的主要教材。收藏于莫斯科市达尔文博物馆的该书副本中有专题注释，足以证明这一点。该书出版信息见表2。  表2 格斯纳多卷本《动物历史》书目出版数据 阿尔德罗万迪的《鸟类学》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书籍。在该书中，作者致力于描写和图解说明自然界的多样性。该书成了当时医生、药剂师、植物学家不可或缺的手册。其出版的相关数据见表3。  表3 阿尔德罗万迪两卷本《鸟类学》书目出版数据 这两部作品尝试描写和概括动物及其在自然生活栖息地的生活方式，是16世纪仅有的生态学知名作品。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当时生物知识的积累在火热进行，但格斯纳和阿尔德罗万迪的学术观点还是与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在认识自然方面具有一致性。格斯纳和阿尔德罗万迪均认为自己的活动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作品的延续。 通过对16世纪问世的生态主题出版物的研究，我们可以筛选出一些具有法律性质的官方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反映的是生态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当研究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学术观点形成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环境保护活动将会成为生态学学科当中的组成部分。但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涉及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被归为应用领域的生态学出版物。在人类社会过去的阶段中，该领域的法律文件规定，对乱砍滥伐树木给予社会性的禁止和制裁，对鱼类捕捞实施定量化，对鹰和天鹅等鸟类栖息地及海狸栖息地进行保护，同时也明确了防止森林火灾发生的诸项措施。 “生态学的应用”最初主要出现在东欧立陶宛大公国的法律文件中。《立陶宛大公国法令》是封建权力的法律汇编，内容由14 部分组成，包括488 项条款。在这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当中有7 条内容涉及环境保护。该法律文件最初用的是古白俄罗斯语并于1588年在马莫尼奇维尔纳印刷厂印刷，由副首相撒别格（Сапега）监督，由于该法在以后多个世纪都拥有法律效力，随后又多次再版印刷。 生态科学在16世纪开始形成。在思想先进的圈子内出现了对生态学研究抱有兴趣的学者，古代思想家作品出版和再版、现代研究者（格斯纳和阿尔德罗万迪）专业领域文献的问世，均是证明。笔者选出了五本当时的书，这些书籍并不真正属于生态学专业领域，只是包含了一些生态学的数据和总结，但正是这些书促进了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发展。所有的书都用的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在法国、瑞士、威尼斯、德国等地的私人印刷厂印刷出版。这些作品有着不同的用途，如学术的、应用的、教学的，也供研究者和普通爱好者使用。 通过分析17世纪在欧洲国家和俄国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笔者未曾发现可以归入生态主题的任何一个出版物。在文献中出现的也仅仅是提到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РобертБойль）以及荷兰显微镜学家安东尼·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Антониван Левенгук）的个别著述及生态方向的实验，但其著述的出版物却无法找到。仅可以推测，这些出版物是英国皇家协会印刷的，因为当时所有学者的科研著作都在该机构内部，而不对外公开。 截至18世纪初，对动植物的研究有了量和质的提升。如果说此前的研究仅限于在欧洲国家出版的个别具体著述，那么在18世纪，著述的数量大增并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这也使俄罗斯生态学专业领域图书的出版成为可能。 18世纪初，由于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与别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巩固等，俄罗斯国内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治上的先决条件伴随着民族文化、科学和教育的形成。俄罗斯文化具有鲜明的世俗性：曾一度成立科学和教育机构。18世纪主要为教会服务的出版业也曾得到发展。彼得一世执政时期开始创办新的印刷厂并改造已有的印刷厂，出版物的主题已有所改变。如果说18世纪以前自然科学方面（包括生态内容）的书籍仅在欧洲印刷，那么随着1728年俄罗斯科学院下属印刷厂的开办，俄罗斯也成了学术著作出版的重要阵地之一。 除了印刷学术书籍，俄罗斯科学院印刷厂也印刷过法律文件（法令、条例、章程）等官方书籍。这些规范性文件所研究的问题均为禁止乱砍滥伐树木、保护濒危物种、创建自然保护区、保护海洋资源等。 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条文在同时期颁布的法令中占比并不是很高（约3%），但重要的事实是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条文确实存在于政府的决策当中。可以完全确定的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基础是在当时打下的。 1724年，彼得一世提倡创建了圣彼得堡科学院。根据彼得大帝的意图，科学院不仅仅要“生产”科学，也要将其“传播”，在这些“科学”当中包括自然科学（我们主要指环境科学）。在政府的资金支持下，俄罗斯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对具有生态学特色的俄罗斯植物群和动物群进行了描写、研究和系统化。田野调查的成果便是科学院教授们的诸多学术著作，如С.П.克拉舍宁尼科夫（С.П.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的《堪察加地志》、И.И.列别辛（И.И.Лепехин）的《科学院博士列别辛副教授俄罗斯国家各省旅行日志》和《关于自然繁殖药用植物药力试验需求的探索》、П.С.帕拉斯（П.С.Паллас）的《 俄罗斯各省游记》、Г.Ф.米勒（Г.Ф.Миллер）的《西伯利亚王国一览》以及医学博士С.Г.格梅林（С.Г.Гмелин）《旨在研究三个自然王国的俄罗斯旅行记》，这些成果均在圣彼得堡科学院印刷厂印刷出版。表4 为18世纪俄罗斯学者在科学院印刷厂出版的学术著作相关数据。  表4 18世纪俄罗斯学者在科学院印刷厂出版的学术著作相关数据 科学院印刷厂在当时不仅出版俄罗斯学者的学术著作，也从事自然科学译著的出版发行，如表5 所示。  表5 18世纪科学院印刷厂出版的自然科学译著相关数据 除圣彼得堡科学院下属的印刷厂外，从事生态主题书籍出版发行的还有莫斯科的大学印刷厂。如它在1784年出版过英国学者威廉·德汉（William Derham，У.Дерэм）的著作《物理神学》的俄文译本，并于1797年由该印刷厂再版。 18世纪上半叶，随着普通教育学校和专业教育学校相继成立，对教材的需求随之产生。科学院教授В.Ф.祖耶夫（В.Ф.Зуев）编写了《自然历史图解》，1786年出版于圣彼得堡（布莱特科普夫印刷厂），专供俄罗斯帝国人民学校使用。众多学者将这本教材看作生态学发展初期阶段的出版物。该教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受欢迎，18世纪曾两度再版（1789年在布莱特科普夫印刷厂，1794年在维利科夫斯基印刷厂），19世纪又第三次再版。 由此可得出结论，生态题材书籍的出版量在200年间略有增长：17世纪有5 部，18世纪有7 部。该时期在俄罗斯出版的书籍绝大多数都出自圣彼得堡科学院印刷厂，只有少数书籍是在私人印刷厂和莫斯科的大学印刷厂印刷出版的。就种类而言，18世纪出版的生态题材的所有书籍均属学术类、科普类、教科类和官方类。尤其要指出的是，当时的文献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进行严格区分。因此，对这些文献的分类有时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作者简介 Н.И.希什金娜，白俄罗斯国立工艺大学教师。 О.В.托卡利，白俄罗斯国立工艺大学教师。 译者简介 张英姿，文学博士，中国科普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后，主要从事科普科幻文献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